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的非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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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的非常之路- 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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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10月,聂荣臻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受命主管解放军的军工生产和武器装备工作。
  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使他高度重视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问题。
  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在为我们人民军队做‘为虎添翼’的工作。”
  因此,接受任务以后,他以饱满的热情,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
  在他和广大军工战线同志的努力下,1956年8月,米格—17飞机仿制成功。
  1955年,中国建成了第一艘木质鱼雷快艇。
  1957年,建成了1000吨级中型常规鱼雷潜艇。
  陆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是聂荣臻关心的重点。
  对这方面的问题,他充满了紧迫感,因为陆军历来是我国武装部队的重点和基础。
  1955年4月,他同彭德怀联名向中共中央报告,对陆军武器装备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到1954年底,兵工企业投入批量生产的有手枪、冲锋枪、步枪、马枪,各种机枪、迫击炮、野战炮、榴弹炮等共11种。
  并正在试制各种性能更先进的枪炮。
  坦克工业到1957年能生产中型坦克。
  生产能力到1957年轻武器方面基本可以满足现役部队装备和有适当储备的需要。
  经过努力,到1959年,兵器工业已经有了53个直属大中型企业,不仅能生产各种制式轻武器和弹药,而且能生产大口径地面火炮和高炮、中型坦克、牵引车等重型武器装备。
  在当时,可以基本满足陆军武器装备的需要。
  1956年10月的一天,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中。
  那是中共八大以后,中央正在研究领导人的分工问题,邓小平是来征求聂荣臻的意见的。
  邓小平说:“对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中央决定调陈毅同志专搞外交,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彭真同志工作太忙,中央想让他免兼北京市市长,你在彭真之前当过北京市的市长,现在让你官复原职;三是,你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工作。
  三个方案由你选择。”
  聂荣臻不假思索地说:“市长这个官我不想当,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有兴趣。
  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军工生产和武器装备工作,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
  但还是请中央决定吧。”
  邓小平历来果断,当即表示同意:“那就这样定了,我上报中央批准后任命。”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51次常委会议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从此,他开始了为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奠基的征程。
  聂荣臻这样快的定下决心来抓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其缘由可以上溯到他在中学读书时期。
  1917年,聂荣臻考入江津中学,上的第一堂实验课,就是水在经电解后实现氢氧分离而能燃烧的现象,这简直使他为之入迷。
  中国历来有句谚语,叫做“水火不相容”。
  而今,经过科学这股巨大的力量,居然能使水燃烧起来。
  这对青年聂荣臻来说,真是闻所未闻。
  以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思虑着中华民族的命运。
  旧中国民不聊生,饿殍遍地,国力衰颓,备遭列强欺凌。
  比照日本和西方社会的发展,聂荣臻悟出了一条道理:欲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只能依靠科学和实业。
  因此,他毅然到法国勤工俭学,主要的目的是到欧洲学习科学技术,以搬回拯救祖国的法宝。
  然而留法勤工俭学的经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列主义的传播,斗争的实践,使聂荣臻认识到:中国只有经过社会革命,驱逐外国侵略势力、打倒军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建设现代经济,发展祖国的科学和文化,建立现代国防,从而使祖国摆脱被某些洋人耻笑为是所谓的“东亚病夫”的窘境。
  

第一节决心把后半生献给祖国的科技事业(2)
1925年9月,聂荣臻从苏联回国。
  二十多年来,他在枪林弹雨中为之奋斗,迎来了一个新中国。
  可以说,只有到了今天,他才有可能把过去科技兴国的理想转化为现实。
  接受了主管科技工作的任务,聂荣臻说:我“决心在后半生把心血献给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当时中央已经决定,中国要研制“两弹”(即原子弹、导弹,下同)。
  所以,如何在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研制出“两弹”,是摆在聂荣臻面前的更大的困难。
  他决心献身科技事业,其中也包含着为“两弹”事业献身的决心。
  主管科技工作后,为了摸清“家底”,他着人提供一些科技工作方面的基本情况。
  聂荣臻从中得知,解放初期,中国只有两个核科研机构,一是原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核物理实验室,一是北平研究院的镭学研究所。
  设备少得可怜,科研人员无法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
  全国的科学研究机构总共也只有40个左右,其中还有一些是搞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人员总共只有六百五十多人。
  按当时的人口平均计算,每1125万人才有一个研究机构,每70万人中,才有一个科研人员。
  到1956年,虽说科研机构已经发展到三百八十多个,研究人员也已经有了九千多人。
  但显然,依靠这些力量,要开展“两弹”的研究和其他属于独创性、突破性的科研工作,是大大不够的。
  结合1955年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感受到了中国科技落后的实际状况。
  这年春天,聂荣臻来到祖国大西南的重庆、昆明、成都地区。
  这里在国民党时期被称做是军工基地。
  聂荣臻在视察了8个军工厂以后,感到失望。
  这些工厂机器设备普遍陈旧落后。
  像昆明的光学仪器厂,只能生产低倍率的望远镜,连高性能的瞄准镜也生产不了。
