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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冲动而勇敢的卡斯特罗制造了一起枪击事件。起因是阿拉米斯·塔沃阿达同哈瓦那学院莱昂内尔·戈麦斯的组织进行会谈，而戈麦斯是革命起义联盟的领导人之一，企图在这次竞选中搞阴谋活动。卡斯特罗得知后，气愤地说：“我们不能允许他们在此渗透！”他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制止这件事。
决定采取行动的卡斯特罗，在一天深夜里叫开了齐诺的家门，他对齐诺说：“快走！”齐诺问：“去哪儿？”他告诉他说：“去莱昂内尔家……”齐诺说：“你想去找麻烦？算啦。”但他却坚持要去找戈麦斯，齐诺只好陪他去。当他找到戈麦斯时，就警告他不要在选举中搞阴谋。但戈麦斯并没有把这次警告当回事，而是扬长而去。卡斯特罗见状，十分气愤，声称要给他点厉害瞧瞧。
几天后，在体育场进行的一次棒球比赛中，卡斯特罗发现莱昂内尔·戈麦斯也在场上看球赛。当棒球比赛结束后，莱昂内尔便离开体育场，沿着斜坡走去。这时，卡斯特罗同另外几个学生突然向莱昂内尔开枪射击。
在竞选的旋涡中（2）
莱昂内尔中了几枪，但均没有击中要害部位，他只是受了伤，血液很快染红他的衣服。随后，他艰难地乘坐一辆出租车赶到医院治疗。
枪击事件发生后，卡斯特罗在贝伦中学的好友何塞·路易斯·塔森德急忙出面调解，希望革命起义联盟与卡斯特罗们达成谅解，同时还安排他与革命起义联盟总负责人埃米利奥·特罗进行会谈，以消除存在的矛盾。但是，革命起义联盟要求第二天上午举行一个处理此事的会议。
在第二天举行的会议上，卡斯特罗作为铁手腕小组的代表只身出席会议。会议认为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卡斯特罗用枪射杀了莱昂内尔，但按照一般逻辑推理，他仍有谋害罪之嫌。同时，会议又认为受伤者也并非无过，因为他挑起了事端。接着，埃米利奥·特罗宣布散会。这之后的一次聚会上，卡斯特罗特地向埃米利奥·特罗建议，只要去革命起义联盟，一定要带保镖，以防有人暗算。
1947年3月7日，在这充满恐惧的春天里，卡斯特罗以多数票被民法概论和民法要素专业推举为二年级代表，同时成为竞选法律系主席最有实力的候选人。然而，在他的四周潜伏巨大的危险，因为暗中的子弹随时可能射向他，另外还有一些人公开向他挑衅。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全班同学开始保护他，一直将他安全送回住处。
然而，当投票即将举行的前夕，卡斯特罗突然出人意外地宣布支持阿拉米斯·塔沃阿达连任。他的这一举动，连狂热追随他的同伴们也感到惊讶。3月24日，一个叫费德里科·马林的四年级学生当选法律系主席，为竞选而奔波的卡斯特罗仅成为他的副手。这时，更让卡斯特罗感到失望的是，由于铁手腕小组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随即解散了。铁手腕小组从成立到解散，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却在哈瓦那大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这时候的一些情形，卡斯特罗日后回忆说：“第二年，当法律系对大学生联合会选举具有决定意义时，斗争变得更加复杂了。在二年级时，我仍然负责同样的工作。实际上，我们年级的对手们因没有合适人选没有提出候选人，我们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我们已经控制了法律系的两个年级，在其他年级也获得了大多数。这时，政府千方百计地力图维持对大学生联合会的控制，首先想争取我们，后来又恐吓我们。”
卡斯特罗更进一步回忆说：“在第二年的选举中，我在法律系的对手们——他们并不都是亲政府的——形成了力量，由此产生了某种分裂。原本可以是另外一种结果，但是当时有五个年级，每个年级一票，四年级那个学生的一票便有决定意义。那人性格软弱，但是当选为法律系主席，他承诺在大学生联合会中反对政府提名的候选人。我想当时我有些操之过急，在法律系的内部斗争中过于冲动。如果我经验更多一些，便可以寻找一个方案，从对手中选一个更有能力、更耿直的人。虽然对手们的立场还并不很确实，但是并不必然是政府的人。这样，我们低年级和高年级之间产生了分裂，导致做出庄严承诺反对政府提名候选人的人当选，但是他却没有履行承诺，没有投反对政府的人的票。于是我们被迫罢免他，四个人投票罢免了他的职务。我们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的代表在大学生联合会的候选人问题上意见一致。”但是，“法律系面临着分裂，法律系的选票对大学选举具有决定意义”。
那时###的局面极其复杂，各种派别和集团应运而生，但大部分与政府、警察有勾结。正如卡斯特罗回忆说：“在那个年代……在国内产生了各种所谓的革命派别。这些所谓的革命派别由于参加过这种或那种运动，被各种宣传媒体大肆宣扬，并被很多公众接受。这些派别都有某种经历；参加过这种或那种运动。由此，出现了一系列当初具有革命色彩的集团。当然，所有这些集团与政府都有关系，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互为对手。”
