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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由于游击队迅速扩大，卡斯特罗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成立第七中队，任命克雷森西奥·佩雷斯为中队指挥员，协同一中队作战；任命劳尔为第三中队指挥员、胡安·阿尔梅达为第六中队指挥员，这两个中队将离开原有的图尔基诺山根据地，向平原进军，开辟“七·二六运动”第二、三阵线，揭开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同时，迅速将游击战争推向高潮。
部队实行整编后，根据卡斯特罗的指示，劳尔率领第三中队向圣地亚哥市以东及奥连特东部边缘地区挺进，并攻占这一带重要的敌军据点。与此同时，阿尔梅达率领第六中队进入圣地亚哥以西地区，争取在短期内控制这一地区。这样一来，就对圣地亚哥市形成了包围之势，并为日后进攻圣地亚哥市创造了有利条件。
向平原进军是卡斯特罗实施的一种战略上的转变，即由战略防守转入战略进攻或反攻，以此加快巴蒂斯塔政权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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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斗争最高点（1）
2003年3月2日；日本东京：卡斯特罗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握手的照片。这是卡斯特罗第二次访问日本，双方就韩国重新开始的原子能计划这一问题进行了商讨
卡斯特罗在指挥部队将战争引向平原，并逐渐推向高潮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和重视城市的斗争工作，因为山区的战争离不开城市斗争的配合。他认为，只有乡村的战争与城市的斗争配合好了，才能加快巴蒂斯塔倒台的速度。
这时，福斯蒂诺·佩雷斯带着关于城市斗争情况的报告来到马埃斯特腊山，卡斯特罗同他进行了长谈，并仔细阅读了他的报告。在交谈中，他还告诉卡斯特罗说：鉴于社会各阶层反政府行动、宣传和爱国抵抗的大发展，“4月初号召罢工必要和起码的条件已经具备”。他希望卡斯特罗在这个问题上有明确的决定。
卡斯特罗听完福斯蒂诺的分析和报告后，由于自己对城市斗争的形势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对报告没有疑虑，决定联名发表一个宣言。
1958年3月12日，卡斯特罗与福斯蒂诺·佩雷斯联名发表宣言。这份宣言由卡斯特罗起草，共22条，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在宣言中写道：“1……鉴于独裁明显败落、国民觉悟的成熟和全国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包括政治、文化和宗教界，反巴蒂斯塔的斗争进入最后阶段……2……决定性打击的战略是在武装行动支持下的革命总罢工……6确定乌鲁蒂亚律师主持临时政府……7工人罢工的领导和组织由全国工作阵线负责……8……职员和工商界由爱国抵抗运动负责……9……学生罢课由全国学生阵线组织……10参与武装行动的有革命力量、七·二六运动的战士和所有支持运动的革命组织……14从4月1日起，由于军事形势需要，奥连特省境内所有公路、铁路运输停止……若不事先通知，可能遭到射击……15……禁止纳税……在全国范围内……22全国应视为进入反独裁的全面战争状态……义军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全国领导’代表福斯蒂诺·佩雷斯。”
这时，古巴国内的局势陷入了强烈的动荡中，这是旧政府即将倒台前夕的一种特殊的纷乱局面。因此，各党派各组织均浮出水面，加紧各种政治活动，其政治主张各有各的不同，但总的趋向是希望重建一个新政府。不过，全国主教委员会呼吁各党各派与现政府达成和平协议，但遭到多数党派的反对。于是，曾在1953年帮助过蒙卡达分子的大主教佩雷斯·塞兰特斯向卡斯特罗施加压力，希望支持他的主张。而卡斯特罗在致记者和熟人的信中提出与大主教会谈的条件是：在马埃斯特腊山向全国新闻委员会阐明标准，记者们也可目睹游击队的现实。同时拒绝了大主教的要求。
3月15日，在律师学会和天主教青年组织的鼓动下，哈瓦那的各机关和社会团体联合呼吁现政府和人民为避免国家毁灭，建议巴蒂斯塔辞职，并解散立法院，成立新的临时政府。此时，美国国务院也急忙派威廉·波利前往古巴说服巴蒂斯塔辞职，并建议指定一个委员会执政。但是，巴蒂斯塔拒绝了美国的建议，同时宣布将6月1日的选举推迟到11月31日，恢复新闻检查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立即停止了对古巴的军事援助。
福斯蒂诺·佩雷斯回到哈瓦那后便投入到全国总罢工的准备工作中，并将革命领导委员会和人民社会党拉入支持总罢工的行列中。这时，人民社会党（即共产党）中的一部分中央委员主张与“七·二六运动”合作，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向苏联靠拢。而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尼吉塔·赫鲁晓夫在拉美和其他地区努力调整与左派关系，希望对古巴的人民社会党产生深刻影响。除此之外，这期间，人民社会党允许一部分党员参加卡斯特罗领导的游击队，但主要集中在劳尔的中队，这是由于劳尔曾与该党有过联系。劳尔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卡斯特罗。然而，卡斯特罗没有对此明确表示意见，即没有公开表示接受和反对。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公开接受共产党参加游击队，这会给“七·二六运动”带来很多损失。
