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猖狂了没有好下场！我过去也斗过人家，人家也斗过我。
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上还不知道晚上怎么样。
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我顺风倒，我不干！我的话可能触犯了一些人，我个人可能惨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敢讲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钱不值！”
陈毅一身正气，具有震慑人心的巨大力量。
那些仇视陈毅的人噤若寒蝉。
他又转向在场的干部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也要挺直腰板，敢于向那些不负责任的造反派斗争！他们不去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反，专造我们的反，难道不该斗争？！”
这时，一个细若游丝的声音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陈老总，你误会了，我们现在不是向你来请示了吗？！”
陈毅一眼瞥见一个臂缠红袖章的单薄瘦小的小人物，此人几天前却伙同一些人当着众多外国使节的面，令某国大使低头认罪。
他们还别出心裁地要别人下跪、爬行，神气活现，不可一世。
就是这些造反派，他们居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付自己人。
他们批斗部长助理龚澎就是这样，要她跪在长条椅上回答问题，一跪就是好长时间。
最后龚澎终因体力不支从长椅上栽下来。
“她装死，装死！不能饶了她，不能饶了她！”
那伙造反派嚎叫着，又是叫，又是笑。
陈毅实在看不下去了，上前劝阻和制止。
他们却只当耳旁风，根本不理睬。
现在，陈毅听了眼前这个瘦小个子的一番自我表白，感到一阵恶心，不禁怒从心头起：“请示？不敢当，不斗就感谢你了！当面请示，背后又骂我的祖宗，典型的两面派！”
在场的人都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谁也不愿多言语。
从大家的眼神可以看出，各人的反应是复杂的：有的觉得非常解恨和痛快，认为陈毅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使他们大大出了一口气，有的感到担心和忧虑，害怕惹来新的麻烦；有的对陈毅横眉冷眼，显然对他极不满意，恨不得一口吞了他。
在回家途中，杜秘书在汽车里几次想给陈毅提个醒，便直来直去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请他讲话时嘴上尽可能放个哨兵。
但这一回他却不听劝，态度坚决而冷峻：“不，我不怕，我就是要讲！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我陈毅又跳出来了。
对！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要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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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对“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开火（1）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等人开中央常委扩大会。
会上，毛泽东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以后要扩大，采取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的形式经常不定期召开，增加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和叶群，张春桥、姚文元在京时也参加。
此后，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碰头会或两三日，或三五日开会一次，主要讨论有关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这时，《军委八条命令》起过一阵好作用以后，由于受到中央文革某些人的歪曲和阻挠，逐渐成了一纸空文，全国形势更加混乱。
2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例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同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一伙出现了严重意见分歧。
叶剑英从座位上愤然立起，怒视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起而助战，愤怒地质问这伙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叶剑英冲着张春桥等人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随后又质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康生、张春桥、陈伯达等人缺乏思想准备，一个个被问得瞠目结舌，显得十分狼狈，只有“理论家”陈伯达、关锋两人小小抵挡了一下。
陈伯达辩解说：“叶帅，我向来是尊敬你的，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则摆出一副斗士模样，将皮包往桌上一摔，气势咄咄逼人：“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
主持碰头会的周恩来，见双方各不相让，僵持不下，只好宣布：今天的议程，没有你们争论的内容，要争论以后另行安排。
这次争论就此草草收场。
散会后，陈毅有意同叶剑英走在一起，靠近他的耳朵，撂过去一句话：“剑公，你真勇敢！”叶剑英面露微笑，低声地回了一句：“彼此彼此！”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又一次在怀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程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
出席会议的有几位老帅、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主管经济计划工作的负责人。
开会前，谭震林在怀仁堂会议室门口与张春桥相遇，他们边往里走边说话。
谭：“你为什么不让陈丕显来北京？”
张：“群众不答应呵！”
谭：“陈丕显从小干革命，我们都了解他。
你们应该保他才对！”
张：“这事，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这时，他们一起步入会议室，在各自的座位上就坐。
谭震林对张春桥一味推托，用群众作挡箭牌的态度极为不满，发言时便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打光。
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
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谭震林越讲越生气，想到清华大学蒯大富一伙人搞的丑化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漫画，更是怒不可遏。
他提高声音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
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
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
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这时，谢富治插话：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多次保谭震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越说越激动，霍然从座位上立起，一边收拾桌上的文件，穿衣服，一边朝会场外走，冲着文革小组一伙人激愤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这一切，陈毅看得一清二楚。
不言而喻，他的同情在谭震林一边。
他见谭震林要走，便赶快叫住，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谭震林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陈毅却早已按捺不住，便接上刚才的话题忿忿不平地说：“目前一些青少年斗争方式很‘左’，许多老干部被斗得很苦，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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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对“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开火（2）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种情况如不加制止和纠正，使这批青少年养成一种过‘左’的作风，他们上台二十年后，就可能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
我对此十分担心。
在延安整风时期，有些人也整了老干部。
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
总理不是挨整吗？可是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自己走向了反面。
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吗？斯大林任用赫鲁晓夫，以后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把苏联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段历史令人深思……”余秋里拍着桌子质问：“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又插话为文革小组开脱责任，说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余秋里息怒，不要这样讲。
李先念不满谢富治是非不分，忿然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聂荣臻也对林彪、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联动”分子大为不满，气愤地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有这么多人站在谭震林一边，使谭震林十分感动。
他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
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李先念插话：我也哭过几次）。
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接口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在这天下午怀仁堂碰头会上，陈毅的发言意犹未尽。
当天晚上9时许，他应“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之邀，又在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对20多名归国留学生代表作了长达七个小时的讲话。
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这些年轻人：同学们，你们从国外回来刚刚十来天，对国内情况不了解，对“文化大革命”也不了解。
“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一回事，究竟怎么个搞法，也弄不清楚。
你们首当其冲应该做的事情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多调查研究。
你们要革命，我们并不反对。
但是，年轻人不要光满足于轰轰烈烈。
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
要踏踏实实，不要轰轰烈烈。
你们一回国就要开批判驻外使领馆资反路线这样的大会，不是满足于轰轰烈烈吗？可要谨慎从事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今天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干部问题。
前一段是为革命小将说话的，现在要为干部说话了。
《红旗》杂志马上要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叫做《必须正确对待干部》。
社论中要引用毛主席《学习和时局》中提出的对于人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