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十分想念玛丽亚·安东尼娅‘妈妈’。印制5500份册子花掉500美元，加上向《波希米亚》杂志寄送报告和其他事务，费用上升到700美元。正在加印5000册……第二版印刷费在纽约支付。售价1美元，购买者花的是面包钱。集资可达9000美元……12月初，我希望能有几千比索。这就是至今没给你们寄分文的原因……从没这样兴奋过。菲德尔。”
秘密组建远征军（1）
1959年，美国纽约，卡斯特罗抽雪茄的照片
卡斯特罗结束美国之行后，为了将“七·二六运动”发展和壮大，以便集聚更加强大的革命力量，同时也为了反驳和澄清国内新闻媒体对他的歪曲，于1955年11月间来到了迈阿密。
卡斯特罗读到了11月13日发表在《波希米亚》杂志上的题为《菲德尔，请勿帮巴蒂斯塔任何忙》的文章，该文作者名叫安赫尔·博尔·阿科斯塔。他感到十分气愤，认为该文毫无根据地对他进行攻击，他迅速有力地反驳了该文指责他是独裁政权工具的这个关键问题，他声明“七·二六运动”与巴蒂斯塔政权没有任何联系。与此同时，《自由新闻报》上还载文说他与原真正党总统卡洛斯·普里奥达成共识。普里奥回国后在宣布放弃反对巴蒂斯塔的同时，却又宣称要继续支持为推翻独裁者而寻找武器和资金。而他却向大家指出普里奥的目的在于激怒“七·二六运动”，要求大家提高警惕。
卡斯特罗在应对新闻界围攻的同时，又积极参加在迈阿密弗拉格剧院举行的一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那天，他穿着一套深色海蓝西装，显得十分精神。他在这里高兴地见到了他的儿子小菲德尔，并将他带在身边。站在他身边的还有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拉菲尔·德尔皮诺和迈阿密俱乐部主席胡安·奥尔塔律师等。会议开始时，他便对组织募捐的负责人强调说：“不要像在村子里一样把帽子伸过去……这里完全是自愿。”
随后，卡斯特罗用有力的声调对与会者说：“……在贪污分子的门口，我们不敲门！不过，我们的资金，不会缺……仅仅在美国的古巴侨民中，志愿捐献者就达到1万人，每月筹款额可达3万比索……那些怀疑主义者，那些不相信的人，请于下星期日20号10点30分来弗拉格剧院；11月27日同我们一起来坦帕和卡约韦索……我们联合全国所有力量要求巴蒂斯塔辞职，将权力交予唐科斯梅·德拉托连特律师——目前他是唯一一个全体古巴人可以接受的引导共和国航船的人选……”
卡斯特罗在讲话中还用坚定的语气指出说：“……有人会惊异地发现我们确定了革命的年度，但是，我们没说几月、几日或几时，没说如何或何地。但我们可以说正在实施的战略：起义，结合自基层发动的革命总罢工……谁也不会为捐款而后悔；但是，假如授助仍然不足，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回古巴，不管有1万条枪还是只有1条……”
卡斯特罗的讲话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欢呼，同时也成为报刊的头条新闻。这时，他准备离开迈阿密回墨西哥。在走之前，他将墨西哥人阿方索·古铁雷斯和奥尔基德亚·皮诺的地址告诉了新建立的支持革命的俱尔部，以便联系和汇款。由此可见，他在迈阿密的活动取得了重大成效。
1955年12月10日，当新一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卡斯特罗以满腔的激情致信“七·二六运动”的战友们。他在信中冷静地指出说：“亲爱的战友们，我看到国内的局势十分紧张，但还不到革命时刻。如果不通过艰苦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准备好总罢工，企图前进一步将是自杀。一个政权不会自行倒塌。如果行动成为典型的革命行动，必将遭到坦克和军车的镇压。应该预见到因绝望而不惜任何流血冲突进行的镇压。从现在起，我将专注于选择武器；你们，以同样的热情，筹集资金。没有胆怯的空间，但有充分的道德和理智可求助。此外，这是生与死的问题。本月底前必须募集到两万比索。我这里，即将收到第一批侨民援助。下午我动身回墨西哥。我得到报告说政府对我进行的国际迫害将是激烈的，我们要加强联络……拥抱。菲德尔。”
当卡斯特罗抵达巴哈马的拿骚岛时，他在这里写完了“七·二六第二宣言”，这是继致古巴人民的宣言之后的又一重要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独裁在争取时间，由于唐科斯梅律师反常的幼稚，它已完全达到了目的。巴蒂斯塔需要喘息，在政府处在最危机的时刻，他在总统府接见了唐科斯梅。”
关于革命需要资金的问题，他在“宣言”中说：“在革命中，马蒂说，‘方法是秘密的，目的是公开的’。如果不向人民讲明我们为何需要钱，如何向他们伸手？如果革命向利益集团乞讨帮助，未等取得政权它就威信扫地了。大声呼喊革命要比当众谈论和平而秘密进行阴谋活动的结果好得多——这是三年半来遭撤职的官员使用的方法。”
卡斯特罗还豪迈地写道：“（革命）要高举旗帜，当国民起义像狂风一样爆发时，各地群众要跟随它；这样全副武装、领导坚强的战斗队、青年干部行动队和鼓动队就会得到劳动者的支持。他们有能力发动总罢工。”
他在“宣言”的最后署名是：“以七·二六革命运动全国领导机构的名义，菲德尔·卡斯特罗签署于拿骚岛。1955年12月10日。”
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在古巴国内迅速发展，而且产生了重大影响，越来越得到民众的拥护。因此，这引起了巴蒂斯塔政府的关注和紧张，该党的一位市议员对此担心地说：“最使我们政治家感兴趣的，无过于扼制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谋反计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继续顽固地封闭政治道路，就等于我们为他打开了革命之路。如果菲德尔主义在古巴获胜，瞧着吧，反对派也好，当权派也好，看谁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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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组建远征军（2）
