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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袁世凯对南方还鞭长莫及。他既不可能派自己的北洋军到南方来，也不可能派自己的亲信将校来统率南方的军队。他在民国初年，精气神处于上升时期，在政治运作上处处表现出很有权谋，精于算计。袁世凯为了应对南京政府北迁后南方的军事、政治态势，于1912年3月31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这是安抚南方革命党人的一个措施。他把南京一带的军政权力仍然放在黄兴手里，军队也仍然归黄兴统辖，由黄兴来解决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南京的善后问题。这些问题非常棘手，袁世凯自己是解决不好的，只好让黄兴来维持现状，等待局势的变化。4月13日发布的《南京留守条例》规定：“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该条例赋予留守的权力似乎还很大。但一则条例没有规定南京留守有财政权力，二则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也就是说，南京留守一职只是一个南方军队的善后机关，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同时，中央政府可以用财政权力控制留守府的运作。南京临时政府始终没有建立起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也没有控制地方所必需的财政力量，即使要维持南京一带的局面，也非常吃力。临时政府北迁后，黄兴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袁世凯完全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看看黄兴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来应付复杂的局面，他没有必要操切从事，激起南方的反抗情绪。当然，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黄兴是南方军队的领袖，这是个既成事实，如何运作南京留守一职，主动权还在黄兴和同盟会手里，就要看黄兴和同盟会方面的政治意向和对形势的判断了。
辛亥革命党人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其实都还很幼稚，他们处在传统革命和中国近代革命的过渡时期，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都只是初级水平。南京开国以后，孙中山、黄兴动员了一大批军队到南京来，还在南京地区大量招兵，扩军备战。但事实上这些军队的素质很差，章太炎批评说：“南京招募之师，大半乞儿车仆。”这样的军队，表面上热闹，实际上是为了吃饭而来。黄兴从武汉指挥战争的经验中知道，他是无法动员这样的军队进行战斗的。南方的军队膨胀太快、太多而又无用，估计总额达到了80个师，远远超出了当时各省的财政支付的能力，因此，各省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压力。在南京一带，陆军部就直接掌握了16个师，以及一些杂编部队，总数达20万人。南北和议成立后，这些部队已经无用武之地，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民立报》的编辑、记者，一心想着与袁世凯一起和平建设，批评南京陆军部说：江南各地，到处都是兵，军官的数目多得像毫毛一样。陆军部不仅不知道这些兵够用不够用，而且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兵。调查没有办法，遣散也没有办法；编制这些军队，又不好编这个不编那个，军队要求发饷，陆军部不敢不答应。呜呼！长此以往，可以确定这些兵足以让我们国家灭亡。
在野的人对当政者进行批评总是比较容易的，但要当局拿出真正行得通的办法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黄兴并非不知道他面临的问题，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时期，就在努力整理军队。他先后将驻扎在苏、皖、浙、闽的军队编成26个师、5个军。这5个军都是北伐集中到南京苏皖地区的军队，第一军军长柏文蔚，该军原是在江苏的军队扩编而来；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土匪出身，驻在扬州；第三军军长王芝祥，所部为广西参加北伐的各支部队组成；第四军军长姚雨平，该军为广东参加北伐的军队，系广东新军所组成，战斗力比较强；第五军军长朱瑞，该军为浙江新军所组成，比较有战斗力。4月11日，在南京的赣军及一部分桂军因欠饷发生兵变，在南京抢劫。当时部队供应很困难，甚至吃不饱饭，一些游杂部队就很容易哗变。黄兴镇压兵变后，深知有兵无饷的危险，因而加速裁军。但裁军也要钱，黄兴没有财权，就像被放到炉火上烘烤一样，日子非常难过。他只好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自动离职，帮助新生的国家渡过难关。此后一段时间内，第一军除留在江苏的部队外，柏文蔚出任安徽都督，将部队随身带到了安徽。第二军归中央直辖。第四军解散，一部分回广东后也被陈炯明解散。第五军回到了浙江，后来朱瑞出任浙江都督。第三军的部分部队遣返广西，骨干部队编成第八师，归中央直辖。其余一些江苏的部队，后来交给江苏都督继续整理。
1．黄兴和南京的烂摊子（2）
