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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土豆救了命
4、“我们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命。”
战争一开始，特别是进入紧张胶着状态后，原有的正常秩序就都被打乱了。苏联最高层的注意力在战争，彼时的口号就是：一切为了前线！孩子的生活、教育的照料，不可能再像和平时期那样体贴入微。以往国际儿童院的主管上级是共产国际，1943年共产国际取消了，主管上级转为苏联的红十字会。红十字会能力有限，只要能维持孩子们的生命，还能继续使他们受教育，就已经是竭尽所能了。
除了吞噬生命的战火外，陈祖涛他们更深切和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的，是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昔日苏联政府的温饱保障没有了，配给食品对正在发育期的孩子明显不足，匮乏的补充和一些生活必须品的采集，只能靠孩子们自己的双手面向黑土背朝天地索取。
在伊万诺沃，做饭和取暖都烧劈柴。此刻，劈柴全要靠孩子们自己伐木，自己劈成合适的柴块。虽然儿童院和学校就在森林里，但在苏联，即便是战时，森林里的树木也是不可以乱砍乱伐的，必须到指定的地点去砍伐。据说从沙皇时期，森林就受到很严格的管理，哪里可砍伐，哪里不许砍伐，砍伐后必须种植等等规范很细。砍伐区离驻地很远，冬季用的劈柴，夏季就开始伐木劈块垛好，冬天用爬犁拉回来烧。
孩子们在学校附近开荒整地，种上了被视为苏联当家菜的胡萝卜、大白菜；在离学校较远的地方，种植了大片直到现在俄罗斯低层的老百姓仍作为基本主食的土豆。因为路途远，到那里劳动都是乘坐马车往返。
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数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洋铁皮水桶，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就像人们在《列宁在1918》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把皮一剥，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
“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的。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像蔡博、郭志诚、赵施格等等，个子都在一米六多一点。我的父亲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而我只有一米###。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严重地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可我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我们的命。”陈祖涛说。
许多年后，陈祖涛回顾起来，觉得经历这样的环境和磨练，从中获取的收益在一生都享用不尽。他“文革”中受冲击被赶到了东北的乡村僻壤，就因为有在苏联学到的那些生存技能，贫穷和困厄一点也难不倒他。
因为特殊的战争环境，孩子们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除了生存自救、学习知识以外，孩子们还进行了军事战备方面的训练。他们学习了战斗行进、挖战壕、使用武器、射击，防空和如何处理没有爆炸的炸弹，伤员的抢救和受伤后的自救等等。孩子们还参加了献血，女孩子则在课余时间从事军用被服的缝纫。
毛岸英感叹人生的一大憾事
5、毛岸英感叹人生的一大憾事
在卫国战争初期，像毛岸英、苏河清、蔡博等，已经是十###岁的大小伙子了，陈祖涛他们也有十四五岁了。虽说他们都经受了军事训练，也在演习中摸过了枪，但男孩子们更迫切地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在战场上与德国法西斯一决高低。
多数孩子当时的想法是能进一个速成的军事学校，学一门军事技术，马上应召上前线参加战斗。陈祖涛说：“我和几个同学当时特别想上海军学校，学完了就当海军。”
然而战时的苏联政府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保护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领袖后代们的生命安全。斯大林曾经亲自签署过一份文件，规定凡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应征入伍。
但儿童院里年纪稍大的孩子，并没因这一纸规定而熄灭参战热情，特别像想参军的毛岸英，就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坚决请求从军。他毕竟身份比较特殊，居然被破例批准了。
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来了一个叫纳努伊尔斯基的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了。毛岸英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很高级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毛岸英从速成班毕业后，穿着军装到国际儿童院来。陈祖涛他们看见毛岸英穿着漂亮的苏联军装，佩带着中尉的军衔，简直羡慕得要死。
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出了苏联国界。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联方面就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着（实际上是担任保护）毛岸英到前线苏军作战的各个战场转了转，但依然没有让他参加作战。
后来在1950年，已经回国4年多的毛岸英陪李克农来莫斯科，就苏联对中国参加抗美援朝的武器援助问题进行谈判。他还专门邀请陈祖涛和另一位同学、美国共产党主席邓尼斯的儿子季莫菲耶夫，一起到他住的当时苏联最高级的旅馆莫斯科旅馆见面，李克农安排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在席间聊及卫国战争时期的往事，毛岸英感叹说：“卫国战争时期，我几度要求参战，斯大林不同意，最后只是到前线走了走，没有和敌人面对面地作战，实在是一大憾事。如今我国决定以志愿军名义入朝与美国纠集的联合国军作战，这次我无论如何不能再错过到前线参战的机会。”
