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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袖陷害美人这类宫中夺宠的事情本身并无值得人们重视研究的必要，但体现于该事情中的计谋却值得人们借鉴深思。掩鼻计反映着一种陷害阴谋的共同特点，它也是在双方受骗人互不沟通的前提下得以成立的。善良的人们应该常常注意消除该类计策得以成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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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轸：将计就计，化害为利
陈轸曾经做过楚国之臣，大概因为不能取得楚王的信任，于是去了魏国，欲求仕于魏王。《战国策？楚三、魏一》两处记载了关于陈轸求仕的同一件事情。
陈轸去魏国求仕时，恰好张仪在魏国得宠于魏王。张仪很不喜欢陈轸，为阻塞陈轸求仕之路，遂对魏王说：“陈轸心系楚国，曾很卖力地为楚国求地，他若在魏国参政，必定会为楚国的利益着想。”因为张仪此言，陈轸一直不被魏王任用。有一位名叫左爽的人对陈轸说：“张仪正深得魏王信任，他在魏王面前说下一句话，您即使解释一百遍，魏王也不会听您的。”于是他和陈轸定下了一条计策。按照计策，陈轸派人把张仪说给魏王的话到处宣扬，一直传到楚国，让楚王听到。楚王听到张仪的话后，打消了对陈轸的疑虑，立即准备任用陈轸。
陈轸是一个以游说列国君王而追求个人功名的人物，这次在楚国失宠后，无奈之下来魏国求仕。张仪为堵塞陈轸的进用之路，进“谗言”于魏王，他巧妙地利用陈轸过去曾有过的那么一段经历，把陈轸说成是心系楚国，会暗通楚国的人物。陈轸明知自己在魏国的求仕是根本不可能了，于是他“跛子拜年，就地一歪”，利用张仪的“谗言”巧做文章，顺势将自己“通楚”的“恶名”宣扬出去，传给楚王，反而取得了楚王的信任。
陈轸在魏国的仕途被张仪用计谋堵死了，但陈轸采取“借彼之谋，成我之功”的策略手法，将计就计，却意外地在楚国打通了求仕之路。陈轸这一计策的成功，是巧妙地利用了张仪阻遏自己的计谋，以张仪计谋为要素，另设一计，表面上与对手的要求相合顺，实际上在实施着自己的计谋。这种计谋的实施，有一大半依赖于对手的协助和配合，当对手的目的达到后，自己的计谋也接近完成，对手已经欲止不能了。
陈轸此计的运用完全是为了个人的目的，不足为论，但此计的成功却启发人们，要善于多角度地看待世间的具体事物。达到目的的道路上自然存在障碍或人为的诡计，如果能转换立场、变化思考方式，它们很可能成为另一通道上前进的有用力量。因而，人生的困难之处往往不在于外来的障碍或诡计，而在于阻碍自己转换思考角度、变化思维方式的内在障碍。内在障碍人各不同，但却总处于各人的思维盲点上，不易被人觉察和消除。有谁能发现并消除这种障碍，对事物和世界发生思考角度、乃至思维方式的变化，那他很可能使事情发生转机，或者拥有一个新的自我世界。
人的某一目的既可直接达到，又可以变换途径，曲折地达到。目标和出发点是人们某一具体活动的两个端点，平面几何的基本原理告诉人们：在所有连接两点的线中，线段最短。平面几何的基本原理同时告诉我们：两点间只存在一条直线。这就是说，最短的线只有一条。当两点因中间障碍而不可能直线连接时，人们应该想到这一有用的原理：在所有连接两点的线中，曲线最多。历史和生活实践一再告诉人们：人生没有笔直的道路，那么人们就应该善于克服自己的内在障碍，善于转换思维角度，在人生的两点中发现更多的曲线，并选择出最短、最省力的曲线。
江尹：诱人阻封，为敌树敌
《战国策？楚一》讲述了楚国大臣江尹用为敌树敌之计对付政敌昭奚恤的事情。江尹和昭奚恤都是楚王之臣，两人关系很不好，江尹想在楚王面前打击昭奚恤，但力不胜任，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江尹请求楚王给来自魏国的山阳君在楚国封邑，楚王答应了。昭奚恤很不理解此事，对楚王说：“山阳君在楚国没有立功，不应当封邑。”山阳君为此很恨昭奚恤，江尹因此和山阳君联合起来对付昭奚恤。
为政敌树立敌人，这是江尹打击政敌昭奚恤的基本思路，按照这一思路，江尹选中了在楚国没有立功的山阳君，请楚王为其封邑。给山阳君封邑一定不合楚国的规章，江尹料定昭奚恤会加以制止的，而这正是江尹所企望的地方。及昭奚恤制止山阳君之封后，山阳君已与昭奚恤结下了大怨，昭奚恤又多了一个朝中政敌，在与江尹的尔后争斗中已显孤立了。
