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过去未曾有过的新感受。
周恩来深情地称赞红四军的经验，一再肯定那些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别开生面的，其作用决不局限于闽粤赣三省，必将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周恩来的这种认识，不是陈毅来上海以后才有的。
陈毅从周恩来带来的中央文件中，看到一件8月21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发出后他正好在路上。
当他读到指示信中“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的多多”这样一些句子时，不禁心潮起伏。
中央是这么看重和称道红四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过去怎么没有这样看呢？多么好的一支军队！多么坚强而能干的领导人！过去为什么偏偏看不见他们天大的优点，而常常为一些相比起来微不足道的缺点争得面红耳赤而大伤感情！这值得吗？陈毅看出周恩来有这样的含义：要知道，走遍全国还找不到第二支这样的军队，要看到红四军的了不起，朱毛的了不起！李立三的讲话也使陈毅耳目一新。
十、上海情结（上）（5）
中央为什么在“二月来信”中非要红军分成小部队散入农村、朱毛非得离开军队不可呢？李立三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原来这是远方来的理论起了作用。
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布哈林断言：在革命低潮时期，中国红军的主力部队没有存在的条件，只能分成小部队散入农村，才能保存红军并深入土地革命。
中央某些人便照搬照转，真是害人不浅。
后来形势有了好转，中央也看到这样的指示不合时宜了，中央就不再坚持要红军分散和朱毛离开军队了。
但中央真正改变态度是在这年6月上旬收到毛泽东从瑞金发出的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以后。
据李立三说，在6月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结合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不能贸然分兵的四条理由作了长篇发言，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说明愈是困难的时候愈不能轻言分兵。
李立三也支持周恩来的见解。
这样，中央很快有了共识，对毛泽东的意见表示肯定。
陈毅这时有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的感觉。
现在细细地回首一件件往事，细细地回顾同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交往，远在上海的陈毅有了新的感受。
现在，他对过去一些有争议的事情有了新的认识。
他对毛泽东等人的看法在不知不觉中改变。
经过三人委员会的多次讨论，陈毅自己感觉到他的思想正在一天天改变。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央的种种批评也不觉得言过其实，不觉得刺耳了，反而认为是一种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
几天前，中央指示信中有这样的话：“在大敌当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你们应指出红军中党的生活之正确路线，号召全体同志消灭一切纠纷，一致拥护此正确路线向着敌人奋斗。”
“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
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
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
这是对红四军“七大”的批评，指出代表大会没有为红军指出正确路线而偏于内部争论，严肃地指出应该怎么办，毫无回旋余地，不允许讨价还价。
陈毅把这当成对自己的批评，他不认为自己只代理了短短几天前委书记，而且又是“七大”选出不过两月出头的“过渡内阁”的前委书记，因而看轻自己的责任，更没为此而抱屈。
相反，他把这些鞭辟入里的批评，当成警钟，当成鞭策，使他时时重视路线问题，把遵循正确路线看得重于一切。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不时告诫红军官兵警惕流寇思想，当时不少人感到这种说法过于严厉，有些危言耸听。
现在陈毅听来备感亲切，由衷地佩服毛泽东切中要害的眼光和他的远见卓识，对他更有了一种亲近感。
更为可贵的，这比中央提出的警惕把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的说法整整早了一年多，可见他的先见之明。
周恩来和李立三高兴地发现陈毅认识上出现的变化。
周恩来提议，委员会提交政治局审议的意见书由陈毅来写，李立三随即附议。
陈毅见他们两人非常诚恳，也不再推辞，便一口应承下来。
陈毅这次应召来到中央，有一种进了训练班的感觉。
后来他多次向人谈起这一切身感受。
现在，他代表三人委员会给中央政治局写意见书，无疑就是完成训练班的答卷，他写道：“目前红军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红军如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
这里，“普通军队”这个词用得好，用以区别红军，避开了“流寇”或其他不好的字眼，既利于多数人接受，又区分了两种军队的不同本质。
陈毅又写道：“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这一崭新的提法，是毛泽东、朱德和陈毅他们长期从事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
从中已经看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雏形，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对于革命战争特定条件下的集权制，陈毅也有说法：“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
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谈到朱毛问题，陈毅有了全新的认识：“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
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
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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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上海情结（上）（6）
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
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
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多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至此，一切关节都已打通，陈毅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了根本转变，坦诚地欢迎他回前委主持工作了。
有了这样的态度，便再无障碍，行文也就格外顺畅明白了：“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陈毅执笔的意见书，并正式作为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这就是对红军发展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有名的“九月来信”。
10月初，陈毅回到了红四军。
他永远忘不了这次上海之行的经历，忘不了此行对他一生思想发展的影响。
从此以后，他长期身负重任，工作、战斗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没有犯过右的或“左”的重大错误。
这在全党全军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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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上海情结（下）（1）
陈毅预言的1939年进上海没有实现。
但是，这一次他的大名进了上海，见之于上海的大小报纸上。
日本鬼子怕他，上海的老百姓喜欢他，影响比前几次都大。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
这年6月，他率领第一支队由皖南进入江南敌后，先后取得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军车和火烧京沪线上日军据点新丰车站等一系列重大胜利，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声威大振。
韦岗，也叫卫岗。
卫岗初战告捷，人心大快。
陈毅一时高兴，随口吟成《卫岗初战》七绝一首：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陈毅的名字连同这首诗很快在江南敌后传开，后来也传到了上海。
卫岗一仗规模虽然不大，影响却不小，蒋介石也跑来凑热闹，通过新四军军部发来嘉奖电：叶军长：所属粟部，袭击卫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仍希督饬继续努力，达成任务。
1939年二三月间，周恩来到新四军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陈毅坚决拥护中央东进北上的计划。
陈毅找叶飞谈话，派他率第六团越过京沪路到江阴、无锡、常熟一带地区活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开展工作，立即着手组建一个新六团继续留茅山地区坚持斗争，“这可是到敌人窝子里打转转，吃饭拉屎都能碰到几个敌人。
你们敢不敢去？”
叶飞说话毫不含糊：“谁说不敢去？这个任务我们包了！几时出发？”
“准备好了就出发！”
就这样，陈毅一锤定音。
5月下旬，叶飞的第六团一切准备就绪，待命出发。
不巧，准备动身的前一天，军部突然来电命令停止东进。
理由有二：六团到了日伪军众多的东路地区有被消灭的危险；六团越界会刺激国民党三战区而影响国共统一战线。
陈毅找来叶飞征询意见。
叶飞说：只有冲出狭小的茅山地区到路东求发展，才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江南敌后根据地才能巩固和发展。
只要过去了做好工作，不必顾虑军事上会被消灭。
至于三战区，刺激他是那样，不刺激他也是那样，只要对抗战全局有利，就不妨放手去干。
陈毅听后非常满意，当即郑重宣布：部队照原订计划按时出发，军部追问起来由他来挡。
叶飞他们到了路东，正式打出“江抗”的旗号。
他们依靠群众，严守纪律，捷报频传。
部队由500余人剧增至5000余人，枪支弹药翻了几番，除改善自己装备外，还源源不断地运回茅山和皖南军部。
“江抗”的活动，引起国民党三战区的疑惧，他们断定是陈毅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茅山的新四军主力派过去了。
三战区总指挥、江南挺进司令冷欣又是写信又是发电报追查此事。
陈毅告诉冷欣：此事须派人去路东清查。
但人少恐怕不行，起码得去一个营。
为有利于执行任务，得配备电台。
冷欣怕这样一来，新四军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