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的非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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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的非常之路-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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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又渴又累,在南昌城边买了个大西瓜,一口气吃掉了一多半。
  

第二节在南昌起义中(4)
然后进城,聂荣臻在一所学校里找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听说,把第二十五师基本上拉出来了,非常高兴,连声夸奖:想不到,想不到,你们干得好!聂荣臻得知南昌城里起义军取得的辉煌胜利,看到满街标语,人们喜气洋洋,一派革命生机,也感到特别高兴。
  前敌委员会决定,把聂荣臻拉出来的部队,补充了八百多名青年学生,编成3个团,仍称第二十五师,由周士第任师长,总人数约五千人,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之一。
  第二十五师和叶挺兼任师长的第二十四师,加上蔡廷锴为师长的第十师编为第十一军,叶挺为军长,聂荣臻为党代表。
  8月3日,起义军开始南征。
  8月的暑天,南昌地区气候闷热异常,起义军一路上疲惫不堪,沿途疫病和自动离队的人数不少,大炮等重装备全部抛弃,许多武器弹药也丢掉了。
  8月7日到达临川时,起义军已由出发时的23万人减为不足15万人,实力损失了1/2以上。
  8月下旬,壬田、会昌两战,起义军打垮了敌人,但歼敌不多,自己损失不小。
  9月19日,起义军占领广东大埔县三河坝,第一次分兵,以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的一部,留守三河坝。
  9月24日,起义军占领潮汕,第二次分兵,留第二十军第三师守潮州。
  主力分散,兵家之忌,尤其处于劣势的军队,更是如此。
  剩下不足六千人的起义军,继续向东江地区进军,在汤坑与约15万敌军激战,歼敌三千多,打退了敌人,自己也损失两千多人,已无力再战,只得向潮汕撤退。
  叶挺、聂荣臻率第二十四师,在撤退途中得知潮汕失守,起义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已经向海陆丰转移。
  没有接到进一步的撤退命令,又跟起义军各部失去了联系,怎么办?叶挺主张,率部到福建南部地区去,那里只有张贞的一个师,兵力薄弱,沿途还可以找到第二十五师,会合后,在闽南开创一个新局面。
  聂荣臻认为,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作为党代表,又觉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不好,所以对叶挺说,还是找到革命委员会再说。
  叶、聂率部掉头向西,在流沙附近找到了周恩来和革命委员会其他领导人。
  10月3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领导人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
  在会上,叶挺重申他先前的主张:不到海陆丰而去闽南。
  因为海陆丰是个狭长地区,又是背海作战,如果受到广州、汤坑两个方向敌人的夹击,就无法应付。
  聂荣臻发言,支持叶挺的意见。
  但因为去海陆丰是既定方针,第二十军的部队又已经先走了,所以会议决定,继续向海陆丰前进。
  会议正在进行中,有报告说敌人已逼近流沙,起义军不得不紧急行动。
  但只走出了5里多地,在莲花山云落附近,遭到陈济棠部优势敌人的袭击,起义部队被冲散。
  叶挺、聂荣臻无法集中部队,只带着几名警卫人员,紧紧护卫着重病中的周恩来。
  高烧昏迷中的周恩来,在担架上还不断地喊“冲啊,冲啊!”聂荣臻深情地看着这位老战友老领导,不断劝慰:“你发着高烧,需要休息。”
  在当地中###组织的掩护帮助下,聂荣臻、叶挺、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护卫周恩来,在陆丰乡下养病。
  几天后,周恩来病情稍稳定,杨石魂在甲子港找到一条小船,送周恩来去香港。
  这条船,真可谓是一叶扁舟,周恩来住在舱底就容不下第二个人。
  舱面上除了船工,只能容下叶挺、聂荣臻、杨石魂3人。
  船驶向大海,风急浪高,颠簸得厉害,站不稳也坐不稳,为免于掉到海里去,聂荣臻等只得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在大海里搏斗了两天一夜,终于在10月中旬到达香港。
  10月2日,第二十五师在三河坝与钱大钧部激战3昼夜,余部由朱德、陈毅率领,向湘南撤退,在发动湘南起义后于次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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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在南昌起义中(5)
10月7日,第二十四师余部一千多人,由董朗、颜昌颐率领,到达由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地区,加强了当地农军的力量。
  

第三节投入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1)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千多人的武装,在两万多工农赤卫队的配合下,举行广州起义。
  聂荣臻与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等一起,领导了这次起义。
  10月中旬,叶挺、聂荣臻到设在香港的广东省委秘密机关报到。
  由于没有记住杨石魂告诉的联络暗号,衣服又穿得破破烂烂,一付狼狈相,他们到省委机关接头时,对方竟说,先生,你们认错门了。
  说完,把门关上不再理睬了。
  叶挺性急,想发脾气。
  聂荣臻忙把他拉到一旁,轻声说:老总啊,这是我们党秘密工作的规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不能不警惕呀。
  于是,他拉着叶挺转身离开,在街上转悠。
  像样的饭馆,他们不敢进,怕引起怀疑,就找了个小饭摊,买了两碗饭,加几根广东香肠,凑合着吃饱了以后,又找了个小旅馆住下。
