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以前在口头在较大范围内讲过，知道的人较多。所以有些人便将《三部曲》与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所讲的傅的批评，混为一谈了。
二、说毛泽东同志看过傅的化学讲义，是猜测之词，没有根据……
啰唆写来，不过是订正两件事实。叶的文章是很好的。如来得及，将两点事实改正，则更圆满。顺便向叶致意。
敬礼！
龚育之
1980年11月17日
采写傅鹰生平，使我开始注意起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后来我写了《沉重的一九五七》和《反右派始末》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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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与傅聪》（1）
我的报告文学创作的转折点是从写《傅雷与傅聪》开始的。
喜欢音乐的我，很早就注意到傅聪其人。但是，他曾有过“叛国分子”的可怕名声。
1979年4月，傅聪从英国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上海，出席父亲傅雷的追悼会。这时，傅雷的冤案已经平反，可是笼罩在傅聪头上的“叛国者”阴影并未散去。关于傅聪的报道，在当时是严加控制的。就连傅聪的报道不能超过多少字，必须安排在第几版，都有严格的规定。我当时从《中国青年报》的一份内参上，看到详细的傅聪的动向报道，傅聪又爱国、又“叛国”的曲折经历，引起我的注意。
我对傅聪有了些了解之后，我发觉他和他父亲傅雷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尽管当时无法发表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还是以他为模特儿写成一万五千字的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发表在《福建文学》杂志上。
《傅雷家书》由傅雷次子傅敏整理。最初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因为傅雷是在上海出生并在上海工作的，而且傅敏有一位老同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愿意为此书的出版牵线搭桥。意想不到，这么一本好书，竟遭上海人民出版社退稿！那是因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的领导人“左”的思想相当严重，总以为傅雷曾是右派分子，傅聪是“叛国分子”，出版这么一本由右派分子写给“叛国分子”的家书集，不妥……
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得知，马上“抢”走了书稿。《傅雷家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之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印了一版又一版。这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才后悔莫及！
由于《傅雷家书》的大量印行，1983年8月，当时任上海《萌芽》杂志编辑的作家赵丽宏，约我写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一口答应下来。
然而，当时傅聪远在英国伦敦，无法直接采访。我只得在上海着手采访。我访问了傅雷诸多亲友。内中特别采访了傅雷家的老保姆周菊娣，因为傅雷夫妇晚年和周菊娣生活在一起。
我到上海江苏路傅雷故居采访的时候，意外地遭到“白眼”：傅雷的房子是租的。傅雷夫妇死后，房子已经住进另一家人家。我进去采访的时候，一提到傅雷，住户马上不悦，不让我进去参观。我好说歹说，才让我进去，匆匆看了一下，却不许我拍照。
后来我才明白，傅雷夫妇当年自杀于屋里。后来搬进的这家，最初并不知道此事。当他们知道之后，心中感到害怕，再也不许别人提及此事。正因为这样，当我前去采访、拍照，理所当然，他们不予欢迎。
1983年9月14日，我应中央电视台之邀，飞往北京，编写电视系列片《小灵通》。我借此机会，在北京进行采访。
在北京，我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2年2月19日对傅聪问题作了明确的批示：
“应该欢迎这种特殊情况下出走者‘归队’。”
“要较充分地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的慈母心肠。”
胡耀邦的批示，更加坚定了我写好傅聪的信心。
在北京崇文门宾馆，我写出了报告文学《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最初是以傅聪第一人称写的，我以为这样读来有一种亲切感。正巧赵丽宏也出差北京，他看了之后，认为写得很好，唯一的缺点是以傅聪第一人称来写，不妥。我同意赵丽宏的意见。他说，改一下人称，属“技术性修改”，可以由他带回上海改一下，马上发稿。《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迅速排出清样，本来已经安排在第十二期《萌芽》杂志头条地位。已经箭在弦上。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变故：那支在弦上的箭，没有射出去！
原来，形势陡然发生变化：“清理精神污染”开始了！
本来，这篇报告文学与“清理精神污染”无关，但是在《萌芽》主编、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哈华脑子中，傅雷那右派分子、傅聪那“叛国分子”的影子并未去除。满头飞霜的哈华是个大好人，但是那一次次政治运动把他整怕了。他担心这篇报告文学会出什么麻烦。他对我说：“叶永烈，你为什么不写点别的，偏偏写傅雷、傅聪这样‘麻烦’的人物？”
《傅雷与傅聪》（2）
哈华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应该送审！
赵丽宏得知，坚决反对。他说，这篇报告文学为什么要送审？根据什么文件规定要送审？
我强调胡耀邦对傅聪问题作了批示，哈华说，他没有看到过！
毕竟主编说话算数。《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清样被送往有关部门审查。
《萌芽》杂志是在每月15日付印。13日、14日，《萌芽》杂志接连打电话向审查部门请示，都说“没有时间看”。这分明是在打“太极拳”！
《萌芽》无法，只得临时抽下《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赵丽宏非常焦急，因为这篇报告文学是他主动约我写的，而且他认为写得很好，没有任何理由不予发表。在无奈之中，他把《萌芽》的清样转给了江西《百花洲》编辑洪宜宾。
于是，重演了《傅雷家书》被上海退稿、成为北京三联书店畅销书的一幕。
《百花洲》当即决定发表，并排在头条地位。直至这时，赵丽宏才把有关情况告知我。
那一期《百花洲》尚未运到上海，上海《文学报》倒是先发表了关于《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消息！
紧接着，上海发行量甚众的《报刊文摘》刊登《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摘要！
