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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七·二六运动”的组建工作中，希望迅速发展和壮大这个运动，并建立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发动民众起义，消灭巴蒂斯塔的军队。他制定的战略计划是：招募人员、筹集资金、策划远征军登陆古巴，与巴蒂斯塔的军队作战。他说：“我们愿意接受在一定条件下对古巴问题的和平出路。但我们早已清楚，这永远不可能发生……我们有既定战略，我们十分熟悉这个国家、它的政治家和体制。但是，在舆论面前仍有必要表明与巴蒂斯塔没有政治解决可言……用不了几个星期就可以证明从未存在过政治解决。在此问题上也有马蒂理论的影响：战争是所有手段中最后一种……”
之后，大约是5月底6月初的一天清晨，卡斯特罗在涅罗汽船上秘密召集了一次重要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均是组织中的骨干。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将组织正式命名为“七·二六运动”。这是袭击蒙卡达兵营的日子，意味着他们将继续为7月26日的目标而奋斗，直至推翻巴蒂斯塔的政权。会议还制定了总方针：武装斗争结合群众斗争。
创建决定性运动（2）
“七·二六运动”的领导机构中的主要成员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赫苏斯·蒙塔内、梅尔瓦·埃尔南德斯、艾德·圣玛丽亚、佩德罗·塞莱斯蒂诺·阿吉莱拉、阿曼多·阿特。除此之外，对其他负责人进行了分工：由福斯蒂诺·佩雷斯负责财务工作、佩德罗·米雷特负责军事工作、路易斯·博尼托·米利安负责劳工阵线工作、尼科·洛佩斯和佩佩·苏亚雷斯负责青年工作。同时，根据会议决定，卡斯特罗近期将流亡国外，并在那里组建部队，为日后同巴蒂斯塔的军队作战作准备。另外，蒙塔内在宣传机器准备好后，随即出国与卡斯特罗汇合。
这时，国内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而且充满了一股火药味，变得对“七·二六运动”十分不利，再加上当局指控劳尔·卡斯特罗在托斯卡电影院参加恐怖活动，因为那里有一颗炸弹发生爆炸，而卡斯特罗也被当局限制在团结广播电台“正统时间”节目里发表讲话。关于这件事，卡斯特罗对外界气愤地说：“命令直接来自总统府，我希望知道巴蒂斯塔先生用这种把我圈起来的计划要达到什么目的……”与此同时，《马路》晚报也遭到了当局的封杀。
在这种形势越来越不利于他们的情况下，经认真考虑，卡斯特罗立即给劳尔写信，建议他流亡国外。劳尔接受了哥哥的意见，随即向墨西哥大使馆申请政治庇护，并于6月24日到达哈瓦那。
由于卡斯特罗在国内的政治活动空间日趋缩小，他决定提前出国。但是，在出国之前，他在梅尔瓦家里召集了一次干部会议，对“七·二六运动”今后的工作作了部署。经会议讨论，工作的重点将放在奥连特省，因为那里的群众基础好，并为日后在那里建立游击根据地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他决定将有丰富工作经验和能力的干部派到那里工作，这些干部是：莱斯特·罗德里格斯和比利托·卡斯特利亚诺斯负责群众工作、弗兰克·派斯负责行动工作（他领导的奥连特革命行动和全国革命行动，已经同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合并）、拉蒙·阿尔瓦雷斯负责工运工作、格格丽亚·夸德拉斯负责宣传工作、玛丽亚·安东尼娅·菲盖罗亚负责司库工作。她是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判决时认识的姑娘，现被吸收为七·二六运动成员。
此时，由于风声越来越紧，卡斯特罗面临巨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拉蒙建议他躲避一下，以防不测，并希望他秘密出国。然而，他却坚持正常通过机场出国。于是，他办好了出国护照，号码是17702，有效期为8月24日。随后，他又在墨西哥领馆办妥了旅游签证，有效期为六个月。
由于卡斯特罗即将出国，利迪娅已经为他整理好了行李，大箱子里多半装着他喜爱的书籍。临行前，他用电话联系和走访了一些人，并与大家告别。与此同时，有关原总统卡洛斯·普里奥回国的问题，他在《波希米亚》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声明。他说：“卡洛斯·普里奥回古巴而不把他送进监狱是不可能的，关押在那座监狱的一些古巴人被虚伪地指控为恐怖主义，在一起案件中他被指控为主要肇事者……因此，无法理解巴蒂斯塔和他的部长圣地亚哥·雷伊公开宣布普里奥将安然无恙，而紧急法庭已三次下达对他的逮捕令……那么，为什么逮捕了胡安·佩德罗·卡尔沃、卡沃内利·杜克和何塞·马查多？我本人的弟弟也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指控他的罪名是同样的，而他当时正在离我病中的父亲不远的地方……所以，当普里奥以平和的语气宣布回国时，我不知他的话是否真诚。他们会允许他说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幸运儿……我正在收拾行装出走古巴，乃至护照费我也只能去借……流落街头六个星期，我已不相信大选。人民所有进行爱国斗争的大门都已关闭。除了1868年和1895年的方式已别无其他选择……”
