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统帅博洛“热情”迎接郑芝龙，与他“折箭为誓”，欢饮三日夜。第四天中午，忽然军号吹响，大兵四集，包围了参与宴饮的福建士绅名流数百人。包括郑芝龙在内，士绅降将们皆有些傻眼。
博洛脸一变，忽然宣布：“郑芝龙等人，立刻入京听用，马上出发，不得有误！”
龙游浅水，虎落平阳，郑芝龙悔得肠断，也来不及。情急之下，他使出最后一招，表示说自己当然渴望进京“面圣”，但放心不下儿子与兄弟辈，怕他们造反给朝廷惹麻烦。
博洛不上圈套，他呵呵一笑，立刻让郑芝龙写下几封亲笔信招降子弟，然后说：“平灭郑氏余部不服顺朝廷者，与你无甚干系，更非我之所虑，朝廷自有处分。”
于是，精骑押送，昔日手握数十万大军而又拱手把福建交予清军的郑芝龙，就如此窝囊地被送入北京。
与日后的孙可望被清廷重视得获王爵不同，郑芝龙入京后，立刻遭到软禁，只落个“一等精奇尼哈番”（子爵）这样不伦不类的头衔。四合院囚徒，一呆就是十五年，最终连同几个儿子在宁古塔被凌迟处死。
清军统帅博洛利用郑芝龙之名，在福建招降了十多万郑氏旧部，其弟郑芝豹降清，大将施福、施琅叔侄也在投降列内。不久，郑氏宗军的骨干皆被派往另外一个明朝降将李成栋手下，广受排挤。
李成栋反正后，郑氏旧部借机摆脱，重回郑成功手下。
在当时，反对降清的郑成功、郑鸿逵兵力单弱，仅有数百人，躲避在中左所（厦门）鼓浪屿上，如惊弓之鸟，随时准备扬帆入海而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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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太阳照南明（7）
郑芝龙被骗诱入京，对郑氏部伍震动很大。有些人拥隆武帝之弟（日后的绍武帝）逃往广州，而郑氏家族中的郑彩等人则改奉鲁监国于舟山群岛，在浙闽一带继续抗清。
郑氏家族显名者，郑芝龙兄弟四个，郑芝龙老大，郑鸿逵老二，郑芝豹老三，还有一个郑芝虎，在先前征伐海盗刘香时战死。郑彩这个人，明末清初各种史书都讲他是郑鸿逵的儿子，但从史事中仔细验查，似乎又不是，所以此人真实身份存疑。清朝末期写南明史的学者徐鼒，已经对他的身份感到十分迷惑。
鲁监国在张名振等人支持下，有了部分军队，曾在福建有过一番作为，连克建宁、寿宁等地，一度收复三府一州二十多个县，进围福州。
但是，由于郑彩跋扈，鲁监国小朝廷内部仍然是文臣武将内斗不休，丧失了大好机会。郑彩颇有郑芝龙之风，丧心病狂下，他连朝中东阁大学士熊汝霖都敢害，把熊氏父子绑起来投入海中淹死。鲁监国闻之，悲痛欲绝，哭诉道：“杀我忠义之臣，断我股肱，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由于武臣跋扈，郑彩擅权，鲁监国的朝事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加上郑成功、郑鸿逵部拒不承认鲁监国政权，双方不配合，不协同，福建的大局，最终又为清军占据优势。
清朝大量增兵入闽地，仅仅几个月功夫，鲁监国所得之地，尽数被清兵攻占。
见大势不妙，郑彩这个生意人马上抛弃鲁监国，扬长而去。鲁监国顿成孤家寡人。幸亏张名振来得及时，把鲁监国迎到浙江台州府的健跳所。
荒僻小岛，鲁监国君臣同舟共济，终于暂时稳定了局势。
由于清军屡屡来攻，在张名振等人建议下，鲁监国向舟山群岛进发。岛上留守的明将黄斌卿想割地自雄，拒不接纳。在张名振策划下，黄斌卿手下人将他杀死，鲁监国才得到了一块喘息之地，重新组织海上小朝廷，并重用张名振、张煌言等人。
鲁监国的军队，在东南一带牵制了大量清军。
清军诓诱郑芝龙入京，非常阴险。他们自以为得计，实则犯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大错误。
