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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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巨人- 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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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便向法庭陈述说:
  “我的责任是理性的和感性的。这些青年和我为古巴的自由而斗争……我没有劝说他们,他们坚信,应走的道路一定是武装之路。”
  法官打断他的陈述说:“你只能回答检察院的提问。我请你不要把回答当做政治演说。”
  卡斯特罗提高了声调,继续说:“我的政治是真理!巴蒂斯塔需要战争,因为他拒绝任何真正的民主解决方案。”
  法官问道:“为了达到你的目的,先生为何不选择文明道路?先生是律师。”
  卡斯特罗很干脆地回答说:“很简单。3月10日后,我不能再说话,我徒劳地使用了一切普通手段。最后,我决定求助暴力起义……”
  法官问:“先生的意思是说3月10日后不能搞政治?”
  卡斯特罗说:“完全如此。”
  法官还问道:“可以说一下你如何得到购买武器和组织起义的钱?普里奥总统是你的资助人?”
  卡斯特罗在回答中否认了这一点,他向法庭公布了参加暴力起义人员每人捐款的数额。随后,在辩护插话中,一个律师问道:“先生与人民社会党某位领导人合作过吗?”
  卡斯特罗直截了当地说:“没有,先生。”
  公诉方的律师又问:“你看到过属于阿韦尔·圣马里亚的某本列宁的著作吗?”
  他用有力的声调回答说:“不记得。但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什么书都读。但是,这个运动唯一的精神导师,我应讲清楚,是何塞·马蒂。”
  将近两个小时的审讯终于结束了,这时卡斯特罗请求法官允许坐到辩护律师的席位上。有关此时的情形,据比利托·卡斯特利亚诺斯日后回忆说:“他汗流夹背坐在我旁边,对我说:‘比利托,最坏的已过去。’这一句神秘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理解,从那么多人牺牲开始,政府真正的面孔逐渐暴露。而此时,这种暴露就在司法的天地下发生着。”
  经过两次开庭,法庭认为有几个人是受牵连者,于是当场宣布释放了他们。但是,政府当局认为卡斯特罗的言词玷污了国家,以此企图封住他的嘴巴,并设法阻止他继续出庭辩护。因此,根据查维亚诺上校的命令,两名法医突然对他的身体进行检查,准备开出一张他因病无法继续出庭的证明书。卡斯特罗从法医那里得知这个企图后,立即写了一封信秘密传送给梅尔瓦·埃尔南德斯,请她将信交给法官。他在信中写道:
  “紧急法庭:律师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在第37号诉讼案中的自我辩护……并向法庭怀着敬意陈述如下:1这是阻止我出席法庭,以免揭穿围绕‘七·二六’的事实编造的弥天大谎;2尽管司法部反复通告,法庭最后一次通知监狱当局要求取消禁止我们与外界联系的非法、犯罪做法,但我仍然处于不可交往中,甚至在这座监狱的57天中不允许我见太阳和与任何人说话,或见我的家属;3我完全相信正在策划从肉体上消灭我……全古巴的眼睛在盯着这个法庭。对我来说,如果为了活命,我必须舍弃我的权利或我的荣誉,我宁愿放弃生命一千次;深信中的正义原则比一支军队更强大……奥连特省监狱,1953年9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卡斯特罗的这封信引起了军事当局的极为不满,这使他的处境变得十分严峻起来。就在梅尔瓦被隔离的同时,他被秘密转移到了更偏远的恶劣监狱,并打算在这里通过饭中下毒来结束他的生命。然而,他的大学同学佩列蒂耶中尉救下了他的生命,否则古巴的现代史就要重写了。他后来对此说:“我到达博尼亚托几天后,(查维亚诺)命令将一个有良心的军官(利亚内斯·佩列蒂耶)驱逐出军队,撤销其狱监职务,因他拒绝毒死我。他们已准备了毒药和一个编造的有关我自杀的公开声明。他和萨里亚一样,给了我生命……”
  这期间,许多人在马路上散发传单,呼吁人们拯救卡斯特罗出狱。与此同时,两名法医出示了他根本无病的诊断证书。但是,监狱仍然将他隔绝,没有解除他可以出庭的禁令。
  

惊世骇俗的自辩(3)
10月13日,当局对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的28名人员进行宣判,包括两名女性艾德和梅尔瓦。她俩被判刑7个月,服刑地点在距哈瓦那45公里的瓜纳海女子监狱;其余人被判3至15年,并被关押在哈瓦那的拉卡尼亚军事堡垒里。
  10月16日,当局决定对卡斯特罗进行秘密判决。直到此时,他才获准与妻子、儿子以及姐姐安赫利塔和哥哥拉蒙见面。在宣判的前一天,他终于完成了一篇近50页的自辩文稿,文稿中揭露了古巴社会的黑暗和司法腐败。他还将文稿高声朗读给同牢的狱友听。这天早晨,他特意穿上藏蓝色西装,里面是白衬衫,还打了一条红色领带,显得十分庄重。上午9时许,戴着手铐的他平静地走进了临时设在萨图尼诺洛拉医院护理学校的宣判厅。这里已经坐着审判官、法官秘书和司法代表,还有几位很有名气的记者。除此之外,另有被告波利·卡夫雷拉和受伤的工程系学生阿韦拉多·克雷斯波。
  这时,有人给卡斯特罗打开了手铐,他的两手被汗水浸湿了,他不由活动了几下手腕,然后用敏锐的目光将整个大厅审视一番。接着,他向比利托要了一部法典和几页纸张,并穿上借来的律师长袍,准备开始自辩。此时,大厅的门外站满了旁听的医院工人和押送犯人的士兵。在两个多小时的自辩中,他成了一个指控者。他指出了古巴面临的严重危机、袭击蒙卡达兵营失败因素和独裁政府的罪行。他高度赞扬了马蒂思想,阐述了自己的民主纲领。