  聂荣臻说,我们还是上街买身衣服,洗个澡,形象像样一点再去接头。
  叶挺表示同意。
  他们来到一家服装店,挑了两套合乎身份的衣服。
  聂荣臻身无分文,叶挺有经验,身上带了不少港币。
  叶挺拿出一张100元的港币,交给店主,店主一看是百元大票,就反复看,然后说,这是假票。
  叶挺一听火了,把那张100元的港币撕了,又掏出一张100元的港币来,刚要递给店主。
  聂荣臻一想不好,连忙把叶挺拉到一边,低声说:“老总呀,你怎么这样干呢?人家看你这样不在乎,100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撕了,不怀疑我们吗?”叶挺想了想说:“我撕得有道理,不然,他怀疑我用假票子,找来警察,不就更麻烦了,我撕了,就没事了。”
  聂荣臻觉得这种说法也有点道理。
  于是他们又进了另一家服装店,各自买了合身的衣服。
  回到旅馆,洗了个澡,比原来整洁多了,再次到原机关接头。
  聂荣臻怕再次被拒绝,想了个办法,他对叶挺说,根据我的经验,那里肯定是个秘密的接头机关,没错,但是忘了暗号,可能还是要被拒绝。
  你不要急,听我的。
  去了以后,果然,对方说,两位,我们不认识你们啊,怎么又来了。
  聂荣臻就说,我认识你们的黄锦辉先生,告诉他,我叫聂荣臻,在某某旅馆等他,有要事要同他商量,把我的特征告诉他,请他务必来找我们。
  这一招果然灵。
  第二天,黄锦辉就来旅馆找到了聂荣臻、叶挺。
  接上头以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找叶挺、聂荣臻谈话。
  张太雷表示同意叶挺去澳门探亲,但要叶挺在家待命,不要离开。
  张太雷问聂荣臻有什么打算?聂荣臻说,我光杆一人,一切听从组织分配。
  张太雷说,那好,你是中央军委的,本来可以回中央军委去,但眼下广东省委军委正缺人手,你就留下来吧。
  军委书记是我兼的,但我太忙,你去以后,军委的日常工作就由你主持。
  广东省委军委除了聂荣臻以外,当时有黄锦辉、叶剑英、曾干庭等几个人。
  11月7日,发生了以张发奎、黄琪翔为一方,以李济深、黄绍为另一方,两派军阀为争夺广东地盘而引发的激烈战争。
  省委有些领导认为,这是个好时机,主张组织广州起义。
  省委就此开了几次会议进行讨论。
  聂荣臻参加了讨论。
  会上有所争论。
  张太雷等主张组织广州起义,在广州树起苏维埃大旗,以形成全省的大暴动乃至全国的大暴动。
  聂荣臻、黄锦辉等不同意组织起义。
  聂荣臻在几次发言中强调:南昌起义刚失败,革命正处于低潮,我们还没有缓过气来。
  在李济深发动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广州的革命力量又备受摧残,在广州最有威信最有战斗力的省港罢工工人,大部分已经被迫回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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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投入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2)
农民方面,除海陆丰而外,广州周围我们能够掌握的有组织的农民力量也不强。
  学生、市民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革命情绪大受影响。
  军事方面,广州周围有张发奎、李济深、李福林的几个军。
  他们虽然矛盾很大,但一旦共产党组织起义,就会掉转枪口,共同对付起义力量。
  而在我们方面,武装力量只有一个教导团和警卫团的部分力量,还能够组织几千名工人赤卫队,仅此而已,得不到其他革命军事力量的配合和援助,要想使这样一个大的起义获得成功,在广州组织苏维埃政府,并且能够长久坚持下去,以引发全省乃至全国的暴动,取得革命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
  会上,还有一种意见,就是联合张发奎,推动广东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是共产国际派来指导广东革命运动的代表、25岁的德国人诺依曼提出来的。
  他认为,张发奎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李济深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应该联张反李。
  会上,大多数人不同意诺依曼的意见,聂荣臻也认为这种看法是主观主义的。
  他说,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已经充分暴露了张发奎的反革命真面目。
  我把在马回岭俘虏的他的卫队营连同望远镜等交还给他,他并没有领情,仍然坚决###,你说,这种人能靠得住吗?这位被人们称为“毛子”的国际代表,态度生硬,在会上,几次和大家吵了起来。
  会议争论的结果,于11月25日形成了广东省委第二十五号通告。
  通告要求广东各级党组织利用张、李冲突的机会,广泛发动工农暴动。
  张太雷、恽代英、黄平等于11月26日到达广州。
  28日,省委拟定了号召广州工农兵群众起来暴动的宣言。
  宣言里着重讲,张发奎与李济深同样是反革命势力,要工农兵拿出“以一当万,破釜沉舟的勇气与决心”,来夺取广州政权。
  以后省委将这个宣言连同广州起义的计划,上报中共中央。
  12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广东省委的报告。
  于是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
  中央和广东省委已经作出组织广州起义的决定,聂荣臻决心做好起义准备工作。
  12月5日,聂荣臻与叶剑英一起,由香港来到离别了近一年半的广州,在珠江北岸的八旗会馆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
  这里权作省委军委的联络点,由叶剑英留守,以便有事好联系。
  聂荣臻则忙于参加讨论起义准备工作的会议。
  12月6日,在广州沙面西桥附近党的地下联络站,召开了省委会议,讨论起义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问题。
  会上,诺依曼主张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先发动工人,组织总同盟罢工,然后形成群众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再在革命军事力量的配合下,夺取广州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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