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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国民党内一些高级将领以将士在前方拼死拼活，待遇很差，而四大家族却在后方刮民脂发财、拒绝打仗为由，要求四大家族拿出四五亿美元充作军费。陈布雷出于忠诚，劝蒋介石动员宋、孔捐资疏急。蒋介石见一贯顺从的陈布雷也发起了逆耳之论，顿时火起，打了陈一个耳光。而在以往平日里，蒋介石总是一口一个“布雷先生”，对陈谦恭优礼备至。突遭凌辱，加之对形势的悲观失望，使他萌生了弃世的念头。
1949年2月上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服安眠药自杀的消息，又传入贾亦斌耳中。陈布雷、戴季陶，都是国民党###，他们都对国民党绝望而选择自杀，说明国民党气数已日薄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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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一支万人的军官队伍
19、段伯宇遵周恩来嘱托进入国民党内/“光找杂牌军不行，我们需要自己掌握武装。”/一个有十多人的反蒋秘密团体，在蒋军核心部位形成/贾亦斌第一反应就是，抓武装的机会来了/组建预备干部训练总队的计划，很快即经蒋介石批准
自从蒋经国“忠孝不能两全”的辩解，使贾亦斌预感他们终将分道扬镳后，贾亦斌就与段伯宇的往来多了起来。
段伯宇是贾亦斌在陆军大学时的同学，其父段云峰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会员，曾在蒋介石就读过的保定军校任过教，后与中共有联系。段伯宇则早在20年代初即接受了马列主义新思潮，1937年到延安，1939年遵周恩来嘱托进入国民党内。
段比贾亦斌稍长几岁，但却显得沉稳老成许多。在陆军大学后期，内战阴云郁积，贾亦斌常毫无顾忌地在公开场合与主战学员争辩，段伯宇则总是沉默不语；而在私下里，他便不再隐瞒对贾亦斌见解的支持。贾亦斌隐约觉得他有共产党的背景。
离开陆大后，贾亦斌曾几度和段伯宇等知心同学聚会，对时局发发议论。一次，贾亦斌说到国民党政权已病入膏肓时，流露了解甲归田的念头。段伯宇却意味深长地劝他要忍耐，“要有实力，要掌握武装。”贾亦斌细细体味，更坚信了自己的推测。
1948年晚秋，贾亦斌独邀段伯宇到中山陵，向段袒露了他对国民党已不抱任何幻想，并告之前不久的江苏之行，发现许多将领也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想另谋出路的情况。
“时局如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贾亦斌问。“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要另谋出路乃势所必然。但光找杂牌军不行，我们需要自己掌握武装。”段伯宇重复了一年多以前的那句话。
这次中山陵的密谈，贾亦斌和段伯宇商定了一个如何掌握武装的初步计划。分手后，他俩分头在国防部及国民党军事机构内，联络在陆大时旨趣观点相投的同学，组成了一个有十多人的反蒋秘密团体。
不久，段伯宇通过他的表弟温尚煜，与中共上海局接上了关系，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派委员李正文负责领导段、贾等的工作。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的辽沈战役刚结束，国民党军丢失了东北的全部地盘，廖耀湘、王耀武、范汉杰等高级将领，不是战死就是被俘，数十万人被歼。在华北、中原的作战中，国民党军亦是损兵折将。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凭借长江天险，扼守江南半壁江山了。
依照蒋介石这一意图，国防部参谋次长林蔚计划在江南组建30个新军，这就需要一大批中下层军官。林蔚找到贾亦斌，询问预备干部局能召集多少干部。
贾亦斌第一反应就是，抓武装的机会来了。他说仅在嘉兴、杭州、重庆、关中4个青年中学读书的原青年军复员军人，就有一万余，他们均已取得少尉预备军官资格；此外还有不少等待就业的青中学生，因此马上就可以召集一支万人的军官队伍。
林蔚听说能召集万人，顿时兴奋了起来，这么一来，30个军的连、排军官就配备齐了。“太好了！”他喜不自禁。贾亦斌乘势毛遂自荐：“如果能解决编制和装备的话，我愿负责动员和组织训练。”
“你要什么，尽管说，我尽可能满足你。”林蔚当即拍板组建预备干部训练总队。这一计划很快即经蒋介石批准。
一支表面属于“太子系”的救急之师、实际上是准备摧毁国民党统治的武装力量，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陆军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简称预干总队）”初创时有千余人，很快就扩充至4000人，贾亦斌兼任总队长。
当这一消息发布时，正在杭州家中的蒋经国曾致电贾亦斌，表示祝贺，希望预干总队能成为拱卫蒋家王朝半壁江山的有生力量。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恰恰是这支武装，举行了震动宁、沪、杭的嘉兴起义。
在南京发动一次“西安事变”
20、周至柔在一次参谋部会议上，提议将被俘人员统统杀掉/贾亦斌按部就班地实施着掌握武装计划/我们应该在南京发动一次‘西安事变’式的突然袭击
为了使预干总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所有重要职务，贾亦斌都尽力安排追随自己多年信得过的老部下；对时局不满而要求进步的青年军军官；曾作过解放军俘虏，经教育释放后，被国民党送进中央训练团的军官。
在中央训练团受训，实际是“洗脑”。国民党对被俘人员极不信任，空军司令周至柔甚至在一次参谋部会议上，提议将被俘人员统统杀掉，说是“如果不杀，将来亡国就亡在这批人身上。”只因有人认为这样会激起大事变，才决定将这些人送进中央训练团“洗脑”。但由于这批人深感被歧视，故而越洗越与国民党离心离德。
除了组织保障外，贾亦斌还通过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使这些年轻的预备干部们摆脱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将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反对国民党腐朽统治行动上。他还通过与预备干部们同吃，同住，同训练，促膝谈心，把他们凝聚在自己身边。
