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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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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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年江忠源、吴文镕相继阵亡,随后收复武昌,又是用罗泽南奇计,清廷喜心翻倒:“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两个月后,还是罗泽南“破贼于孔陇驿”。这年年底,水陆官军进攻九江,又是罗氏指挥首战大捷,随后太平天国反扑,分割官军于江中多段,曾国藩指挥船被围,也是暗中换乘小舟入罗泽南营地,仅以身免,曾国藩羞愤交加,第二次要投江殉节,罗氏力谏乃止。
  1854年岳阳水战,“师船不能回营,为贼所乘”,竟然有十来个将领阵亡,又是罗泽南“破贼于城陵矶”。
  随后,仅在一个月中,罗泽南“破贼于贵溪”、“剿贼于景德镇”、“连破贼于梁口,鸡鸣山等处”……包括太平天国凶悍战将石达开,在1856年的秋天,裹胁农民,挥大军飙窜于江西各地,来势异常凶猛,各地迭发警报,又是“一经罗泽南痛剿,即连次挫败……”
  罗泽南和彭玉麟有相似的地方,“彭玉麟前乞假回衡州,闻江西紧急,间关徒步,行七百里抵南康,公见大喜……”罗泽南上书陈利病指出第二次收复武昌的战略,更加重他力挽狂澜的责任。巨眼卓识,有神龙不见首尾之妙,遂奠定东南战局之转机,“泽南因自义宁单骑诣南康谒公(曾国藩),面陈机宜”。
  一罗一彭,各如一傲然的骁骑,踽踽独行在杀机四伏的驿路之上。
  他们以孤胆英雄的道义担当,于艰难困苦中着手成春,无数次赖其一举扭转颓势。坚毅的文化道统的维护,孤独的时世艰难的思索,需要生命与巨量的鲜血与死亡来完满这迂回的沟壑。
  杀人手段救人心,这是以沸止沸……辛亥革命期间志士韩衍说的“杀机沸天地,仁爱在其中”。心灵中另有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时势增加了太多的变数,如果没有文化的介入,战争就不可能停止。 。。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7)
文告之间,看得出战事的激烈反复。武昌欲克未克之际,“江西八府五十余县皆陷于贼”。也就在武昌将克之时,罗泽南阵亡了。
  最后的武昌之战,时值大雾,城内太平军敢死队突围,实施无序拼杀,部队顿形混乱,泽南左额中弹,拖延二日死于军营中,年50岁。他终于倒在饱受战争摧残的陆地上。在浓密的大雾中,名将之花凋落,这擎天的巨柱,是否感到了有生以来的如磐的压迫,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不可抗力,那并非全然来自太平军的人生的负担?中枪后延医的一两天时间里,他是否有过放弃的念头?相信人生的压力,在此时,绝非寻常头脑所可想象。书生将军,秀才元戎,放手一搏,顿挫成意想不到的强硬和铁腕。如鹰隼愤然振翼,慨然出击。突如其来的大雾似乎是一种宿命,好像要卸下前所未有的人生困局,以及肩上绵延文化生机的担当包袱。梦幻泡影,化为乌有。
  (五)
  赞誉曾国藩的人,其总着眼点在于,曾氏出将入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俞樾是他的学生,进士后复试,就是曾氏阅卷。大为激赏。他人有谓其文先已作好,曾国藩力驳之。遂使入翰林。那时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首句为:“花落春仍在。”以为诗歌所表现的气场和寓意简直无以复加,乃加以拔擢(《春在堂随笔》卷一)。
  又因俞樾锐意著述,曾国藩有联语说他:“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樾)拼命著书,吾皆不为也。”其实曾氏既做官又著书,但他说的也是实情,真正的意思是,对此二者不上瘾,能控制也能中正把握之。
  总起来看他训练的部队,精神焕然一新,战力强劲,配备火器,成效远远超过清廷常备军,他以彭玉麟等组织的水师,又是机动性能相当强的两栖部队。
  湘军的成功,历史学家都承认的了。萧一山先生以为其要点在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骨子中保存着我国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对兵员,严格按规则保障后勤物质供养,而对带兵的营官,总须其为孔孟的信徒,也即还是读书人。曾氏说“近世之兵,孱怯极矣,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湘军之建立,无论战斗力还是精神面貌,都和当时的绿营官军、土匪、游民暴民俨然区别开来,而成异军突起的劲旅。
  整个的情形,可说是读书人打不读书人,大读书人打小读书人,智识者打无赖,士大夫打泼皮流氓……从双方指挥官的出身学历可知。太平军的将领,出身草野,游荡打劫,自与学术绝缘,岂有彭、胡、罗、江……的气概?
