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苏联当局咄咄逼人的战争叫嚣，几位老帅表现得格外冷静。
在座谈讨论中，他们依然坚持先前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的看法，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条件不成熟。
为立于不败之地，中央决定加强战备很有必要，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警惕，不能一时一刻放松战备。
叶剑英说：“魏、蜀、吴三国鼎立，形势同样错综复杂，波谲云诡，可是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结果兵力强大、 称雄中原的曹操连吃败仗，不得不承认三分天下的事实。
这一历史教训，可以参考。”
陈毅赞成借用前人的经验，以史为鉴。
他提出了一个惊人设想：“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战略需要考虑，我们为什么不能打美国牌？自从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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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建议（4）
我向中央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冰冻状态。
在边境地区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不能无所作为！”
陈毅关于打开中美关系冰冻状态的意见，得到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的一致拥护，只有外交部列席座谈会的两位干部流露了某些担心，因为这与“九大”政治报告的见解完全相左。
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造反派多次围攻陈毅时，就曾攻击陈毅“与资产阶级头目握手言欢”，现在如果提出打美国牌，提出与美国对话，岂不是打好辫子让别人来抓吗？他们委婉地传达了外交部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希望四位老帅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原则上讲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
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
陈毅恳切地表示：“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
我们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但我坚持我的看法，必须尽早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打开中美关系。
这个观点一定要报给毛主席！”
9月3日，越南胡志明主席逝世。
以周恩来、叶剑英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当晚即返国，未与苏联领导人照面。
随后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
苏方又是通过越方传话，又是通过苏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
此事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同意在首都机场会见。
这时柯西金已离开河内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
当他接到中方答复后，便匆匆调头向东，飞往北京首都机场与周恩来相会。
这次柯西金在北京机场停留三小时，会谈、吃饭和休息都在机场，没有离开那里一步。
9月11日，新华社作了低调报道：“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由此可见，两国关系何其冷淡，何其疏远。
陈毅等四位老帅在一起认真阅读了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与柯西金的谈话纪要，并进行了深入讨论。
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
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
我们没有军队驻在国外，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调了很多军队到远东。
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
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
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双方应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等问题达成协议。
周恩来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这次短暂会晤，取得了部分具体成果，双方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和改善两国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讨论中，几位老帅认为，总理对柯西金的谈话很典范，也很策略，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战略、策略思想，维护了国家利益，显示了泱泱大国总理的风度。
柯西金此次中国之行，连北京城也没进，多少有点低三下四、屈尊就教的味道。
其所以如此，这与苏联想同中国缓和一下关系有关，一则可以借这次会见做文章，借中国压美国，一则可以摸摸中国的底。
这次在中苏边境发生流血事件背景下进行的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会晤，虽然中国官方通讯社只作了寥寥数语的低调报道，却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
美国中央情报局更是急不可耐，向所属有关情报部门发出指令，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停留三小时的详细情况。
陈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苏一接近，美国就沉不住气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尼克松不会自甘落后，一定会急起直追。
这次中苏首脑会谈，震动了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
这次戏剧性的中苏首脑会晤，并没出现两国关系全面缓和的局面，相反，还存在许多不安定因素，战争气氛有增未减。
柯西金没有否认苏联向中国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向一位美国代表扬言，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
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对外放风，说什么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立即出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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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建议（5）
伦敦《新闻晚报》披露，苏联正在为挑起战争进行准备。
如果这场战争在中苏之间爆发，“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联可能对中国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所有这一切似乎说明，战争正在向人们一步步逼近，一场严重的军事较量势在难免。
情况真真假假，扑朔迷离，这给决策者作出正确判断带来了困难。
怎样看待眼前的局势呢？几位老帅没有被假象所迷惑，表现了明察秋毫的细心和少有的冷静。
他们经过充分讨论，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写出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
由陈毅定稿的这份书面报告，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疑难问题，9月17日报送周恩来总理后，受到高度重视，对中央的正确决策具有重要作用。
报告明确指出：“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想“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为“对华作战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苏修感到并无把握”。
“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
美国“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实用主义的需要”，“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
而中国“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
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
“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
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陈毅还着重就打开中美关系问题提出了他的设想。
他说，关于打开中美关系问题，我考虑了很久。
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
我们曾建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谈才是解决像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一类重大实质问题的切实可行途径，却被美国拒绝。
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
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
经过深思熟虑，陈毅为打开中美关系，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合常规”的想法，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在恢复华沙会谈时，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不提先决条件。
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
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
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
陈毅表示，他将把这些“不合常规”的想法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这的确是一些惊人的“不合常规”的想法。
那时中美不但没有外交关系，而且中国一直视美国为最主要的敌人，美国把中国看成无法接近的“铁幕”，恢复华沙会谈已是相当不易了，举行中美高级会谈更是不敢想像。
使人难以置信的是，周恩来听了陈毅当面说出这个“不合常规”的想法以后，竟大为惊喜，表示将用最快的速度报告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引起他深深的思考。
不久，他果断作出决定：同意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谈判；欢迎美国派人到中国来，尼克松本人来也欢迎。
1970年1月20日，中美大使在华沙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恢复谈判。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协助，熊向晖以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
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
7月16日，双方发表公告，宣布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正如陈毅所预言的，这一消息引起全世界的震动。
这时，陈毅已经病重住院。
熊向晖特地赶到301医院探望，欣喜地向他报告了中美关系的近况。
陈毅对中美关系终于打开很高兴。
他兴奋地说：“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