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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深谋远虑（3）
第一是要求他们认真读书，讲求为学之道，及早养成一种扎实的格物致知的修练功夫。
第二是不断地把自己为学、做人、作文之道通过书信传授给他们，对他们寄予厚望，同时又提出严格要求。如他说〃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要求诸弟和子女在〃孝悌〃上做文章、下功夫，要他们拜名师、避损友，特地为他们作《五箴》、《养身要言》，订立《求阙斋课程》，亲自充当他们的老师，告诉他们治学的方法，给他们制定读书的进度，索要他们的作业，以培养他们的恒心。从大道理到小道理，曾氏无不为他们想到，但又从不迁就他们。曾氏一开始就明白地告诉他们，不留财富给儿孙。让他们断绝了这一依赖父辈福荫的念头，也断了他们那种衙内之想，迫使他们自立。他有句名言：〃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此等眼光正是为子孙最深谋远虑的关爱。后来，曾国藩做到两江总督，接妻儿老小到安庆相聚，沿途不许打帅旗，更不许叨扰地方官。后来听说曾家子弟竟然坐起四抬大轿，立即写信回去加以制止。
第三是平等地对待他们，不以父兄之严、官品之威而凌驾他们，而是以情感人，以情化人，以情度人。曾氏对诸弟及儿女们的成绩与进步总是及时肯定，赞赏有加；对他们的缺点更是锐颜直指。更可贵的是，如果诸弟对他本人不满而指摘他，他也同样能虚心接受。
第四是从不为子孙谋利益。作为湘军统帅，在靖江之役中打了败仗之后，淘汰士兵，另行招募新勇，把自己的弟弟都给淘汰了。后来他官至两江总督，儿子曾纪鸿参加湖南乡试，本来只须曾氏给湖南写一张条子，或者由纪鸿打着曾国藩公子的招牌去疏通一下主考官，当时有哪一个会不给他面子呢？父子俩都没有这么做，相反，得知纪鸿要去长沙考试，特地作书给儿子，令他不许去见官场中人。结果由于纪鸿准备不足，未被录取。
〃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曾国藩深谙其中哲理。奢从何来？无不是从权和钱中而来。在对待权和钱的问题上，曾国藩始终持有两条金针：一是不愿子孙做大官，要做读书明理之君子；一是要求儿女们踏实做来，即〃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有此二者，一个人便不会愁没有饭吃，不会愁学问不济。
曾国藩有八字家训，〃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称〃八本〃。他指出，后四字正是一个家庭兴衰之气象。此话出自一个朝廷重臣之口，几乎令人不敢相信。曾氏上述做法仅仅是沽名钓誉吗？非也，曾氏之海内声誉，在他自己看来也好，在旁人看来也好，在当时人看来也好，在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好，都达到了顶峰，他没必要再沽名钓誉。相反，正是因为名声太盛，给了曾氏以莫大的压力。这样做或许还是为了减轻这一压力。他是最懂得〃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的道理，故他自言：〃吾常常以此儆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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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君臣斗法（1）
君臣斗法
不少读者和学者都认为曾国藩忠于满清王朝是〃愚忠〃。我倒认为，这〃愚忠〃二字值得商榷。撇开一切意识形态而言，在他那个时代，曾国藩不忠于清王朝，难道要忠于洪秀全这个老童生不成？那就不是忠了，那是造反啊。当然不忠于清王朝，也可以不忠于洪秀全，还可以〃忠于〃列强啊，可那真的是卖国了。
事实上，曾国藩的〃忠〃并不是〃愚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国藩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忠〃要远远超出对朝廷的〃忠〃，用一个许多人不喜欢的词来说，〃卫道〃的成分要多于〃忠君〃。什么是〃卫道〃？通俗地讲，就是孔孟之道，这是老祖宗的东西呀，满洲人入关之后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也不得不宣布奉行孔孟之道，也正是清王朝这一英明的抉择，才赢得汉人的拥护，才不至于重蹈蒙元的覆辙，才能使有清一代统治中国近三百年。信奉老祖宗的东西有何不妥？顶多算保守啊。总比信奉别的民族文化要好得多。
这一点，从他出师之日，发布《讨粤匪檄》的那一刻起，就昭示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以至于直到如今，历史学家仍然在说，他在檄文里突出强调了〃卫道〃，显示他这是一支〃卫道之师〃，而不是勤王之师。甚至都以为这是曾国藩的失策，以至于后来朝廷不信任，士大夫多有指摘。曾国藩未尝不知道，朝廷上下对〃卫道〃与〃忠君〃的看法。更值得指出的是，他对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他的乡贤王夫之崇拜有加。王夫之是衡阳人，明亡后，他开始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失败后隐居深山，〃不食周粟〃，曾国藩对他的民族气节十分推崇，后来在两江总督任上，还刻印、亲自校对，编成了《船山遗书》。他之所以不打出忠君的杏黄旗，或许有什么别的考虑，但有一点，即是造成了这一事实，他的湘军不是勤王忠君之师而是卫中华文化、卫传统纲纪之道之师。这怎么能说他是〃愚忠〃呢？
不仅如此，从他出师之日起，其实就一直身处多重困境之中，前面说过，他既要顾虑同僚和封疆大吏的掣肘，又要考虑士人的清议，同时面对一支数量庞大的太平军。其实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朝廷。虽然有唐鉴、倭仁、穆彰阿、肃顺等大臣的支持，但毕竟他手里有一支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他又是这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朝廷岂可安睡？
