中北龙太郎律师发表演说：“日本最高法院违背南京大屠杀的真实，为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撑起一把保护伞，这种践踏历史真相的反动判决，是与否定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动向相呼应的。我们严厉谴责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
丹羽雅雄律师发表演讲：“我们在这场审判中有三个目的。一是证明《东史郎日记》的真实性；二是不允许有某种势力篡改历史；第三也是考验日本的法官怎样对待历史认识的问题。绝不允许‘皇国史观’复活。法院虽然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决，但我确信，人民大众的斗争阵营会越来越强大。”
空野佳弘律师的演讲：“我非常惊讶，日本最高法院在这种时刻进行‘判决’。去年12月刚提出新证据，即12月13日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6万多人的‘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史实，要求做出公正的司法判决’的签名信。而法官根本不去理会这些，只是担心会引起国际上关注此案，决定趁早了断。这是一起直接伤害历史被害者感情的审判。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审判的特别意义假装不知。正因为日本司法界缺乏国际观才会有这样的判决。”
日本龙谷大学的田中宏教授在声援东史郎###上说：“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发生在南京的举世震惊大屠杀，当时在日本国内却进行了大规模的‘庆祝南京陷落’的活动，这一60年前的阴影至今在日本还没有散去，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这场不公正的判决。”
日本女子大学的金子马丁教授在###上发言，声援东史郎：“应祈求和平市民团体的请求才公开自己日记的老兵，被‘战友’起诉而遭法院判处‘名誉损害罪’和罚金，这种事情在德国不可想象。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德国如果谁否定了纳粹的犯罪，或认为只是小问题，是正当的话，必然要受到刑法制裁的。判处公开‘日记’的老兵有罪，从司法角度来看，等于不承认战争犯下的罪行。对欲否认历史团体的所作所为，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公然进行袒护和包庇，即使再狡辩也是站不住脚的，应该感到羞耻。”
金子马丁教授说得对，应该感到耻辱的不是东史郎，而是不承认日本战争罪行，公然袒护、包庇和怂恿否认历史团体所作所为的日本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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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请东史郎向中国人民做报告（1）
树欲静而风不止。
如果把东史郎比作一棵老树，在其垂垂老矣的时候，原本是想沐浴在一片风和日丽的春光之中的。因为再坚硬的老树，也经受不起太多的雪压霜欺。
但是，岛国日本经常刮起飓风。尤其是人为刮起的历史旋风，总是上下联动、无奇不有、无孔不入，而且急风暴雨、咄咄逼人、声嘶力竭。
2000年1月23日，在30多个和平团体联合抗议右翼势力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举行的反华###后的当晚，东史郎及山内小夜子给我发来了传真称：“我们有向中国###告的义务，希望能为我们安排为期10天在中国的访问。”
爱因斯坦通过对相对论的研究认为，人们不可能穿梭于历史，因为人们不可能制造出超过光速的东西。依此理论，正因为人们不可能穿梭于历史隧道，去还原当年的真实情景，但可以为历史奔波，将历史真实的记忆告诉人们。东史郎正是这样的人，虽然他已经年逾古稀。
其实，东史郎作为历史的老人和证人，他的历史记忆以及由记忆引发的思考是极其宝贵的，应当传达给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接受和支持东史郎战后第六次访华，向中国###告的理由和初衷。
东史郎一行访华的最初时间表，日方想定在2月上旬，我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值春节期间，不宜组织活动，建议安排在2月下旬至3月上旬。经双方磋商，日方接受了我的意见，确定于2月下旬至3月上旬。
在访问地点上，日方开始考虑为南京、北京和西安三个城市。访问南京、北京两市我无异议，但考虑到沈阳是“九·一八”历史事件发生地，而上海市与刚刚发生反华###事件的大阪府是友好城市等因素，建议不去西安市，改去沈阳市和上海市。最终得到东史郎的同意，确定访问南京、北京、沈阳和上海四个城市。② （注释：②原载《南京党史》2000年第3期。）
2000年2月25日，东史郎先生再次来到丹阳，回忆63年前在这里参与侵华战争时的情景。
东史郎先生又来了！依然是飘逸的满头银发，只是忽然间白发稀疏了许多。2月25日清晨，我们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迎接东史郎一行时，这是东史郎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们选择了在位于沪宁高速公路起点附近的江苏饭店用午餐，以便饭后能安排高龄的东史郎稍事休息。该饭店老总热情地邀请东史郎留下墨宝留念，他欣然同意，挥毫写下“和平友好”四个大字。
下午，汽车在沪宁高速公路上奔驰，东史郎看着车窗外的江南水乡景色，触景生情地说：“63年前，我随同日军第十六师团，正是从上海杀向南京的。”他突然提出：“朱先生，我们去一下丹阳好不好？”
去丹阳？我一听愣住了。
这是我们原先没有计划的。再说，我们还得从沪宁高速公路下去，绕道行驶一段路程，然后再折返回沪宁高速公路。
尽管如此，我还是同意了东史郎的要求，了却他的心愿。
在丹阳县城外，东史郎指着城内的宝塔说：“这座塔名叫白塔。当时我们在攻打丹阳县城的时候，曾遇到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战斗异常激烈。对于当时的情况，我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③（注释：③《东史郎日记》第147－149页。）与我们一起去浦东国际机场迎接，并随行的江苏电视台、南京电视台、南京广播电台等媒体的迟进军、陈正荣、高静等记者，记录下了东史郎的现场回忆。
