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拳。
卡斯特罗被这一拳打晕了，他摇晃了几下，差点倒在地上。但是对方仍紧紧抓住他，准备继续出拳，这时台下的人都叫喊着要对方松手。
卡斯特罗没有想到这家伙这么卑鄙，他决定离开拳击台，去拿手枪，他要用枪射杀这家伙。
哥哥拉蒙害怕卡斯特罗弄出人命案来，便在偏远的田野里为戈约找到一个藏身处，以躲开卡斯特罗的枪杀。
在以后的几天里，充满复仇怒火的卡斯特罗腰间别一支手枪，骑马走遍比兰寻找复仇的对手，然而他最终失望了，因为他没有找到戈约。几天过去后，他又忘却和抛弃了复仇。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挑战，他仍然挑战着新的拳击对手。
后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屈服和退缩的卡斯特罗，挑战一个号称斯蒂文森的拳击高手，斯蒂文森是美国重量级业余拳击世界冠军。他在开战中败得一塌糊涂，遭到了对手从未有过的沉重打击。尽管他遭到了惨败，但他仍然感到挑战是一种人生的乐趣，因为他把这当做是对自己意志的锻炼。
少年卡斯特罗虽然不是最强的拳击手，但却是最勇敢的拳击手，也是永远击不倒的拳击手。
在这个假期里，卡斯特罗除了迷恋拳击外，他还经常骑马到田野上去玩耍，到农民中间去交朋友。他看到他们过着贫穷的生活，而且年年生活在贫穷中，便十分同情这些苦难的农民或雇工。因此，他认为父亲安赫尔是他们的剥削者。为此，他多次与父亲发生争吵，并骂父亲是靠剥削别人为生。早在1940年间，他还组织蔗糖农工进行罢工，号召穷人们起来反抗他父亲的剥削。这种反叛思想，为他日后领导古巴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卡斯特罗始终认为自己不是地主的孙子，也不属于资产阶级阶层。他还认为他父亲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庄园主，他父亲以前也是穷人，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勤劳积累了一些财富，他们家不属于贵族阶层。正如他日后对此回忆说：“也许我们家也有他们那种社会阶层所拥有的资力，但幸运的是我不属于他们那个阶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是在农村。在农村，我们和普通人和劳动者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出身都很低贱，不仅如此……在农村我们甚至还和家畜住在一起，那时候奶牛、猪、鸡等家畜都住在房子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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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苦难无所惧（2）
卡斯特罗分析当时的现状时说：“我不是地主的孙子，也不是地主的曾孙。有的地主的曾孙已不再富有，但仍保留着贵族或有钱阶层、寡头阶层的文化素质。我母亲曾是非常贫苦的农民，我父亲也是，尽管他们最终有了一定财产，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我们家没有富人和地主的文化素质。我父母每天都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交际，几乎也不和同一阶层的人保持联系。也就是说，我想如果我是地主的孙子或曾孙，那我就会不幸地接受他们那一阶层的文化素质、精神和意识，因而也就难以逃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卡斯特罗回忆说：“我记得那所学校的有些人充满了资产阶级和贵族气息，有些人则是中等富裕，前者往往以某种蔑视的眼光看待后者。对此我觉察到了，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还看到同学们对那些非常有钱的人抱有某些敌意，并且蔑视他们。甚至富人中也分为几等，他们中也有某种对抗，对此我也深有体会。”
卡斯特罗在比兰度假期间，在父亲安赫尔的帮助下学会了抽雪茄和喝葡萄酒，这意味着他人生道路上的新开端和新的成熟。同时，也是他关注社会的开始。
卡斯特罗虽然是个少年，但却是一个真正的硬汉，他从不畏惧强者，即使倒下也绝不屈服。正如他弟弟劳尔谈及时说：“他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在运动方面，在学业方面。他无一日不进行斗争。他性如烈火，最有势力、最强壮的人都不放在他眼里，如果他被打败了，第二天再打。他绝不罢休。”
假期即将结束，新的学期要开始了，卡斯特罗也要离开比兰到新的地方求学了。但是，他面临着重新选择学校的问题。他不想去圣地亚哥求学了，希望能到首都哈瓦那求学，因为只有在那座著名的城市才能学到更多的新知识。卡斯特罗日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根据我自己的意愿决定从圣地亚哥的那所学校转入哈瓦那的耶稣会学校，在那里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我在学习和体育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我毫无困难地学完了六年级、七年级和中学一年级、二年级的课程，我在那里一直学到中学二年级结束。我有意识地决定去寻找新的天地，由于受哈瓦那另一所学校声望的影响，受该校的一览表、介绍该校的书籍、该校的建筑的影响，我决心离开原来那所学校转入该校，我作出决定，并向家里提出转校，家里同意我转入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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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伦中学佼佼者（1）
1959年，卡斯特罗主席和他的儿子小卡斯特罗在一次美国电视节目中出镜