  战况的惨烈,稍一疏忽,可致全盘皆输。即看似必然,实亦大有偶然。故萧一山先生书第八章直接用曾国藩的感叹做了标题:金陵之役,千古大名——“全凭天意,岂尽关乎人力”。将各地的战场都算上,几乎是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其残酷程度、激烈程度,都非常人所能想象,谓之血肉磨坊洵不为过。经常是战况胶着,死伤惨重。洋枪洋炮也出现了,有一种洋炮,虽然笨重,但落地开花爆炸,杀伤力奇大。
  直到安庆收复之后,仍有其他名城如杭州等的陷落。战事之艰苦,也造成人心的内伤。李秀成老老实实作几万字的供述,以求免死。最后曾国藩找出各种理由,在南京就地正法。实因战争异常残酷,而恨之入骨。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何况面对如此能干的天国干城。曾国藩留下李秀成不解送北京,就地处决,实有酷烈厮杀造成的战争恍惚。 。。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8)
“谁知道不特三年不归,简直花了十二年的时间,不特万人不够,简直动员了三十万人,金甲貔貅,死者半之,才得成功。可见天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要不是曾国藩的老谋深算,则清政府只有瓦解一途了”(萧一山《曾国藩传》第七章),这里面有诸般出乎意料的地方。
  祖雨宗风,满是不堪记忆。当年的凌辱与血腥杀戮,致令盗寇满中原。故排满为九世复仇,此也符合春秋大义。是和追求天赋权利,有生以来之自由、人类平等的诉求结合在一起的。因当年打压杀害的惨烈,而不得不潜入地下,再度的反抗,就有一个酝酿、生长、爆发的过程。在曾国藩时代,还未完全破土,必待孙中山及其助手出,方才有公然的大举,以超越的大智慧从根本着手,解除轮回式的被奴役的宿命,来造成宪政治国的构架和雏形。
  辛亥革命起来,先以“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为纲领;但等到民国肇建,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这是史上未有的共和精神,失却这种宽容,很难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杀伤颇巨,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后台资助者也不问罪、也不责罚。如此民族精神和向度,洵堪奠定真正的终极目标:*制度。
  (六)
  曾国藩的时候,虽然令后人扼腕,但他的行为,又是符合这个自然生长的过程的。试比较早前的岳钟琪对曾静的处理,国藩到底进步得多了。“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2,《致胡林翼》)。“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面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转自何贻焜《曾国藩评传》)。
  对社会弊端的根本认识,锥心痛愤,故其伟岸,不仅做了晚清的柱石,更在政治思想达于对人本的考量,对人的处境的追问。事实上,如欲澄清吏治、扶持社会正义,其要件端在得人。而专制体制的本质,又在对于人性的杀灭,其所依靠者为暴力*和奴才文化,道德因素的滥用令其等于虚设,除了使百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明君贤臣,只是昙花一现,其恶果循环不断。此际除了保持文化的传承以外,体制必与世界潮流接轨,否则无法可想。曾氏深深窥见了帝王专制的病灶病因,但他开不出药方或隐约觉察药方当为何者,而不敢开示。这在他那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其头脑和心思,跟他们所依存的背景是一对深沉的矛盾。
  他的治兵思想和他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战后裁军,那确实是来真的,裁撤善后,俱回原籍;而在征募之初,就是有业者多,无根者少,“求可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而他本人在战后,心力交瘁忧老成疾,“困疲殊甚,彻夜不寐,有似怔忪……”(王定安《曾国藩传略》卷四)。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在后世的专制国,就更是如此。盖因专制所实行者,为逆淘汰机制,人间良善与才智之士在社会上总是没有市场,在政治上没有空间,而阴险恶徒,翻云覆雨品性下贱,因而嗜杀成性,这些人相当得势,而民众的代价就大了。恶徒尽量获得占有空间,进而以圣人自命,僭称王号,借以骗塞天下耳目,实则与小民争锱铢之利,赶尽杀绝,精神勒索,无所不为。故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以曾国藩既不能彻底反抗,则必空间越来越小,最后还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选择急流勇退。
  他在人生晚期,讨捻军时,已有力不从心之态势——当然不完全是生理原因,他述说观点,已无先前的威重斩截;而指挥部队,更有心事重重的样子。所以当时社会舆论隐然期其自主东南,就人才、武装、大势观之都有可能,至少打成个“三国演义”是没有一点问题的,然国藩不为,后来其天下英雄半入幕的部曲也都渐渐灰心了。人心的承受力很有限啊。
  他的病,一半以上是心病,他的力不从心,更多的还是一种困惑。实际上,无论慈禧皇权,还是洪氏天国,对之都是半人半兽难缠难解的实体,两者各有各的不可理喻。
  无论他的文化传承怎样的渊厚,心性如何的正大,一时也竟束手无策。他的沉重的疲惫感,实在有着渊深的脱离之念,他虽以清廷为主要“股东”,但其观念隐约已有马放南山之势,纷至沓来的事务,越来越无从措手,主观上不值得为其效力之念昂然抬头。
  但他以他的履历,这种脱离之念当然不可能发展为实际举动,反而衍生如磐心病,竟至忧郁成疾,他的脱离之念,就以牺牲老命的代价为最后之结果。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8)。对外交际,薄物细故,他主张不必计较,唯事之重大者,则当出死力与之苦争。其态度、心理方法都与林则徐有很相似的地方。曾氏在天津办理外交纠纷时,为洋人所说几句公道话,同时也违心处理民望甚高的地方官员,引致各方怨恨,而导致他心中的觳觫,非言可喻。
  萧一山先生说,曾国藩遣散湘军,用心很深,也有讽刺李鸿章脚下的淮军之意。而且,解散以后,湖南人郁闷惨切,相率加入会党,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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