南京是东史郎先生此次中国之行的第一站，也是《东史郎日记》诉讼案由发生地。这次是东史郎战后第六次来南京，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向多年来一直坚定支持他在法庭上与右翼势力较量的南京人民，报告日本最高法院倒行逆施判决的最新情况，同时表达他将继续斗争下去的坚定决心。
南京人民以宽容、热情和友好的姿态善待东史郎。虽然南京有许多所高校和单位，真诚地邀请东史郎去作报告，也有六七家电视台、广播电台希望对东史郎作专题节目，但考虑到东史郎已经88岁高龄，不能使其过于紧张劳累，经过协调，请东史郎一行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集中作一场报告、3000人听讲，而专题节目只请江苏卫视一家作代表，支援东史郎的座谈会也只召开了一场，邀请南京社会各界人士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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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请东史郎向中国人民做报告（2）
江苏省中医院还邀请东史郎去该院作健康体检，他们抽调了4位名医为其诊病，此举直接地体现了南京人民对东史郎的关心与温暖。
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顾浩，省委宣传部长王湛，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志军，南京市副市长许惠玲等领导，还专程看望了东史郎一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聘东史郎为该馆名誉馆员，给东史郎一定的礼遇。
2000年2月27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东史郎先生面对“遇难者30万”石壁双手合十，真诚忏悔。
在宁期间，东史郎一行始终面对着热情友好的南京市民，东史郎、山内小夜子等日本友人，为此几次流下了感动的热泪。特别是2月26日下午，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听东史郎报告会的一位女高中生朱玄同学，有幸得到一本有东史郎签名的《东史郎日记》。遗憾的是，她在接受南京某新闻单位采访后，无意中把书错放在别人的自行车后架上。回家后，发现书遗失后，痛哭流涕。朱玄的爷爷曾经是位抗日老战士，他和孙女为找这本书，竟打印了30份《寻书启事》，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附近张贴，后又连夜赶到《服务导报》社，自费刊登《寻书启事》。在报社记者和我的协调与帮助下，补给了朱玄一本书，后来，当她重新得到东史郎签名的《东史郎日记》后兴奋不已。这起寻书与签名事件，在南京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映衬出青年人希望通过《东史郎日记》，进一步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强烈愿望，同时也使东史郎及其日本友人为之动容。
南京青年秦敏群为东史郎先生的正义行动所感动，专门为东史郎创作了一曲《忏悔》的歌曲。以唱《我的中国心》而享誉中国大江南北的香港著名歌星张明敏闻讯后，也专程来宁，义务演唱并灌制了这首歌的录音带。在南京各界人士声援东史郎座谈会上，当音箱响起“不用怕，东史郎，正义的人们会给你勇气和力量！不用怕，东史郎，正义的人们会和你一样坚强”的旋律时，东史郎不禁老泪纵横。
27日下午，东史郎一行即将离开南京前，老人提出再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趟。他看见馆内广场上新放养的一群白色的鸽子时说：“鸽子象征着和平，让和平永在人间！”在该馆新发掘的“万人坑”遗址前，看着眼前累累的白骨，东史郎扑通一声跪下，再一次，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谢罪！④（注释：④《“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40页。）随行的记者纷纷地举起了摄像机和照相机，记录下他再次向中国人民下跪以谢罪的场面。
这使我想起1970年12月17日，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yandt）访问波兰并签署了两国互不侵犯协议后，又在主人的陪同下，参观华沙犹太人纪念碑时，他双膝下跪。⑤（注释：⑤《世界日报》，1970年12月18日。）1971年，勃兰特因此获诺贝尔和平奖。
一个是国家总理，勃兰特代表曾经加害的德国人民向受害的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下跪谢罪；一个是侵华老兵——东史郎代表曾经是加害者的自己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下跪谢罪。他俩国籍不同、身份不同，所代表的对象也不一样，但从加害者的立场上，向受害者表示真诚谢罪的精神和举动，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他们是另一种形式的大愚大智者。
东史郎在参观北京卢沟桥时合影（中：东史郎，右一：朱成山，右二：林伯耀，左一：山内小夜子，左二：张承钧）
随后，东史郎先生还去中山门外的四方城，在现场向人们回忆了1937年12月12日夜晚，他们所在的日军步兵二十联队，在这里屠杀中国战俘的历史。
四方城附近就是梅花山，当时正值赏梅时节，我们劝说东史郎也去看一看万株盛开的梅花。梅花是南京的市花，正在赏梅的南京市民一眼认出了东史郎，纷纷赶过来与他合影留念。东史郎还弯腰抱起了一个打扮得如花般的小女孩，乖巧地南京娃顺势亲热地伸手搂抱着东史郎的头照张像片，逗得在场的人们一阵笑声。我站在一旁突然发现，东史郎其实也像一株历经风霜的梅花树，他以特殊的方式吐露着芳芬，为人们所接受和欣赏。
第九章 请东史郎向中国人民做报告（3）
东史郎一行结束了在南京为期两天的演讲报告会活动后，于27日晚乘飞机抵达北京。我带领本馆的日语翻译常嫦、资料部主任刘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