先前，左梦庚、刘泽清投降后被挟持入京软禁圈养，清朝自可控制其手下部将。但郑芝龙就不同，其弟、其子以及多名大将皆心向明朝，本来就力劝郑芝龙不要投降。如今，清朝如此“背信弃义”，以郑芝龙当人质，郑家子弟和族人皆完全不信清朝日后的任何劝降举动。所以，清朝软禁拘押郑芝龙，结果适得其反。
倘若当时清廷重用郑芝龙，对他纵放有术，他肯定会竭尽全力，在海上大展身手，为清廷效忠。
郑氏家族经营海上数十年，眼光独特，触角敏锐，日后，郑成功孤旅起家，就能击败盘踞台湾的荷兰人，可以想见郑氏家人的海上经营能力。
恰恰是清廷的短视，以为“擒贼先擒王”，以诱捕方式圈住郑芝龙，博洛等人为贪功又谎报军情，最终使得清廷在闽浙沿海为了消灭郑成功折腾数十年之久，耗银费饷无数。
郑芝龙的个人悲剧，其实宣告了中国海洋势力在历史关键时刻的失败，宣告了明清海洋派力量的落幕。
可笑的是，南明二龙相争。鲁监国一方颁布《戊子监国三年历》，郑成功一方颁布《隆武四年戊子历》，二历并行，各称正朔，成为南明一大怪象。
六彩云之南的诱惑
——大西军进军云贵
相较同明朝和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来往，清朝与张献忠“大西”政权，接触最晚。
直到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清军占领北京后，才有明朝降将唐虞时建议清廷招降张献忠。但是，清朝当时所有注意力皆集中于李自成余部与南明的弘光政权，基本没有理会在巴蜀地区搞得红血遍地的张献忠。
李自成死，弘光政权亡，张献忠才成为清军所最主要的“惦记”人物。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率清军数万，自西安入川，开始了对张献忠的打击。
大西军在四川杀人如麻，真和“鞑子兵”打仗则心寒胆战，一路自相残杀，不紧不慢往川北移动。
最终，在大西降将刘进忠带领下，清军迅速扑至。搭弦一箭，把猝不及防的张大王射成透心凉。
张献忠死后，其手下十多万人马逃的逃，降的降，大有一朝星散之势。
由于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白文选、艾能奇等“大西”政权主要将领都存活，这支“流贼”队伍最终能化零为整，在重庆等地击败明朝军队，窜往云南。
柳暗花明，天降奇缘，这拨人马竟然能趁云南内乱，抓住机会，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李定国、刘文秀等人，也由前明最凶恶的敌人，一变而成为南明永历政权最坚决、最忠贞不贰的支持者。
历史的诡异，尽显奇妙！
言及大西军，有必要回顾一下他们的领袖人物，杀人魔王张献忠。
吃人“黄虎”嗜杀狂
——“大西王”张献忠
一讲“变态”，现在的人都会联想到性方面。其实，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嗜杀、自虐、他虐等行为，也是“变态”的一种，是人类原始欲望的一种爆发，是人类动物性潜在留存的暴露。这些变态的人，在他自己的意念中，他不仅认为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认定能控制别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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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太阳照南明（8）
