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军事领袖，都用更加严厉而刺耳的声调批评蒋对日本的迁就态度。蒋不可
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又不可能消灭中共，这一困境使他准备最终向外国侵
略者摊牌。这种可能需要苏联——唯一愿意帮助中国的大国——道义上和物
质上的援助。根据蒋自己的话，④他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维也纳，试探俄国人的
援助意向，而两国政府之间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援助的各种谈判，在
１９３６ 年整整进行了一年。正是在普遍的抗日情绪、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不
断改善的中俄感情，以及中共对蒋态度较为缓和的环境下，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安事变。⑤
西安事变
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密谋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变的发生震
惊了世界，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中共。可以理解的是，根据不完整的材料，
中共最初的反应表现出恐慌的迹象。从有关的一切抗日力量——苏联、中共
和扣留蒋的人——看，蒋如在事变的任一阶段死去，都将使他们建立统一战
线的目的遭受失败。蒋在被扣的最初几个小时（在 １２ 月 １２ 日晨的混乱之中）
几乎丧生，此后，在羁留西安期间，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既然扣留蒋的张
学良没有下令杀蒋，不妨说他从没有想过要暗杀蒋。莫斯科给中共的指示明
确要保护蒋。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和中共的队伍中，可能有强烈的仇恨，
要求杀蒋，但是这几乎不反映领导人的明智。实际上，据说毛见到莫斯科的
指示后勃然大怒；①这也可能是他安抚追随者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对莫斯科干
涉中共内部事务的愤慨的一种表示。随着蒋被扣押，统一战线的建立显然已
为期不远了。谈判的问题涉及战略、组织和思想体系，这将长期影响蒋和共
产党人的革命前途。（参见第 ３ 章）
在南京，以何应钦将军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对西安事变作出强硬反应，
讨伐叛乱者和红军，并请回汪精卫以加强与日本和睦相处的可能性。②但是有
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则要求释放蒋介石，用和平手段解决南京和叛乱者
① 同上书，第 1 卷，第 194 页；《红色中华》，1936 年 5 月 26 日。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 72—73 页。
③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 2 卷，第 225 页。
④ 同上书，第 245 页。
⑤ 查尔斯？麦克莱恩：《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 年》，第 79—91 页；蒋廷黻教授应蒋介石
之请于 1934 年末访问莫斯科；见查尔斯？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 年》。
① 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 1 页以下。
② 重光葵：《日本及其命运》，第 222—223 页。
之间的分歧。③在事变发生地，周恩来、叶剑英等与蒋会谈，坚决主张建立一
个统一战线。④双方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既往的敌视和将来的友好、团结
和斗争、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取得调和。
直到这时为止，蒋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是在对付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之
前消除中共主张的阶级斗争——这个解决办法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恭亲王和曾
国藩对付太平天国叛乱的政策是一致的。王明的方法是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民
族斗争，以达到国家的团结，因为没有团结中国将不能抵抗日本。然而毛泽
东认为团结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不可能轻易获得。如果团结来得太容易，
它不会持久，不足以支持一场民众抗日战争。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放弃了原来
的方式。此后，在中共内部开展了一场辩论，王明主张为了斗争以广泛的合
作达到团结，而毛则主张通过斗争以有限的合作达到团结。
由于王明抱有农民缺乏政治觉悟这样一种较为传统的观念，他急于把民
族革命带回国民党统辖的城市。他最初计划建立民族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这并不意味全面改造南京政府，只是让它容纳其他政党和群众团体的代表。
后来他甚至进一步倡导抗日联军统一指挥，统一训练，统一供给，统一装备
和统一计划。①按照他的观点，没有真诚合作的团结不能确保抗日的成功。②
所以对他来说，一切必须为了抗日，为了团结。的确，在他的党内，他仍然
有相当多的追随者，还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权威的支持。中国需要俄国的帮
助，这有助于增强王明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此外，在华中和华南，游击队不
久集合在一起组成新四军，由王明的追随者项英领导。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中的个人声望、他的口才以及他的实权，使他成为能向毛泽东领导地
位挑战的重要人物。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几乎不相信蒋是一个同盟者。战争可能是局部的；
它可能会和平解决并迅速转变成日蒋联合反对中共的斗争。在这次意外事件
中，放弃红军和苏区完全是蠢事。中共不仅应保持它的自主权和自卫能力以
防不测，还应促进毛所称的民主和进步以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动群众投入战
争，把它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为民主和进步的斗争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
