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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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三雄- 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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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养活。再说,那里多是些陆小的同学在管事,他们很希望你去,共图大业。
  黄与李本是桂林陆小前后期的同学,彼此熟悉。再说,此时拖着部队继续东进广东,实在困难重重;而与李合作,可能会是发展自己的好时机。黄绍竑于是决定把部队带回玉林,投靠李宗仁。
  第二天,黄绍竑怕部队不同意改变方向,便故意下令仍向化州前进,行至石角圩(向东去化州、向北入桂境陆川县的交叉点),他对部下谎称化州的粤军与廉江的粤军要前后包围我们缴械,所以要把路线转向北方进入陆川。部下信以为真,于是,队伍进入陆川的田圩,这时他又碰到了在南宁因病脱离部队的夏威。
  夏威离开南宁后回到了容县,后来也到了玉林。这时,他受李宗仁的委派来到田圩,迎接黄绍竑。黄绍竑看出李宗仁是真心相邀,于是向部下说明了原委。他的部下此时也都服从了。黄绍竑的到来,令李宗仁如虎添翼,他的人马由原来的2000多人一下扩大为3000多人。李宗仁立即委任黄绍竑为第三支队司令,并划容县为黄部驻地。由此,开始了李、黄合作的历史。此时玉林集团广西自治军第二路的编制和干部情况是:
  总司令  李宗仁
  第一支队司令  李石愚
  第一统领  俞作柏
  第一营营长  李明瑞
  第二营营长  林竹舫
  第二统领  钟祖培
  第一营营长  钟祖培(兼)
  第二营营长  刘志忠
  第二支队司令  何武
  第一统领  伍廷飏
  第一营营长  伍廷飏(兼)
  第二营营长  尹承纲
  第二统领  陆超
  第一营营长  陆超(兼)
  第二营营长  (姓名不详)
  第三支队司令  黄绍竑
  第一营营长  夏威
  

玉林初聚(4)
第二营营长  陆炎(华甫)
  第三营营长  韦云淞
  另外还有炮兵连、机关枪连等。对于这次合作,黄绍竑后来回忆说:“由各处陆军干部学校毕业之广西学生,在陆谭时代,因遭旧军嫉视,极难发展。全省队中,陆军学生稍为集中,而能直接带兵,略有实力者,只有模范营及林隐青(林虎)所部之一部。民国十年(1921年)桂局崩溃,虽经困败,尚能掌握一部分实力。更能于颠沛流离之中,合而为一。”这就是日后统一广西的骨干力量。
  广西各路自治军在将局面搅乱一阵后,又开始向在北京的北洋政府表示效命。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也想收拾广西局面,就应这帮司令的要求,对这些“乱世英雄”一一加以册封。李宗仁得任桂林镇守使。其他如陆云高为梧州镇守使,韩彩凤为龙州镇守使,陆福样为百色镇守使等等。这个“镇守使”的官号,比自封的司令当然不一样,至于有什么不一样,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觉得至少可作摆设和筹码罢。
  既然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各路英雄”于是以“驱逐反骨仔,规复老帅天下”为名,联合向南宁进军。此时南宁早已呈无政府状态,各路自治军纷纷入邕,街上满是穿着草鞋、旧军服,标志不一,三五成群的军人。首先进城的陆福祥于是提议重设省政府,处理广西善后,统一广西军政,其他首领也表示赞同,于是在原督军署召开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会议,李宗仁也被邀参加。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会议作了这样生动的记述:“这是我初次和他们会面。他们四人(刘日福、陆福祥、陆云高、蒙仁潜)都是五十开外的老年人。除蒙仁潜系秀才出身外,其他三人仅略识之无,而我则是不足三十岁,受过完备的教育的青年,和他们在一起,显得十分不调和。至于他们的所谓‘开会’,也是不成其为‘会’的……。既无主席,也无记录。坐得不耐烦了,就爬到桌子上去。说起话来,也非常粗鄙。饿了,便招呼勤务兵去买几大碗米粉来,在会客室内围桌大嚼。实不成体统……我们正在讨论省长人选时,蒙仁潜忽然站起来,把省长大印抢了过去,说:‘我是秀才出身,省长应该由我来做。’蒙说完之后,陆云高也手忙脚乱地站起来,把财政厅长的大印抱了过去,说:‘财政厅长由我来当吧!’……他们再问陆福祥,陆说:‘我管他娘什么省长,什么财政厅长,老子没有了饷,只知道向财政厅长要饷啊!……”此次会上还推出了一位统率全省自治军的“总司令”林俊廷,原因是林早年的职位即是镇守使,名分当然在这帮新镇守使之上。在座这帮人联名向还避居黔桂边境的林俊廷发了一电。至此,一场闹剧结束。这显然只是一个乌合之众首领的聚会,所谓统一广西军政,只是说说而已。开会结果报北洋政府核准,北洋政府也照准不误:林俊廷任广西绥靖督办,蒙仁潜任省长,陆云高任财政厅长。但林未就职,蒙徒有“省长”空衔,号令不出郭门;陆的财政厅长也只是在南宁一带自己原防地收收税罢了,一切仍是旧时模样。
  李宗仁当时年龄、资格、经历都与这帮旧军人不同,在会上也只是敬陪末座,故表示“凡是诸位的决定,我一概无成见”,实际上心里十分瞧不起这些行为粗鄙、胸无点墨的“草头王”。他来南宁,主要是察看风向。局势依然混乱,他也无奈,只得离开南宁回玉林去了。
  这时,旧桂系首领陆荣廷也在重整旗鼓,1922年9月,他从越南返回广西,纠合旧部数千人,在龙州就任北洋政府任命的“广西边防督办”职务。次年11月,又从龙州回到南宁,自封为“广西全省善后总办”,并以“总办”名义,将全省自治军名目一律取消,重新颁发各部队番号,李宗仁的“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被改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按道理,旅长下只能设团,原来的支队司令就变成团长。那些部下都想当司令而不愿当团长,就要李宗仁“不要理会那个老头子”。但李宗仁没有采纳这种建议,而是虚与委蛇,表面上归陆荣廷节制,实际上对陆的新任命既不当面拒绝,也不正式就职。玉林仍处于独立状态,只是改司令部为旅部,其他一概如旧,以改头而不换面了之。
  