另外，在“七·二六运动”发起总罢工的准备工作中，全国工人阵线领导人宣布：广泛、无保留地参加罢工，不过却仍然阻止共产党加入罢工委员会。与此同时，“七·二六运动”工人部的领导人戴维·萨尔瓦多公开表示反对联合领导这次罢工，提出由“七·二六运动”单独领导总罢工。但是，福斯蒂诺却仍然致力于联合的工作。
3月26日，当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司令部得知城里的准备罢工的一些工作情况后，立即致信平原地区的领导人，强调全国工人阵线必须“协调与所有其他反政府组织的努力”。他还在信中指出说：“所有古巴劳动者，不分其政治和革命属性，有权在劳动所在地加入罢工委员会。全国工人阵线不是宗派机构，它已成为团结和领导工人进行反独裁斗争的理想工具……”
这时，有一批武器将从哥斯达黎加运往马埃斯特腊山地区。留在墨西哥的佩德罗·米雷特和古斯塔沃·阿科斯也参与了这次运送武器的行动。由于米雷特护送武器回古巴，流亡墨西哥的“七·二六运动”的领导职务由古斯塔沃·阿科斯接任。除此之外，此次运送武器的飞机和大部分武器是在哥斯达黎加原总统何塞·菲格雷斯和原陆军部长弗兰科·马歇尔帮助下得到的，并促成了此次运送武器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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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斗争最高点（2）
3月30日18时15分，根据计划，运送武器的飞机应该降落在西恩内吉利亚。但是，运送武器的飞机没有看到那条作为飞机降落信号的白床单，在空中盘旋了一会儿随即降落在远处的树林中。飞机在落地时机身遭到损坏，护送武器的人员，包括两名驾驶员在内，急忙将武器搬下飞机。不久，飞机发生爆炸。
深夜时分，卡斯特罗带一支队伍赶到飞机降落的地点接收了这批武器。在这批武器中有10万发各种型号的子弹、10挺机枪、50支毛瑟枪、46枚炮弹。这批武器的到达，不但加强了卡斯特罗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还为继续扩大部队创造了条件。
卡斯特罗指挥部队在山区继续与巴蒂斯塔的军队进行作战的同时，急忙派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上尉下山，前往埃尔考托地区协助即将举行的总罢工。另外，他要求胡安·阿尔梅达的第六中队在圣地亚哥地区灵活机动地打击政府军，以策应总罢工。而劳尔的第三中队抵进关塔那摩附近活动，准备配合总罢工行动。他在4月20日致卡斯特罗的信中对这时的情况进行了说明。
劳尔在上述致卡斯特罗的信中写道：“亲爱的菲德尔，我们同关塔那摩市的民兵准备一个紧急计划……我将赴（城市）东部，丹尼尔在巡逻队长的陪同下……于3月30日下午抵达……解释说罢工大约推迟一周、‘运动’利用这一时间把最近从国外得到的武器运进来……我们的地区得到一部分补充，清单令我毛骨悚然……武器应在前一天运到，因没有找到我而取消发运……整整4个夜晚，我们耐心地等待着……”
4月9日，罢工推迟一周后，另外罢工的准备工作并不充分，但仍然宣布举行罢工。这天上午11时，“时针”和“西班牙—古巴之波”广播电台中断广播，号召：“今天，革命总罢工！”然而，大部分工人并没有听到广播，因此也没有响应罢工。实际上，多数地区并没有发动罢工，罢工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这时，只有码头工人实行了罢工；圣地亚哥的一个兵营和马坦萨斯的广播电台遭袭击；萨瓜拉格兰德被罢工的武装人员占领48小时。但是，这些局部的罢工很快被政府军和警察血腥镇压了，很多人倒在血泊中，罢工旋即失败了。
在马埃斯特腊山，卡斯特罗从广播中听到罢工的号召后，起先很高兴，准备用战争的方式策应总罢工。但是，当他从广播电台中又听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哈瓦那港的消息后，感到既震惊又愤怒。他立即来到切·格瓦拉在拉梅萨的指挥部里，为于2月24日建立起来的义军广播电台起草新闻稿，强烈要求美军立即撤出哈瓦那港，谴责美军践踏了古巴主权。
然而，同样令卡斯特罗感到万分震惊的是，总罢工在血泊中失败了。这时，他才清醒地认识到，罢工的准备工作并不充分，是一种盲目的举动。
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立即通知“七·二六运动”平原领导人上山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罢工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制定新的战略方针。
在会上，卡斯特罗严肃批评了国内外的一些领导人，批评他们对军事工作重视得不够。他还尖锐地指出：“……如果全岛都像奥连特一样被起义军占领，任何镇压措施也不能阻止人民的行动……需要刻不容缓地在军事领域加强革命……当前，没有必要再谈论总罢工……”
会议认为，今后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指针是加强军事工作。
5月3日早晨6时，卡斯特罗在蒙彼高地的一个农场主持召开重要的会议，这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人有：丹尼尔、福斯蒂诺·佩雷斯、马塞洛、费尔南德斯、比尔玛·埃斯平、艾德·圣玛丽亚、戴维·萨尔瓦多、尼科·托雷斯、路易斯·布赫、恩索·因方特等，还有切·格瓦拉应邀出席会议，塞利娅担任会议记录员。
会议的气氛是相当严肃的，卡斯特罗在会上首先要求大家讨论和总结导致罢工失败的原因。经会议讨论和总结，导致此次罢工失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缺乏武器。一批来自迈阿密的武器在海上被美国警察截获，而另一批武器本应早就运到皮纳尔德里奥，但却一直拖到4月11日。2罢工日期的推迟错过了动荡的高潮，为了保密和避免政府镇压，错误地采取号召罢工而又不明确时间。3对其他政治阶层态度保守等。
卡斯特罗听取了大家的讨论和总结，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