黄兴明明是个厚道人，一心要整理好军队，政治上没有野心，但同盟会的反对派可不是吃素的。他们一直千方百计迫使同盟会放弃政权，非常担心同盟会在南方继续拥有军队。他们不遗余力地攻击黄兴有割据东南的野心。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宧就声称：留守机关裁撤，民国即号称统一。黄兴本来就对政治趋向消极，经历了兵变事件，更加对权位失去了兴趣，希望功成身退，摆脱嫌疑。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只能进行和平的政治竞争，党派之间只是政见之争，而不希望再发生武力角逐政权的现象出现。何况，中国经过这次革命的破坏，元气大伤，如果再要经受一次战争，中国能不亡国吗？为了表示他对国家统一的诚意，于5月13日即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当然求之不得，但也一时找不到接替的人选，不敢操之过急，所以仍予以挽留。5月下旬，黄兴和熊希龄在借款问题上发生冲突后，他在财政上已经毫无办法，更加急于丢弃留守这只烫手的山芋。
同盟会毕竟是一个革命组织，从风浪中奋斗过来，有一部分人保持着敏感和警惕，对于时局仍然很担心，不信任袁世凯这个旧官僚，也不希望同盟会失去对江苏政权的控制。他们想了一些办法，提了一些建议，例如让黄兴辞去留守职务后担任江苏都督，或者由陈其美出任江苏都督。但黄兴本人对政治表示消极，其他人的努力当然就很难着力了。于是，有人就批评黄兴暮气太深了，只能和他谋划开局，很难和他一起去争取成功。尽管如此，南京地区的军队毕竟掌握在同盟会员手里，他们强烈要求保存革命实力，应付可能的事变。性格温厚的黄兴，毕竟是一个战士，军人有自己的敏感和利益，在一片和平声中，仍然存留着血性。在准备结束留守府的时候，黄兴和同盟会在南京的军事骨干们决定组建一支精锐部队，这就是第八师。第八师的基本部队是由广西参加北伐的部队组成，主要是受过良好训练的新军，同盟会员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官兵多为广西、湖南人，建制上直隶中央。组建时，选择各遣散部队的优秀军官和装备充实该师，从师旅长一直到营连长，都是日本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员。武器除装备部队外，还有一份备存在军械库。第八师的领袖是陈裕时，喜用权谋，他推荐陈之骥担任师长。陈之骥也是同盟会员，与广西革命党人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并在广西军中共事。陈之骥是北方人，又是冯国璋的女婿，陈裕时看中了这一点，希望通过陈之骥与冯的关系，为第八师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与中央政府打交道也比较方便。
那些年轻的同盟会员也太单纯了，这叫什么权谋？他们怎么可能依靠袁世凯系统的支持来发展自己，与袁世凯对抗？在当时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下，一时搞不清政治发展方向，才有如此可笑的措施。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传统的解体的道路，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正在上升，不同政治素质和派系的军队是无法和平共处的。历史事实也很残酷，军人们正在结成自己的特殊团体，强化自己的发言权。经过了后来多年的冲突，同盟会——国民党军界的人才懂得了控制军队和地盘对于政治生存的重要性，于是，国民党自己也走上了军阀的道路，并且分裂成不同的派系。至于民主化的要求，就成了弱势一方的宣传话语，没有人能回答具体道路怎么走的问题，真诚的民主意向在生活中总是无法生存。如何消除军事派系，进行国家的整合是国民党始终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这是中国社会生活的自然逻辑造成的，并不仅仅是某几个人的罪恶意图造成的。对历史的批判性语言，功过是非的意识形态评判，无法解释客观的历史逻辑。这是后话。
黄兴组建第八师的工作并不顺利。当时各部队正在响应黄兴的号召，以爱国的名义动员退伍，第八师却非常特殊，不仅不退伍，还在充实力量，招兵买马，甚至招收已经被裁遣的官兵。严重的反差，引起了其他部队的强烈不满，纷纷到留守府抗议，影响了裁遣的动员。第八师的组建工作被迫停顿了下来，黄兴甚至将正在招兵的团长何遂撤职，以平息各部队的愤怒。何遂躲过风头后，才回到第八师继续任职。
6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到南京接收留守府，黄兴即交卸了职务，第八师的整编也就延搁了下去。黄兴下野后，如释重负。10月间，黄兴从上海回湖南家乡，正值39岁（虚岁）生日，在旅途上赋诗一首，看淡了功名富贵，感慨人生的迷茫：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
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
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第八师名义上直隶中央，后来的许多活动仍然不是袁世凯所能控制的，黄兴的影响力也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革命党人对时局的认识不清，并没有始终贯彻原来的方针，只是下意识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吧。留守府结束时，黄兴将自己的警卫团划归第八师，团长林虎。林虎虽然是广西出身，但所带部队是广东的部队，与第八师不是一个系统。正好江西都督李烈钧需要骨干部队，林虎是李的同学，就将林虎一团调到了江西。与此同时，第八师的旅长赵恒惕也与八师其他干部发生矛盾，而湖南都督谭延辏б蛭踊ハ喑逋唬苹拷馍ⅲ枰恢Р镁募嗍硬慷樱蹋陀烧月室煌疟Γ娓涸鹫聿们簿拥耐踔ハ榈搅撕稀Ｆ涫登懊嫠档剑揽酝踔ハ榈娜蚊欠欠ǖ模罄丛僖裁挥腥思平险饧隆Ｕ饬街Р慷樱�1913年爆发二次革命时，都是当地参加革命的骨干部队，尤其是林虎一团，首先与北洋军队发生战斗。南京的第八师，作为革命党人保留应变的骨干部队，只存下了第二十九团2000多人。第八师因为缺额太多，后来又进行了整补。当时一个师是两个旅，一个旅两个团。因为师长是北方人，就到北方招来了一个团。但这个团完全没有革命的思想基础，二次革命爆发后就解体了。尽管如此，第八师仍然是革命党人保留下来的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后来就成为二次革命中南京保卫战的骨干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