当年除了毛岸英这种极个别的情况外，别人都没捞到上军事学院、到前方观战的机会，只有郭亮的儿子郭志诚差一点成为例外。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做出一个规定，男性苏联公民只要超过了16岁，就必须参军。郭志诚年纪稍大一点，当时已经超过了16岁，报名后被编进了后备役部队。
他穿上了军装，头发也剃光了，进行了几个月的新兵训练。我们都觉得他真幸运，可还没等上前线，他就让苏联方面查出来是中共的子弟，把他从部队中“清理”了出来。毕竟是经过了几个月的正规训练，所以回到儿童院后，他就成了年纪稍大的中国孩子的军训教官。陈祖涛说他过去曾有一张照片，是在郭志诚的带领下，他和另外几个人在进行枪械训练。
也是在战争年代，陈祖涛经毛岸英介绍，加入了苏联的共产主义青年团。1942年下半年，毛岸英临去军校学习前，提议由陈祖涛接替原由自己担任的儿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经过孩子们表决，陈祖涛当上了这个民间组织的主席。
儿童委员会是儿童院孩子们自我约束的组织，主要工作大致分为三项：一是督促学习，通过各个班的代表，通报了解学习情况，促使大家争取好成绩；一是参与劳动自救的管理，保证劳动量，进行劳动统计，进行劳动组织安排等；一是参与组织军训和体育娱乐活动，打乒乓球、踢足球，跑步出操。委员会由各专项委员组成，郭志成就是当时的军事委员。
贺子珍被送进了苏联的精神病院
6、贺子珍被玛尕洛夫送进了苏联的精神病院
生活并不总是在演正剧，除了残暴的敌人强加给孩子们仇恨之外，自己营垒的不良分子和丑陋行为，也在使孩子们的感情复杂起来，有了更丰富的爱憎，并且学会了与不良行径做斗争。
1943年，国际儿童院新来了一位院长，名字叫玛尕洛夫，他的妻子叫伊莲娜·尼古拉耶夫娜。中国孩子们和他们接触没有多久，就发现他们歧视中国人。他们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孩子都还可以，可就是对中国的孩子另眼相向，总是挑刺儿、找茬大加申斥。
陈祖涛说：“虽然我们当时还是孩子，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非常敏感，因此我们对他很有意见，尤其是我这个儿童委员会主席，和他接触要比别的孩子多一些，感受就更深一些。我们经常组织起来和他们交涉，给他们提意见，或者跟他们暗斗。”
继而，中国孩子们又发现了玛尕洛夫的贪占行为。战争期间很艰苦，但苏联政府还是设法保障儿童院孩子的食品有一定的量，本来比之和平时期这些食品已显得不够充足了，而玛尕洛夫还从中克扣。
玛尕罗夫夫妇吃小灶，孩子们吃的清汤挂水的时候，却看到院长夫妇的餐桌上总不乏肉和蔬菜，汤盆上漂着厚厚一层油，这全靠刮孩子的油水。陈祖涛说当他们发现这种情况时，就觉得他们很卑劣，不像革命者和领导者。
让中国孩子对玛尕洛夫忿忿的还不止这些。战争开始以后，国际儿童院里，又来了两位中国的成年人，一位是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一位是林彪第一任妻子张梅。张梅原名刘新民，陕北米脂人，当地老话云“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张梅长得确实很漂亮。1938年她陪林彪到苏联医治枪伤，他们在这里生下了女儿林小琳。然而也就是在苏联，林彪和张梅感情破裂，1942年林彪只身回国，张梅则留在了苏联。
当德军的闪击战迅速推进到莫斯科附近时，原来共产国际接待和管理的各国共产党人，都离开莫斯科被疏散到各地，像陈祖涛的父亲陈昌浩，就被疏散到了中亚细亚一个小城市库坎多，《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到了塔什干，另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李立三去了杜尚别，贺子珍、张梅就被送到了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
贺子珍、张梅来到国际儿童院也没有工作可做，在苏联也没什么认识的人，也不会俄语，没什么人来往，就是住在教师的楼里度日。时常陪伴她们的，就是她们在苏联的孩子。陈祖涛记得总看见李敏常和母亲贺子珍在一起，林小琳也常和母亲张梅在一起。
她们的生活和孩子们差不多，每天就是几百克的面包，没有其他的食品，甚至还不如孩子，吃不饱，营养不良，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贺子珍常常变卖自己的衣服。她从中国带了一些衣服到苏联。在伊万诺沃，或者用自己的衣服和邻居换些食品，或者就在住所外面摆小摊，变卖点钱购买食品。
陈祖涛印象里，贺子珍那时的脾气很不好，有时不知因为什么生气或碰上不顺心的事，就会打李敏。“我们特别同情贺子珍、张梅她们。当时感到最可怜的就是李敏，她年纪还很小，有时还挨打。”
也许就是由于贺子珍老发脾气和打孩子吧，负责照管贺子珍生活的国际儿童院长玛尕洛夫，竟然把贺子珍送进了苏联的精神病院，让她和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在一起。陈祖涛他们在延安就见过贺子珍，后来又知道她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主席的前夫人，看到她受到这样的待遇，陈祖涛他们非常生气，他说：“我们就觉得玛尕洛夫是个混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副书记罗荣桓先后到苏联看病，从陈祖涛他们口中得知贺子珍被送进疯人院的情况。他们随即向国内做了报告，经交涉才把贺子珍接回莫斯科，又于1947年送她回国到了东北的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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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之女、张闻天之子的蒙难遭际
7、《红樱桃》与朱德之女、张闻天之子的蒙难遭际
20世纪末公映的电影《红樱桃》，是由也曾留苏的叶挺之子叶正明的儿子拍摄的，传说电影主人公是根据朱德女儿朱敏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但电影毕竟是艺术，虚构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