  重庆的枪炮厂,大多建在窑洞里。
  枪厂只能生产性能落后的步枪,不能生产冲锋枪。
  炮厂只能生产小口径炮,性能也比较落后。
  有些军工厂实际上只是军械维修厂。
  另外有的厂管理落后,原材料浪费惊人。
  从事军工研究设计的专业机构一个也没有。
  面对这样的困境,聂荣臻的决心是知难而上。
  他说他当时的心情是:“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中国人经过几十年奋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再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一定能够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国。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深信,只要我们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达到预定的目标。”
  在中国研制导弹和原子弹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以非凡的气魄,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决策,并始终支持“两弹”的研制工作。
  特别是周恩来,不仅起了决策的作用,还进行了许多重要的组织领导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的其他主要领导同志,也都大力支持“两弹”的研制工作。
  这是中国拥有“两弹”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钱学森、任新民、黄纬禄、钱三强、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以他们的渊博知识和高度负责精神,为“两弹”的研制成功呕心沥血,作出了杰出贡献。
  所以人们从不同角度,有时称颂上述人物为导弹或原子弹之父,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更多的人们心目中,把聂荣臻看做是中国的“两弹”之父。
  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公认。
  这是因为聂荣臻在研制“两弹”的进程中,承上启下,起着独特的作用。
  他通过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把毛泽东、周恩来等以及中央和军委的重大决策,化作为具体的行动规划或计划;又把科技战线上的各种力量凝聚在一起,使他们的巨大潜力和积极性,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和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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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决心把后半生献给祖国的科技事业(3)
终于使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奇迹般地研制出了导弹和原子弹。
  这方面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一扫新中国建立前百年沉疴的形象,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核强国之列,使每个炎黄子孙深感自豪。
  国际上无论是朋友或敌人,无不对此刮目相看。
  因此,聂荣臻的名字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第二节为研制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开路(1)
  为研制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开路
  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是周恩来安排的,特地邀请了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列席。
  聂荣臻出席了会议。
  会上由钱三强向到会的中央领导人讲解原子弹原理。
  他按照周恩来的交代,讲得详细而又通俗。
  毛泽东等到会人员都像虔诚的学生那样静静地听着。
  从他们不断地点头微笑中,可以看出,钱三强的讲解是成功的,引起了听众的浓厚兴趣。
  讲完原理,李四光让操作人员演示盖革计数器探测铀矿石的实验。
  当仪器在铀矿石边上发出“嘎嘎”的响声时,聂荣臻与所有到会人员一样,特别高兴,会场气氛活跃起来。
  毛泽东边吸烟边站起来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
  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过去几年其他的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
  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毛泽东说的这件事,就是指原子弹。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决策。
  毛泽东的自信心,感染与鼓舞了所有到会的人,给聂荣臻留下极深的印象。
  他像战争年代信赖毛泽东的每一个战略决策一样,深信中国一定能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吃饭的时候,周恩来提议大家干杯。
  毛泽东举起酒杯说:“好,那我们就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这年7月,聂荣臻同陈云、薄一波一起,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领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的三人小组成员。
  几个月后,研制导弹的问题也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955年10月,著名火箭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障碍,从美国回国。
  在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发展导弹、火箭武器方面,他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5年12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任新民等,向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的建议。
  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从此,被正式提到中央和军委的议事日程上了。
  1955年冬,钱学森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访问。
  陈赓院长向他请教,中国研制导弹火箭武器的前景如何?钱学森的答复是肯定的,中国可以进行导弹武器的研究。
  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后,陈赓就为此事积极奔走。
  1956年元旦,陈赓、叶剑英、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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