1942年9月初，正值比兰的金秋时节，一眼望去是一片迷人的秋景。就在这个迷人的金秋时节里，卡斯特罗告别了为他送行的母亲丽娜和哥哥拉蒙，独自向火车站走去。在此之前，母亲丽娜希望拉蒙同弟弟卡斯特罗一起去哈瓦那求学，这样也好有个照应，但拉蒙却坚持要留在比兰庄园。
卡斯特罗独自坐上了开往哈瓦那的火车，当火车开动时，他从窗口最后看了一眼有些依恋的比兰，心里充满了激情。这时，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吼叫着奔驰在旷野上，比兰消失了。
经过长途跋涉，卡斯特罗终于到达了哈瓦那市。当他拧着行李箱走出哈瓦那火车站时，一股陌生的新鲜感扑面而来，他看见了大街上那种热闹的场面和那些圣地亚哥没有的高大建筑，感到这是一座宏伟的城市，也是他渴望认识的城市。
随后，卡斯特罗根据人们的指点，走过阿尔门达雷斯河上的大桥，穿过一片方形的居民区，最后到了贝伦中学。这是哈瓦那著名的耶稣会学校。正如他日后回忆说：“哈瓦那耶稣会的贝伦学校是全国最好的耶稣会学校，由于该校的物质基础设施好，也许它在全国的普通学校中也是最好的。这是一所享有很高名望的学校，集中了古巴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精华。”
卡斯特罗拿着多洛雷斯中学开出的证明书报了名，并来到指定的宿舍里安顿下来。他发现贝伦中学的确是一所规模较大的学校，就读于此校的有1000多名学生，其中有200余名学生是寄宿生，另外还有半寄宿生和走读生。不过，因为这是首都以及学校的条件较好，每月的费用比圣地亚哥学校的要高得多。关于哈瓦那贝伦中学的概貌，他日后回忆说：
“我在学校的时候，那里有200名左右的寄宿生，一共约有1000名学生，包括寄宿生、半寄宿生和走读生。费用稍贵些，每月约需50美元。学校雇了很多的世俗职员，地方也大得多，而且伙食的质量也很好，还有非常好的体育场地。因此，尽管学校收50美元，我认为仍是非常便宜的。我说的是美元，因为今天在拉美，由于通货膨胀，谁也不知道一比索是多少钱。同样是由于耶稣会教徒的严厉和牺牲精神，才可能使那里收取的费用相对适中。只有耶稣会教徒的严厉和牺牲精神、他们的简朴生活、他们的艰苦工作和付出的努力，才可能使一所这么好的学校只收取这一价位。今天在美国一所这样的学校每月需要花费500多美元。那里有好几个篮球场、棒球场，有田径设施和跑道，有排球场，还有一个游泳池，它确实是一所很大的学校。”
卡斯特罗进入哈瓦那贝伦中学上学后，仍然热衷于体育锻炼，除了必要的学习外，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体育活动中，并且很快成了学校里最活跃的人物。同时，他也表现出了超人的胆识。关于这时的一些情形，他后来回忆说：
“我那时刚满16岁。我参加了16岁组的篮球队和其他运动队。自从我到学校后，我就开始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特别是篮球、足球、棒球、田径和跑步，几乎是所有的体育项目。也就是说，到学校后我看到一个大操场，体育是我在那里的基本活动，还有野外考察。我继续保持着我对登山、野营之类活动的爱好，我还自己掏钱继续发展我的这些爱好。学校已有一个野外考察队。好像在我们最初几次的远足中，老师们就认为我很突出，并提拔我。终于在某一天，我当上了学校野外考察队的队长，他们都叫我野外考察队的将军。”
卡斯特罗带领的学校野外考察队，必须穿统一的队服，遵守考察队纪律。他带领大家去野营、爬山或进行其他的探险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卡斯特罗都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及超人的胆识，由此博得了同学们的一片称赞。他日后对此回忆说：“野外考察队队员尽管并不完全像童子军成员那样有自己的服装、自己的队服，但他们野营中在帐篷里过着自由的生活，他们出去一天、两天，必须有人站岗。我根据我的意见给他们增加了一些另外的活动，如爬山和类似的探险活动。”
卡斯特罗爬山时，总是要去征服最高的山峰，不达到目的是绝不罢休的。有一次学校放三天假，他便同另外三个同学去皮纳尔德里奥省旅行，并去攀登一座山的最高峰。由于他们弄错了方向，费了几天周折才登上那座山峰。当他们返回学校时已是第五天，学校已经上课两天了。由此可见，这就是他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强硬意志。他后来回忆这时的情形说：
“我在那所学校时，登上了西部最高的山峰。一次，我们连续放三天假，我自己组织了另外三个同学一起去皮纳尔德里奥省短途旅行。结果旅行的时间不是三天，而是五天，因为该座山峰在北部，而我对它的确切位置又不太清楚。我们就去找，自己去侦察，我们乘火车在南部找，但山峰却在北部。我们是晚上上路的，走了三天才找到埃尔潘德瓜海帮山。登山相当艰难，我们登上了顶峰，但回去晚了二天，学校已上课了。学校很担心，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迷路、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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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伦中学佼佼者（2）
卡斯特罗除了狂热地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外，仍能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他遵守学校纪律，每天准时上课，虽然他不是全班成绩最好的学生，但却是最有个性的学生。关于这时期的一些学习情形，他回忆说：
“那一阶段我的活动很多，基本上是体育、野外考察和登山——我不知道那是我在为今后的革命斗争而进行的自我锻炼，那时我不可能想到这些，此外就是学习。学习从来就是一个事关名誉的重要问题，这并不是说我就是一个最好的学生、是标兵。我不是学生标兵，因为我关心的恰恰是体育之类的活动，参与和考虑这些活动占去了我相当一部分时间。当然，我仍是准时上课，并遵守纪律，对学习的重视有时多些、有时少些。我一直有着丰富的想像力，有时我会从课堂上溜号，想像着周游世界，而对老师在那45分钟讲的东西全然不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