  卡斯特罗用充满激情而又严肃的声调说:“法官先生们,我是这么普通的公民,有一天他无奈地面对法庭请求惩治那些违法的野心家……政府反复强调人民没有协助‘运动’……他们想以此显示人民的驯服和胆怯……就斗争而言,我们所说的人民指的是60万古巴人,他们没有工作,想用体面的劳动获得面包,而不用离开祖国去异乡寻求生路;指的是50万农村工人,他们居住在破烂小屋中,每年劳作4个月而其余时间忍饥挨饿;他们与子女共同分担着贫困,而孩子们没有一寸可耕种的土地,他们的生存应当引起更多的怜悯,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铁石心肠的话;指的是40万企业工人和劳工,他们的未来是降低工资和被解雇……他们的休息意味着坟墓;指的是10万个体农民,他们从生到死就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像摩西一样悲凄地望着它,那块至死也不能拥有的沃土,而又不得不像封建奴隶一样支付着租金;指的是30万勤奋的教师,后代的美好前程仰赖他们,而他们的待遇和收入如此低劣;指的是20万负债累累、濒临破产的小商人;指的是10万职业青年、医生、工程师、律师、兽医、幼儿教师、牙科医生、药剂师、记者、画家、雕刻家等等,他们走出校门便钻进了死胡同……我的逻辑就是最简单的人民逻辑……”
  接着,卡斯特罗提出了6个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与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他对此说:“土地问题、工业化问题、住房问题、失业问题、教育问题和人民健康问题,这就是我们提出的6个具体问题,其解决需要的是坚决和我们的努力,连同民众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实现。有良知的军人不会屠杀战斗后手无寸铁的俘虏,而应尊重他;不加害伤员,而应帮助他;阻止犯罪……”
  他继续用具有感染力的声调说:“我看到许多士兵以卓越的价值战斗过,就像那支巡逻队,几乎是面对面地用机枪扫射我们,或者像那位面对死亡而拉响警报召唤兵营的全体士兵。他们坚信是在履行一种义务,而且就这样做了。对我来说,他们值得赞赏和尊敬。在战斗中死亡士兵的荣誉被将军们玷污了,是他们命令杀害了俘虏。那些清晨不放一枪并以赤裸裸的背叛共和国的代价换得了军衔并成为将军的人就是3月10日的……我承认许多军人在那次血的狂欢节上表现出尊严,没有用鲜血沾染他们的手……他们不是一时、一刻、一天没有杀人,而是整整一星期……蒙卡达兵营变成刑讯、屠杀的车间,少数几个无聊之徒把军装变作屠夫的围裙……我本人愿意尊敬各位法官……我完全清楚最终的裁决权将落到寡头政权头上,他们毫无尊严,驯服地跪倒在篡权者的命令下……而现在他们指控我要推翻这个非法政府和建立共和国合法宪法……一个检察官,手捧一部法典,十分庄严地请求判我26年监禁……”
  他用充满激情的有力的语调接着说:“我提醒,士兵手持无声的刺刀包围着医院的一间小屋,在这里实施法律是不适宜的。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处理有争议的焦点,谈不上犯罪。公诉人先生生活在什么国家?不管如何歪曲、如何择选、如何补充,148款没有一个标点符号适用于7月26日的事件上……如果在你们的灵魂中还剩余一丝对祖国、对人类、对法律的爱,那就注意听我说。我知道他们将在许多年中迫使我沉默……将用一切手段掩盖事实……将耍尽阴谋使人们忘记我。但是,我的声音不会因此而沉默:我胸中有力量,我越是被隔绝,越是想把心中被怯懦的灵魂所拒绝给予的全部热情奉献出来。……我看到我唯一的观众是大厅和走廊里的约100名官兵。感谢对我严肃和仁慈的关怀。整个军队都在我的面前该有多好!”
  接下来卡斯特罗说到自由的问题,他希望法庭尊重他自由说话的权利。他说:“我只求法庭一件事,并希望你们给予满足,作为我这个被告被迫遭受如此的暴力和侮辱而得不到任何法律庇护的补偿,我希望尊重我完全自由说话的权利……公诉人生活在什么国家?谁说我们阴谋反对国家的立宪政权?我们发动起义反对一个特殊的、非法的政权,它篡夺并将国家的行政和立法权合二而一……宪法第40条规定的反抗权仍完全有效……让·雅克·卢梭在他的《民约论》中说:‘当人民被迫服时,这很好;但马上他就能摆脱束缚他的桎梏,用从他们手中夺去的同样权力恢复自由……’放弃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剥夺意愿自由就是摧毁道德;取消意愿自由就是取消了行为道德……1775年7月4日的费城代表大会的独立声明确认了这一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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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世骇俗的自辩(4)
他在自辩中,最后豪迈地说:“我结束自辩,但我将不像所有文学家惯常所做的那样,要求被辩护者的自由;当我的伙伴们在皮诺斯岛那个可耻的监狱一直受着折磨时,我不能要求自由。请把我送到他们身边,与他们分享命运。在一个共和国,当它的总统是一名罪犯和窃贼时,正直的人们遭到屠杀和监禁是可能的。为法官先生们允许我自由说话而无任何非难而表示衷心谢意。我不怨恨你们,我知道这个法院的院长是个清白的人,他无法掩饰对强迫他做出不公正判决现状的憎恶。判决我吧,无关紧要,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卡斯特罗结束了他独特的自辩后,当他脱掉律师长袍时,圣地亚哥法官的女儿伊尔玛·梅希亚斯急忙走上前来,向他感人肺腑的具有影响力的自辩表示祝贺。他十分激动地接受了她的祝贺。随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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