卡斯特罗在离开古巴前，特地将一份《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的小册子赠送给奇瓦斯的忠实信徒佩平·桑切斯，并在上面写了一句充满豪迈的赠言：“一个明天的远行者对你的爱戴和敬重，他将去战斗永不返回，或者独裁统治被打翻在地时凯旋。菲德尔·卡斯特罗，1955年7月6日。”
同一天，卡斯特罗专程来到卡门·卡斯特罗·波尔塔家里，就马蒂妇女爱国阵线的问题交换了意见。随后，他在21街一家名叫“芳香”的咖啡店里同弗鲁克托索·罗德里格斯等进行交谈，希望他们在国内积极开展工作。当晚，他与豪尔赫·阿斯皮亚索见面，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交谈。
除上述之外，卡斯特罗在出国前还处理了个人的婚姻问题，这就是他解除了与米尔塔的婚姻关系。根据离婚协议，5岁的儿子归他所有，受他监护，但暂时同他母亲居住在一起。离婚后，他虽然与纳蒂·雷韦尔塔和玛丽亚·拉沃尔德关系密切，以及日后还同其他的女人建立过恋爱关系，但他始终没有再结婚。
7月7日这天，卡斯特罗穿上一套旧毛料灰西装，准备离开古巴飞往墨西哥。在临行前，他与儿子小菲德尔，姐妹利迪娅、埃玛，还有玛丽亚·拉沃尔德、古斯塔沃·阿梅赫拉斯等怀着激动的心情告别。大家也两眼含着热泪与他告别。在机场大厅，他见到了两位熟悉的有名的律师、学生领袖雷内·阿尼略、胡安·努伊里和“吉多·加西亚·因克兰”广播电台的评论员。
创建决定性运动（3）
接着，卡斯特罗登上墨西哥航空公司566号班机，当飞机起飞的时候，他最后看了一眼哈瓦那。当天下午，飞机到达尤卡坦半岛的梅里达。
哈瓦那第二天的晨报报道说：“反对派的卓越人物菲德尔·卡斯特罗律师最近获得赦免、宣布移居加勒比某地。”
此时来到墨西哥，是卡斯特罗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革命没有避难所（1）
1979年，古巴哈瓦那在卡斯特罗主席的办公室，《时代》杂志主编亨利·格林沃在采访卡斯特罗
1955年7月8日早晨，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当火热的朝霞映红天际的时候，卡斯特罗从韦拉克鲁斯机场乘汽车前往首都墨西哥城。在首都汽车站，前来接他的是一位名叫玛丽亚·安东尼娅·冈萨雷斯的古巴姑娘。由于她的哥哥一年前在哈瓦那被当局暗杀，于是她来到了墨西哥，不久同墨西哥人、自由式摔跤手安萨西奥·基德·巴内加斯结婚。他们住在恩帕兰街49号一套简陋公寓里，这里成了古巴革命者的避难所。
到达墨西哥城第一天的情形，卡斯特罗多年以后仍然记得，他日后对此回忆说：“第一个晚上，我与劳尔和两三个古巴人在那里聚会。我们拟定了获得古巴消息的计划，乃至如何接近本国有影响的人物，这些人可能有用处……”
7月9日上午，卡斯特罗离开摔跤手的家，在距恩帕兰街的地方找到一家普通旅馆住下来。随后，他在摔跤手基德·巴内加斯的陪同下到街上散步，一来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二来呼吸这里特有的空气。在两个小时的散步和交谈中，他对这个摔跤手产生了好感，认为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卡斯特罗到达墨西哥后便积极投入到一些秘密活动中，为日后开展工作作准备。与此同时，他时刻关注着古巴国内的局势和“七·二六运动”的工作情况，并与在国内开展工作的战友们保持密切联系。为了工作的便利和不引起麻烦，他化名为阿莉西亚·萨拉戈萨，而国内的佩德罗·佩雷斯·丰特和路易斯·孔特·阿圭罗则化名为“萨拉”。实际上，阿莉西亚是在摔跤手家做家务活的本地女人，他借用她的名字可以为工作带来很多方便。
卡斯特罗到墨西哥后不久便给国内的路易斯·孔特·阿圭罗发了一封信，将这里的情形介绍给他们。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萨拉，迟复见谅。最初几天我在安顿生活，适应新环境。我的生活将逐渐正规起来，站稳脚跟……至于费用，我支用不多的剩余支撑着。我的个人花销微不足道，但我在负担二三个古巴人的生活开支……做饭是在一个古巴妇女家，随便一点东西我们就够了。我严格控制带来的可怜的票子，我希望通过这种体制使大家免于挨饿，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基本解决了住处。今天，就简单介绍这些。给我汇款可去花旗银行在另一个城市的分行办理，转阿莉西亚·萨拉戈萨，阿卡普尔科家具店，拉蒙古斯曼街318号，墨西哥，墨西哥城，联邦区……另外，你可向这一地址写信告诉我你们的情况。我会特别高兴地得知你仍信心十足。我在完全致力于我的工作……此致敬礼，阿莉西亚。又及：美国的朋友们让我转告你，他们马上就给你去信。”
随后，卡斯特罗又给国内的朋友写了两封信，信封上写着梅尔瓦收，并托可靠的人带回国内。这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福斯蒂诺·佩雷斯医生的，另一封是写给女律师本人的。他在信中向他们介绍了墨西哥的生活情形，并说墨西哥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是宽容的，但不是对古巴的巴蒂斯塔分子。他在致医生的信中还写道：“我居斗室一间，空余时间用来阅读和学习。我现在正深入研究墨西哥在拉萨罗·卡德纳斯领导下的革命进程。我想以后写一篇完整的革命纲领，以小册子的形式发放全国。可以在这里印刷，再秘密输送至古巴……我行动的基本原则现在是，将来永远是高度谨慎和绝对小心……我尽量减少出头露面……”
由此可见，这时的卡斯特罗已经成为富有相当斗争经验的成熟的革命者和政治家了。他善于观察，能将问题看得很深、很细，绝不盲目冒险。他身上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