卡斯特罗回到墨西哥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远征古巴的准备工作中，尤其是枪支和资金的准备工作。这期间，他在胡安·曼努埃尔的陪同下，选定秘密的训练军队的营地，并与墨西哥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将军进行深入交谈，希望能得到这位将军的支持。
然而，卡斯特罗在墨西哥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他经常生活在一种危险和困难中。很多时候，他面临资金短缺，因为在从事的革命活动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付计划中的开支。另外，他还要偿还债务、日常开支、印刷“第二宣言”和从当铺赎回大衣等等。与此同时，他必须用心计经常摆脱当地警察的监视，而且不得不搬到拉蒙古斯曼大街（即现在的起义者大街）5号。不过，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卖甜食的、名叫卡夫列拉·奥尔蒂斯的墨西哥姑娘，他们的关系比较密切。
12月底，卡斯特罗在墨西哥会见了来自古巴国内的马克斯·莱斯尼克，并从他那里得知了国内的一些情况，尤其是罢工的情况。另外，他还从马克斯·莱斯尼克带来的《波希米亚》杂志上读到了相关的文章。此时，他感到远征古巴的时机正在日渐成熟。
1956年刚刚来临的时候，古巴新闻界又掀起了卡斯特罗热，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军事情报局长安东尼奥·布兰科·里科上校指控“菲德尔·卡斯特罗律师是国外一个反民族颠覆计划”的负责人。同时，计划细节及颠覆者的名单已被提交紧急法庭，而法庭则以反国家政权的罪名宣布逮捕卡斯特罗和革命领导委员会成员胡安·佩德罗·卡尔沃·塞尔维亚。另外，警方也对此展开调查，认为拉斯维利亚斯·卡马圭和皮纳尔德里奥是实施颠覆计划的重点地区。指控者还认为，颠覆计划还得到了普里奥的真正党、（正统）古巴人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的支持和合作。
除此之外，还在《波希米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不属于菲德尔》的攻击文章，该文章还对卡斯特罗如何使用古巴侨民向他募捐的资金提出质疑。卡斯特罗读到这篇攻击他的文章后，感到十分气愤，立即在《波希米亚》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面对大众》的文章进行驳斥。他在文章中愤怒地写道：
“如果我是一个被贿赂者、一个被雇佣者或是一个流氓，你们檄文的大标题将对我进行赞扬。但我反其道而行之。我放弃了正统党的一个令人垂涎的位置，一个推荐给我的同一个党内的领导委员会的职务……我放弃了一个保险公司提供给我的月薪500比索的工作，因为我不用我的威信谋利，因为它不属于我，而属于一个事业。我拒绝了首都一家重要报纸邀请我与他们合作，而我却向路易斯·奥兰多的报纸投稿，他从不对任何人支付一文钱。我放弃了一切可称之为无忧无虑和个人安全的东西；我放弃了沉默，这是胆小者对污蔑或危险的最好的逃避；我揭露了罪恶，揭露了暗杀……我还保存着房主驱逐房客的灾难性的法律告示。我没有个人收入，生活几乎全靠我朋友的善心；我懂得什么是一个儿子的饥饿，但祖国的钱就在衣袋里……”
对于诬陷“七·二六运动”与多米尼加的独裁者有联系的问题，卡斯特罗也进行了反驳和揭露，以此加快对巴蒂斯塔军队的分裂，争取一部分军队支持他的革命运动。他指出：“特鲁希略对阻止古巴革命的兴趣远远大于推翻巴蒂斯塔。特鲁希略和巴蒂斯塔在玩弄一个无耻的游戏，游戏的结束将是苦涩的。他们希望制造一个混乱局面，这样，当斗争爆发时，他们会把革命萌芽指责为特鲁希略主义，以便阻止人民前进，并借口捍卫国家主权派军队反对我们而不是反对革命，这一革命甚至得到许多军人的同情……如果在某个时候我们祖国的主权和尊严被侵犯，‘七·二六’的成员将同我们军队的士兵共同战斗……”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还比较谨慎地回击了正统党上层的一些领导，这是一种策略性的回击。他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写道：“……我们为什么要看喜剧？为什么陷入了对手设下的圈套中？为什么‘七·二六运动’诞生前把我们孤立起来？党的领导与它的革命派决裂使我深感痛心。除了其他因素外，还因为我对劳尔·奇瓦斯怀着巨大的同情，因为我敬重孔特（阿圭罗）。”
他在回敬中用一种带有责问的语气写道：“……今天他们又摒弃了我的名字。然而，当我遭受两年牢狱之苦后体面地走出监狱大门时，他们不再摒弃我，而是需要我的一篇加入他们组织的声明。于是，我那简陋的公寓也荣幸地受到一些领导人的经常光顾。当然，后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支持过我们，说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因为政府取消了我们任何在古巴活动的机会……难道一个在选举前80天被剥夺了获胜机会和4年来不能在古巴活动的党执行这样一条路线不对吗？”
卡斯特罗还指出：“‘七·二六运动’热切希望壮大队伍。它张开双臂拥抱古巴的革命者，无任何门户之见，也不计任何前嫌。‘七·二六运动’是未来，是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