许多报纸也摘载了《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接着，《报告文学选刊》全文转载了《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我还航寄傅聪和傅敏，也寄赠了傅雷诸多亲友，他们亦均表示非常高兴。
人们笑话《萌芽》编辑部是“买了炮仗给人家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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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傅雷夫妇死因（1）
在采写《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过程中，我采访了诸多傅雷亲友。我继续进行采访，着手写关于傅雷的报告文学。
这篇报告文学，题为《傅雷之死》，交给《人民日报》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
之后，我紧急通知《报告文学》编辑部，《傅雷之死》暂缓发表！
为什么我要求暂缓发表呢？因为我对《傅雷之死》要作重大修改。
我庆幸在《傅雷之死》发表之前，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
傅雷家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镇海人。从二十九岁起，周菊娣就来到傅家工作，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戚，然而十一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
我采访了她。
她回忆说：“傅先生是好人。有几次，我生病了，傅先生把医药费放在我的面前，一定要我上医院看病。我不去，他就发脾气。我看病回来，他才放心了。我的女儿住在浦东。有时我去看女儿，如果晚上八点还没回来，傅先生就坐立不安，生怕我路上出什么事情。有几次我把饭煮烂了，觉得真过意不去，赶紧向傅先生打招呼，他并没有生我的气，高高兴兴吃烂饭。还有一次，我失手把一盆大排骨翻在地上。我赶紧向傅先生道歉，他反而笑笑，幽默地说成了‘拖地板排骨’啦，没有责怪我……”
她说起了傅雷的为人：“傅先生正正派派，整天埋头于书房写作。来了客人，占了时间，他当天晚上就多工作一会儿，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有时候，我到书房里擦玻璃窗，他连头也不抬，一句话也不说，只顾自己工作。他的脾气非常直爽，见到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开销’。他心地好。傅太太性格温和，为人善良。我在傅家工作那么多年，从未见过傅太太发过脾气，她整天笑嘻嘻的……”
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
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是保姆周菊娣。
去派出所报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根据周菊娣的回忆写成的傅雷夫妇之死，当然是准确的。
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
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
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
我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
幸亏在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认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更正了种种误传——我明白，就连傅雷之子傅聪、傅敏，就连当时唯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说的情况，都与档案不符！
验尸报告指出，傅雷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这些档案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夫妇是上吊自缢……
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
我再度访问了周菊娣，又访问了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终于弄清真相：
那天上午八时半，周菊娣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规矩，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只是由于情况异常——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一直等到九时三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
当周菊娣走近傅雷夫妇卧室的时候，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没有回答。
周菊娣又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
周菊娣把房门敲得很响，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
周菊娣感到情况不妙，她非常紧张地推门，门没有反锁。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实际上，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
周菊娣吓坏了，不敢再看一眼，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
澄清傅雷夫妇死因（2）
户籍警左安民赶来，进入傅雷夫妇卧室，保姆一直不敢进去。
后来，当周菊娣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傅雷尸体已经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周菊娣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误以为服毒身亡。保姆凭自己的推测，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
为了详细了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的户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他的回忆，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
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九点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就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