保证。在群众战争中，即使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放弃抗日，中共依然能单独
坚持下去，不会重演 １９２７ 年的历史悲剧。
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关键在于适当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改革。党的注
意力再一次集中到富农身上。１９３５ 年王明在他的《新形势和新战略》中提出
的土地政策比毛在 １９３１ 年以前提出的更为温和：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富农
可以保留他们的农具并分到一份相等的土地，不只是坏地。①的确，在这一阶
段王明因土地革命的失败而沮丧，但他认为土地革命仅仅是一种武装斗争，
极少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②在瓦窑堡会议上这种更温和的土地政策被接受。
富农、中农和贫农都能得到数量相等的一份土地，而不触动富农对工商业的
③ 1936 年 12 月 14 日《大公报》社论，收入张炽章：《季鸾文存》（1962 年台北版），第 222—223 页。
④ 贝特兰：《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又名《中国的第一幕》），第 170 页；片冈铁哉：《中国的
抗战与革命》，第 46 页。
① 《王明选集》，第 1 卷，第 168—169 页。
② 《明报月刊》，第 61 期，第 91 页。
① 《王明选集》，第 1 卷，第 97—98 页。
② 同上，第 81 页。
投资。他们的牲畜、动产和农具无需重新分配。③到 １９３６ 年夏，中央调整了
他们的土地政策，使它更加接近王明的观点，以促进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合
作。④
中共土地政策的缓和，也有实际原因。陕北的基本土地问题不是高地租
和渴望获得土地，而是缺少劳动力以及如何有效地组织劳动力以达到高产，
整个华北都是如此。早些时候在那里推行的极左土地政策已证明是不利于农
业生产的。⑤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它只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
消除了土地分配中的极端不平等，并激发了中农和贫农对群众工作的热情。
他们的积极性在于结束地主和富农对地方权力的垄断。当时强调的不是重新
分配土地，而是更公平地分配粮食。⑥
毛泽东的另一种战略并不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既打败日本又打败
蒋”的政策，像张国焘所描绘的那样。①他的要点是如何使蒋继续抗战，以及
假如蒋介石与日本媾和，中共将如何独立战斗下去并赢得这场革命。由于军
事力量处于劣势，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和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
从而加速全国范围革命形势的到来。抗日战争的总战略，与以前内战的总战
略一样，必须是农村包围城市，以切断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把革命引
向城市。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革命仍由共产党的军队加以保护，并由共产
党的群众路线加以指引，不断地取得进展。１９３７ 年初，如 １９３６ 年夏——当
时毛泽东与斯诺正在进行系统的谈话——一样，他的战略可能尚未完全形
成。但是基本观点都已经有了。毛泽东的许多同志，特别是王明，不同意他
的观点，党内仍在继续辩论。同时，有关民族阵线的事态急剧发展，迫使两
个主要政党在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缔结了正式的联盟，距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三个月
了。
③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 1 卷，第 191 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5
年 12 月 15 日）》，《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13 页。
④ 《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63—65 页。
⑤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 8 — 9、12 页。
① 《明报月刊》，第 60 期，第 88 页。
第 ５ 章 土地制度
前面几章记述了到 １９３１ 年为止的中国国际关系，以及直到 １９３７ 年在南
京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和其对手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但是，正如本丛书前几卷
已阐明的那样，中国的近代史很难只通过叙事来把握；太多的特殊情况（虽
然往往鲜为人知）影响了事件的进程，如体制运行、经济和社会条件、领导
人及其追随者的思想和抱负等。所以下面几章将讨论农业经济、农民运动、
地方政府、高等教育和文学倾向——这些是影响 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４９ 年的戏剧性
事件的相关因素。我们从估价这一国土上的普通人的生计入手。
到 １９１２ 年旧制度结束，中国的农业供养着庞大的农业人口，他们辛勤劳
动，必须用精耕细作的方法才得以靠为数不足的土地维持生计。由于缺乏综
合统计材料，本章只作定性说明，以勾划出不为大多数欧美人士所熟悉的情
景。
费迪南德？冯？列区荷芬于 １８６９ 年 １ 月旅行到南京时记录了以下情景：
像蜜蜂一样辛勤地耕作，是中国人特有的品质。我了解到一件极令人惊讶的事例……在一
座矿井后面，矿工曾把大块的煤矸石倾倒在地里……附近村民筑起阶梯，直达石山顶部，并背
来泥土和肥料……用这样的方法，在那块土地上开垦了小块土地。这些地块大小只有几平方米。
从下面往上看，只能见到锯齿状的煤矸石向上突出，但是从上面往下看，就只看到构成复杂图
案的绿色田野。冬季，农民在上面种小麦，夏季种稻谷。
中国农民掌握了补充土地养份的秘诀，甚至一些地区一年两熟，而另一些地
区两年三熟。用美国农学家金在 １９０９ 年的话说，他们的复种技术使“最充分
地利用生长期的每一分钟，和最充分地利用家庭成员的时间来照料庄稼”成
为可能。②
但是种植技术和勤劳并不足以使所有家庭都能得到温饱。有些家庭——
不知他们占农业人口的几分之一——生活困难，甚至难以忍受。下面的报告
记述了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江苏、浙江两省一些农民的困境：
昔日男耕女织，一个农业劳力可种地百亩（６．６ 公顷），八口之家无虞饥饿。一家有地五亩
（０．３ 公顷），由一位妇女养蚕；七十老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