中国历史上，暴君虐将不少，他们的残虐酷杀，皆有极大的目的性，属于冷静思考下的有计划杀人。但是，诸如明末张献忠这种无目的性的嗜杀狂，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人。
张献忠，这位与李自成同岁的“大西王”，长身虎颔，面色金黄，故人称“黄虎”。此人长就一副堂堂相貌。一日不杀人，这位爷就悒悒不乐。某些文人指称那些张献忠大肆屠杀的历史记载均是“地主阶级”的胡言乱语，而最能说明其谬误的，是《明史》中《张献忠传》中那一句：“（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确实，明末全国人口也就一万万多，说张献忠在蜀地杀了“六万万”，确实不可能。《明史》中的这种荒唐“数字”素材，取自明末清初文人毛奇龄的《后鉴录》。其实，明末四川一地大概有四百万人，张献忠杀了其中近三百万，其余皆为清军屠戮。后来，清廷把自己所杀的近百万人算在张献忠头上，这是惟一的“诬蔑不实”之辞。
总之，不可否认的是，经张献忠之乱，蜀地基本为之一空。
崇祯十六年底，本来已在湖南和江西取得重大进展的张献忠，忽然弃两省之地，大举入川。原因很简单，李自成势力太大，老张觉得自己搞他不过，索性走远一些，以免两虎争食。
四川方面，有一支曾经参加过“荥阳大会”的“摇黄十三家”组织，是一种极其邪恶的由地痞流氓组成的匪盗，这些人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和抱负，只知淫杀抢掠，并对明朝的四川官兵造成极大的消耗。张献忠有这些人在川地内部捣腾，他从容二次入川，越下牢，渡三峡，如入无人之境，克涪州后，直捣重庆。
本来，重庆三面临江，易守难攻。张献忠在城墙根下埋炸药，轰隆一声，坚硬石墙坍塌，其军一拥而入。
张献忠入城后，先剐杀守城的巡抚陈士奇等人，然后又把明神宗第五子瑞王朱常洛绑至法场。当时，天色晴朗，空中忽响炸雷。瑞王本人是宗室中人品很好的王爷，本性好佛，属于少有民愤的那种。
张献忠大笑，大叫：“天若再雷，我当释瑞王不杀。”等了稍许，天竟无雷，张献忠亲自上前砍下瑞王头颅，并杀其家属及重庆官吏一万多人。
下午时分，山城电闪雷鸣，白昼如晦。张献忠根本不怕，令士兵架炮射天，不久即转晦为明。
此时的张献忠，杀心不算太重，他对被俘的三万七千名明军作如下处理：每人砍掉一只胳膊，尽数放走。于是，操武场上，堆满了三万多条血淋淋手臂。
这些只剩一只胳膊的士兵逃出重庆四窜，成为张献忠的“活广告”。诸城士民骇走，望风狂逃。
重庆被陷，张献忠下一个目标就是成都。成都乃二百七十年大明富藩，可惜蜀王也是个财迷（其人倒是知书达理，崇祯帝呼为“蜀秀才”），不肯拿出王府金银犒军。
经过四天对成都的攻城，张献忠入城。蜀王夫妇、当地总兵皆投井自杀。
巡抚刘之勃被捉住。张献忠把他绑在校场上，由于刘巡抚是陕西人，故劝他投降。刘巡抚大骂。张献忠怒，令人慢慢剐他。刘巡抚大声说：“宁多剐我一刀，少杀一百姓！”贼军放箭，把刘巡抚剐后射死。
由于攻城受到过抵抗，张献忠本来当时就下令杀尽成都居民，还是他的义子时任“平东将军”的孙可望（当时叫张可旺）跪下苦劝：“大王您转战十年，所过屠灭，无尺寸之地以自守，这不是您属下将士相从的原意啊。如今，我们万死争得成都，应该以此地当成兴王成霸的基地。如果尽屠其众，我们这些人活着还有什么盼头，请大王以您手中剑先杀了我吧！”沉吟之下，张献忠乃止。
成都失陷后，四川大部分州、府、县应声而溃，很快皆为张献忠所占。当时，四川只有遵义（今属贵州）、石柱（秦良玉部）以及黎州未下，其余皆非明地。
李自成败归陕西，曾试图派兵来攻成都，被张献忠打回陕西。至此，两支农民军不仅未再联手，反而公开而坚定地决裂。
张献忠小胜后，得寸进尺，又猛攻李自成所据的汉中府，反被“大顺”军击败。但仅仅几十天过后，李自成便弃西安而逃，这样一来，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