贾亦斌按部就班地实施着掌握武装计划，突然传来国民党政府准备从南京迁往广州的消息，贾亦斌觉得应该趁此举事。他把秘密团体的成员，紧急约到自己家中。
在向其他成员通报了迁移计划后，贾亦斌说：“我们不能让发动内战的祸首逃之夭夭，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在南京发动一次‘西安事变’式的突然袭击。”
在坐的大部分人，都同意贾亦斌的主张，他们甚至具体地商量起由贾亦斌率预干总队占领紫金山，刘农畯率伞兵第三团把守两路口飞机场，把蒋介石及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要人都抓起来，送往解放区，已及早结束内战。
这是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计划，但贾亦斌他们没有丝毫的怯懦和犹豫，甚至纷纷掏出了手枪，恨不得马上行动。唯有段伯宇始终保持着冷静，不同意贸然行动。他分析说：就局部而言，南京的敌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当自己处于绝对劣势又没有充分的准备时仓猝举事，无异以卵击石。
“大家的勇气和热情可嘉，但现在时机不成熟，我们已经做了相当的铺垫，不能使之功亏一篑。搞革命不能感情用事，逞一时之快；反蒋大举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要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最佳时机。”经再三议论，大家接受了段伯宇的意见。
1949年初，平津、淮海战役相继结束，国共力量对比骤然改观，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的矛盾急剧激化和公开化。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政府“副总统”、桂系的头面人物李宗仁，授意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暗中串联搞“五省联盟”。而在此前，河南省主席张轸已宣布独立；湖南省主席程潜，也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
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焦头烂额，偏偏此时白崇禧打来了敦蒋下野、让贤于李的逼宫电报。电告以最后通谍的口吻，要蒋在2月1日前隐退；否则将把华中国民党军全部交给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华中地区，停止使用金圆券；凡从四川东运的武器弹药均予截留。
迫于重重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第三次“冬眠”，于1月底隐居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老家；李宗仁出任代总统。这就是史家所称的“南京逼宫”。
在时局的这一演变后，贾亦斌所率的预干总队奉调到浙江嘉兴，原本酝酿的在南京发动“第二次西安事变”的行动，便失去了再筹谋的意义；贾亦斌等遂因势而变，另谋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举行联合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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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中的京沪杭起义
21、谋划中的京沪杭起义，是个规模颇大的联合行动/张执一对贾亦斌部的起义给予了特殊的关注/贾亦斌的这种选择遭到了一些同志的反对/有人担忧贾亦斌会成为丁锡山第二
在上海市宝山路宝昌路口，有一幢白色的小楼，小楼的主人，是段伯宇的弟弟、时任国民党淞沪港口副司令的段仲宇。在军警的护卫下，这里成为密谋起义的理想之所。自1949年元旦后，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李正文、段伯宇、贾亦斌、刘农畯、王海峤等便三天两头在此聚会。
谋划中的京沪杭起义，是个规模颇大的联合行动，贾亦斌估算了一下，大约有由他领导的预干总队，刘农畯领导的伞兵第三团，段仲宇领导的淞沪港口司令部及附属的三个汽车团，王海峤领导的工兵第四团，贾亦斌的同学刘卫领导的驻扬中县第41师，同学方懋锴领导的青年军209师，同学王修身领导的驻守芜湖106军，同学于兆龙领导的驻守南浦镇第95军等12支部队，六七万人参与。
这个起义计划受到中共的高度重视，李正文在段伯宇的陪伴下，一一看视了计划参与起义的部队，随后向这些部队一一派遣了联络员。
但是，经过缜密分析和商议，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认为：立即发动如此大规模联合起义的条件尚未成熟，眼下还是以分头准备，各自随机行动为妥。
显然，张执一对贾亦斌部的起义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因为预干总队是蒋经国的嫡系，起义选在宁沪杭中心地带，政治影响将是巨大的；且即便不能在军事上给国民党予重创，亦可使其新建30个军固守江南的计划流产，并与解放军渡江作战相呼应。
为此，策反委员会特派张文藻打入预干总队，以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贾亦斌为其谋得一个秘书的职务，使之能够在预干总队公开活动。此时，预干总队起义方案的筹划，已进入具体细节的研讨。
在行动时间上，有人认为以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后为好，里应外合，成功的把握较大。但贾亦斌认为及早行动虽然要冒较大风险，但能造成国民党军心的更大震撼，破坏其新建30个军与中共隔江对峙企图，更能有力地策应配合解放军渡江。策反委员会认可了贾亦斌的意见。
恰在此时，蒋氏父子指示贾亦斌，率预干总队乘船从海路调往福建。贾亦斌想：这是个极好的机会，船上都是预干总队的官兵，掌握住船就控制了航向，可立即开往解放区，待国民党方面发现变故时，起义部队应已出国民党势力范围之外。
海上起义，无疑是最安全的选择。但就在此时，贾亦斌得知刘农畯率领的伞兵三团，亦将乘船调往福建鼓浪屿。如果预干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