在这次选举中，由于卡斯特罗和投政府候选人反对票的学生们认为政府候选人从中搞了阴谋，以威胁和公共职务对参加投票的学生进行诱惑，使政府候选人占了上风。新当选的法学系主席费德里科·马林曾承诺对政府候选人投反对票，但他在投票中却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因此卡斯特罗和反对政府候选人的学生们决定罢免费德里科·马林法学系主席的职务，由卡斯特罗接替他的主席职务。然而，几个倾向政府方面的派别组织却根据章程规定宣布罢免无效，再加上大学保安队、校外警察的干预，卡斯特罗们的斗争失败了，这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和孤独之中。对于这时情形，他日后回忆说：
“在那次大学选举中，我突然陷入与控制大学的整个秘密团伙的对抗。我在大学里是单枪匹马，完全是单枪匹马。他们决意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对大学的控制：控制大学校长办公室、大学保安队、校外警察，控制所有一切。他们做出决定，那次罢免无效，借口仅仅是规章中没有关于罢免的规定，尽管在这方面曾有重要先例，而且也被学校当局接受了。校方决定，对法学系主席的罢免是无效的。因此，这是决定性的一张选票，它将决定大学仍然处于支持政府的人手中，还是处于反对政府的人手中。历史就是这样。”
卡斯特罗在回忆中还说：“这使我陷入无止境的危险中。从我进入大学的头一年起，我所看到的环境——尽管还可以过得去，没有人顾及我们——是一种诉诸武力、恐怖、荷枪实弹的环境。控制大学的集团与政府联系密切，拥有政府的全力支持，包括政府提供的所有资金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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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选的旋涡中（3）
由于卡斯特罗缺乏斗争经验，再加上比较冲动，使他处于被动之中，甚至处于孤立之中。他日后对此分析说：“从什么意义上说，我认为自己做事可能有些仓促？也许我本应该把那场斗争或那场冲突往后放一放。但是我不能容忍他们的恐吓和威胁，于是我卷入了与所有那些力量的公开斗争。这是一场公开的斗争，而且我孤军奋战。应该承认我是单枪匹马，我无依无靠，没有自己的组织来对付这种局面，没有政党的支持。因此，这是一场反对试图控制大学的造反，反对以强力控制大学的造反。”
在这次选举中，卡斯特罗虽然未能当选，而且在斗争中也失败了，但他发起的这次斗争在哈瓦那大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是那么的深远。同时，也揭开了他革命生涯的序幕，是他从政治上迈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退缩抗争到底（1）
卡斯特罗在打棒球
卡斯特罗竞选法律系主席遭到失败后，形势变得对他越来越不利，他的处境十分艰难，四周潜伏着可怕的恐怖，他随时可能遭到反对派的暗杀。与此同时，警察局长马里奥·萨拉瓦里亚要求他辞职或离开大学，否则他将被认为“失踪”。
在这种充满恐怖威胁的情况下，卡斯特罗陷入了一种巨大的失望和孤独的境地，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独自一人来到海滩上，望着茫茫大海，心中不由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意和忧愁，他突然流下了几滴英雄的热泪，这是他一生中很少见的一串热泪。关于是否返回大学的问题，他在海边考虑了很久，决定冒险返回哈瓦那大学。
与此同时，经过深入思考，卡斯特罗决定接受革命起义联盟领导人埃米利奥·特罗的建议，参加革命起义联盟阵营。为什么要作出这种选择呢？他日后对此指出说：“对理解扭曲国家形象的深刻危机根源我毫无准备。因此，我的反抗集中于个人价值的思维上。”
然而，摆在卡斯特罗面前最关键的问题是，他返回大学将面临重大威胁，甚至面临生命的考验。他对此回忆说：“我并不想详细地叙述那些事件的历史，但是要说一下，我感到压力十分大，威胁很大。大学生联合会的选举日益临近，黑社会禁止我进入大学。我再也不能回到大学去了。”
他在回忆中还说：“我不止一次地同朋友们讲过这些。我不仅到海边去思考过，甚至为我20岁的年纪哭泣过，我哭泣并不是因为不允许我再来大学，而是因为无论如何我还要回大学。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一小撮、所有的校领导，他们拥有一切。我决定回来。”
卡斯特罗决定冒着生命危险返回哈瓦那大学，但他在返回大学之前特地向革命起义联盟要了一支勃朗宁手枪和15发子弹，以防不测。另外，他还要了一辆旧别克汽车，汽车上有革命起义联盟的标志。他对此回忆说：“我带着武器回来了。可以说，在当时环境下，我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开展武装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请求一位有反对马查多和巴蒂斯塔经历的年长朋友，给我弄一支枪。他给我搞到一支勃朗宁手枪和15发子弹。能有支勃朗宁和15发子弹，我感到武装得很好了。”
卡斯特罗在回想当时的心境时说：“但是，我为什么哭呢？因为我觉得丢掉性命在所难免。我在大学进行斗争，拥有大学生们的支持，法学系的支持，一种巨大的、几乎是完全的支持——我指的是我们年级和下面几个年级，当然也包括其他系的学生——，我怎么能接受不让我回大学的禁令呢？我下了决心，弄到一支枪。想到大概谁也不会承认我献身的壮举，想到将由敌人来书写这里发生的事情，我感到十分痛苦。但是我横下一条心，非要回大学不可。不仅回来，而且不能轻易地付出生命，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我并不清楚有多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