咸丰四年，湘军水陆两师联合，一举收复武昌、汉阳，朝廷下旨让他署理湖北巡抚，就是暂时代理一下。曾国藩出于〃私心万难自安〃的心情上疏辞谢。谁知奏章还在路上，第二道谕旨又来，免去了他的这一代理职务。这让他十分尴尬。个中原因，就是祁隽藻大学士悄悄向咸丰皇帝打了个小报告，说曾国藩只是一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只不过是一介布衣，用当时的话就是〃匹夫〃。一个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这可不是朝廷之福啊。咸丰帝不是傻瓜，一句话，就让他猛然醒悟过来，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不可小觑，他可以招募军队来帮朝廷打造反派，也可以掉转枪口，直指朝廷。到时候这皇帝宝座恐怕就不是皇帝坐的了。所以咸丰帝顾不得〃圣旨不是儿戏，不可出尔反尔〃的惯例，随即下诏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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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君臣斗法（2）
要知道，这可不是由满洲贵族来提醒皇帝的，而是一个汉臣。多年以来，都说满清王朝民族之防十分严重，满汉矛盾十分尖锐，朝廷对汉臣防范严密，洪秀全造反正是因为满汉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为了驱除挞虏，恢复汉人的天下，起而举事。那么祁隽藻的做法岂不是做了满清的帮凶？曾国藩固然是帮凶，林则徐当然也是帮凶，左宗棠是帮凶，李鸿章是帮凶，胡林翼是帮凶，那朝廷上下无一不是帮凶、汉奸。我就不相信，这一批当时的优秀知识分子还不如一个老童生？无论从识见、民族心理、才干来说，他们未必分不清满汉区别，忘记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
皇帝对拥有兵权的大臣历来是很忌讳的，防范也历来是十分严密的，否则就没有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也就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训了。并不是看你是不是皇帝的亲戚，也不是看你是不是我一家子人；唐代初年，抢皇帝宝座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亲儿子；后来抢皇帝宝座的也没有外人，而是自己的母亲，只不过这个母亲不姓李而姓武；明代初年，抢侄儿子宝座的并不是外人，而是自己的亲叔叔；清代中期，皇帝的儿子们几大阿哥争夺宝座的事情还少吗？事实上，对朝廷对皇帝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绝对放心的。至于清朝在全国各地设置的将军、都统几乎清一色是满人，或者和满人有血缘关系的蒙古人，这是事实，这和汉代非刘姓不得封王是一个道理，无非是为了保持和巩固家天下的一种手段。如果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满汉之间矛盾和防范意识很深，那么在汉人的朝廷是不是可以说，刘姓和异姓之间的矛盾和防范意识也是很深的呢？恐怕说不过去吧。
这种现象，说到底只是家天下制度下的必然产物。跟民族意识关系不大。至少19世纪的朝廷和以前任何一个朝廷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在清廷，穆彰阿、肃顺等都是满人，我看他们和许多汉臣关系就很好，就极力主张排除满汉之间的成见，任用他们。后来，肃顺等八大臣之死也不是满汉矛盾造成的，恰恰正是满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可见在这种家天下制的帝国里面，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威胁到皇权，都不可能有好下场。同样汉人之间的矛盾也很多，如曾国藩和江西陈启迈因为军饷等事而不和，曾国藩一点也不考虑陈启迈是汉人而且还是自己的老乡而把他参掉了。他参李元度也是如此。至于满洲权贵对汉人的顾忌，不见得是民族鸿沟，如官文，此人对汉人向来瞧不起、不合作，但他这种瞧不起、不合作只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胡林翼正是看穿了他，才曲意奉承他，结果取得了他的信任，使其一应事务都言听计从，为湘军减去了一个掣肘的对手。倘若真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满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我可以肯定地说，曾国藩等一些汉族知识分子是不大可能起兵来帮助满清王朝来平叛的，相反他们甚至会加入造反的行列。拿民族矛盾来说事，是不符合19世纪帝国的实际情况的，无非是为洪秀全造反的合法化提供一个面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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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君臣斗法（3）
曾国藩和朝廷之间的君臣斗法就由湖北巡抚一事开始了。但是，心知肚明的曾国藩并没有计较，相反更加增添了如履薄冰之感。第一次和朝廷斗法发生于咸丰七年二月，其父曾麟书去世，他抛下江西战场回家守丧。这引来了一片指责声，有些人甚至还寄望朝廷处分他。但出乎意料的是，朝廷不仅准假三月，还给了他一笔银子，令他假满即赴前线。曾国藩并不领情，上表要求在家守制，朝廷不准。三个月后，曾国藩再次上奏，在这篇奏折里，他倒尽了苦水，然后提出复出的困难，如他所保举湘军将士的官队都是虚的；自己位虽高却没有实权；军饷受制于地方；作战也得不到地方的支持等等。实际上就是希望朝廷理解他的苦处，授以实职，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谁知朝廷根本不予理会，也许仍然是祁大学士的那句话的作用，授实职实在让皇帝放心不下，于是干脆同意他在家终制。第一次君臣较量以曾国藩失败而告终。无可奈何的曾国藩在家一待就是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