玉林初聚(5)
李宗仁率部驻防于玉林等7个县,兼管军民两政,无形中成了7个县的军政首长。李宗仁以黄旭初为参谋长,协助他管理民政。还在秘书处之下,设立民政、教育、财政等科,分掌辖区内各项行政事务。他整军经武,修明吏治,将玉林作为向外发展的根据地。
  从驻防玉林起,李宗仁就注意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在他范围所及之处,旧桂系残军、散兵、游勇、绿林等,多为他所收编。比如,1922年,俞作柏将马君武卫队官兵缴械,这些人就成了无人管的流浪者,其中约200人流落到贵县一带。李宗仁听说此事后,即令尹承纲去收编,凑成了一个营,由尹任营长。1923年秋,李宗仁同黄绍竑联合打败了盘踞贵县、桂平、平南一带的陆云高时,李宗仁就将接受投降的原陆部营长黄飞虎、梁瀚嵩、蒙志和游击司令刘权中、韦肇隆等部加以收编,并让这些部队原来的官长继续留任原职。为了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李宗仁除将地方上或者过境部队出卖的枪弹尽量收买起来之外,还通过德国洋行向香港购进枪支,又多次派人到香港买来弹壳和无烟火药,雇人翻装子弹。还以司令部名义向地方借用枪支。如将马君武卫队收编后,向贵县商会借步枪200支。他鼓励来营投充者自带枪支,带来枪支多的可以得到一定的军职。李宗仁还多方延揽人才,陆军大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广西陆军小学、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和广西干部军官学堂培养出来的广西军官,在他那里都担任了比较重要的官职,营长以上军官基本上都是这些人充当。这使各种有用人才,都“相率来归,乐为之用”。这批人,后来在李、黄统一广西的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经过两三年的苦心经营,李宗仁所部发展成6个纵队约10000人。
  在玉林,李宗仁更注意约束部下。他组织军风纪检查队,严禁骚扰百姓,并严禁外地的“自治军”和散兵游勇进入他的防区。对于境内的土匪,则采取坚决清剿的政策。他还经常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让部队掌握近代军事知识和作战方法。他在玉林创办了“第五独立旅干部教练所”,自兼所长,吕竞存担任教育长,抽调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前往受训,并招收一些中学毕业生前来入学,毕业后任下级军官。另外,还附设了一个“教导大队”,抽调班长及遴选足以充任班长的上等兵前来受训,以充实基层骨干。
  对辖区内的民政、财政等方面,李宗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整顿。在民政方面,他实行县长民选和互调的办法,即将甲县所选的县长,调往乙县任职,不准本县人在本地任县长职,以提高行政效率。在财政方面,他严格规定部队不得霸占税收,截留税款。在不增加捐税的原则下,对田赋及各种捐税进行清理,减少了官吏贪污中饱的现象,增加了公家财政收入。对于金融,他认真整顿,以稳定市场物价,安定群众生活。李宗仁这些安民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当时玉林所属各县,土匪肃清,吏治革新,贪污敛迹,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以致广西各地及广东南路的民众,为逃避匪患和战乱而纷纷迁来玉林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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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拓展(1)
黄绍竑并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他深深感到,李宗仁的作风过于稳重,加上局限于玉林五属一隅,政治上又彷徨歧路,无所依归,长此下去,将无大作为。他率第三支队驻防容县、岑溪两县,经过半年时间的休整,恢复了元气,就产生了往外发展的意向。他听说孙中山已击败了陈炯明,在广州再次组府,又派兵西向,准备入桂收拾沈鸿英,顿时感到机会来了。当时叛军沈鸿英部下邓瑞征师正驻防离容县、岑溪不远处的梧州一带。梧州是广西门户,地方殷富。黄绍竑认为,如能击败沈部,拿下梧州,以梧州为自己日后进取的根据地,不仅可以扩大地盘、增加税收,增厚财力,而且还可就此走出玉林,争取新的发展。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我回广西作李宗仁的部下,本是出于无奈,我的本意仍然是想与粤方联络,为将来求得发展。自从队伍开驻容县,就要开始剿匪。容县素以多匪见称,县境的一半都被土匪所占。当地土豪劣绅对土匪起初是抗拒的,后来见政府和军队的力量薄弱,得不到支持,乃反而与土匪相勾结,绅匪不分。我是容县封建大族,当然站在尚未与土匪勾结的家绅方面,极力进剿。在剿匪的时候,不但人员受到相当大的伤亡,而武器弹药更无法补充。加以玉林的地理形势和李宗仁的作风也不能使我有发展的机会,我内心非常苦闷。”他认为,玉林五属及容县的收入虽然能勉强养活现有军队,但是要发展则很难。尤其是枪械子弹,无法补充。如果把目标定在保境安民上,则形同中立,终究不是办法。他反复思考,终于意识到“只有投靠孙中山才有前途”。1923年春,黄绍竑密派他的亲信参谋陈雄到广州找白崇禧商量。
  在广州医治脚伤的白崇禧见到陈雄,喜出望外。他们分析国内形势之后,认为“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和北洋军阀;一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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