为敌树敌无疑是一种孤立对手、壮大自我的斗争策略，我们难从一般意义上稍作褒贬。然而，应该特别指出，江尹在这里所采用的为敌树敌之计，完全属于自私的龌龊小人以损伤国家利益为代价而玩弄的毫无原则的邪恶勾当。从具体事理上看，江尹为了个人某种需要，竟不顾国家规章而为山阳君请封，他算不上一个正直君子；同时，他所要拉拢的山阳君，因为自己私人利益的获得不合国家法章而受制止，因此就怨恨坚持法章的人，看来也不是一个正派的人物。江尹看中他而拉拢，大概也是“物以类聚”的缘故。
那么反过来看，江尹提出给山阳君封邑，是否不违背楚国的规章呢？我们对楚国的具体规章无从考究，但可以想像，如果封邑不违背规章，那么昭奚恤就一定提不出堂堂正正的反驳理由，就不会出面制止，江尹就达不到为昭奚恤树敌的目的。江尹向楚王作请，本质上不是要向山阳君落实楚国封邑的规章政策，而是为了给昭奚恤增加怨敌，他只能故意选择一个不符合规章的请求提出来，引诱昭奚恤出面制止，这样才能达到用计的目的。因而，江尹的封邑之请违背国家利益，属小人的邪恶勾当是铁板钉钉的。
江尹邪恶之计的萌生、实施和完成，表明了楚国当时朝政的腐败。此计的成功及其结果深刻地告诉人们：在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必有一些朝中“蛀虫”会玩弄国家利益以营私，私利就是他们的一切，国家利益仅是他们玩之掌股的把戏。同时，当个人营私在国家政治中形成了一种气候时，坚持国家利益的正直君子会愈益孤立，这是个人和国家的双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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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武士：偷换概念，巧辩免死
《战国策？楚四》和《韩非子？说林上》讲述了一个巧辩免死的事情，说的是有客人给楚王献来不死之药，侍者带药入宫去送楚王，宫外一武士问侍者：“你带的东西可以吃吗？”侍者回答：“可以吃。”武士上前夺来药，自己吃了。楚王闻之大怒，下令杀掉这名武士，武士对楚王说：“我吃之前问过侍者，侍者说：‘可以吃’，所以我就吃了，我没有罪，有罪的是侍者。而且，客人进献的是‘不死之药’，如果我因为吃了此药而遭到杀害，那就说明客人进献的是死药。大王杀掉我无罪之人，却容忍客人的欺君之罪，让人难以理解。”楚王听了武士的辩辞后赦免了他。
武士的辩护貌似有理，似乎无懈可击，实际上是偷换了两个概念：侍者回答他“可以吃”。这里的“可以吃”是指供人食用之意，反映着此药可以供人食用的属性，是与杀人之药不为人食用相对而言的，而武士在辩护中把这一意思偷换成了“允许吃”的意思，这显然不是侍者原话的本意。
另一个被偷换的概念是“不死之药”。客人向楚王进献所谓“不死之药”，这里的“不死之药”，是指此药可以使食用者延年益寿、保持健康，以期达到生理机体长生不死的效果。武士在辩护中故意歪曲“不死之药”的意思，要求“不死之药”要能保证食用者不受死刑、刀砍不入，达到无所致其死的效果，显然这不是客人所谓“不死之药”的本意。
一个语词概念可以有多层含义，但每一概念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一般总有确定的意思。武士在辩辞中利用两个语词概念的多义性，故意偷换它们的原本含义，把错误行为的责任推给别人，谋求到了自我解脱。武士的行为和辩护固不足道，但其辩术不谓不智。
熊横：三策合用，信利两全
楚顷襄王熊横为太子时曾在齐国作人质，楚怀王死时，熊横答应割楚国五百里地给齐国，才得以离开齐国，回楚国继位为王，不久，齐国派人前来索取楚王原来答应的五百里土地。《战国策？楚二》记载了这件事并介绍了楚王三计合用退齐兵的过程。
齐国派人前来索地，楚王令群臣献计，上柱国（楚国最高武官）子良入见楚王说：“请先割地给齐国，然后以兵攻之，这样既保全了信用，又显示了武威。”之后大臣昭常入见说：“五百里土地是楚国之半，因此不能割给齐国。请让我领兵坚守此地。”昭常离去后，第三位大臣景鲤入见说：“楚国不割土地给齐国，但楚国不能独立抗齐，请西入秦国求救，以防齐国争夺。”太傅慎子最后求见，熊横向他介绍了子良、昭常和景鲤三人的计策，并向太傅表示：现在不知道该用三人中谁的计策。慎子听后，向熊横提出了三计合用的策略，并作了相应的安排，于是，熊横首先派子良去齐国献地；第二天任昭常为大司马，让其领兵坚守东部领土；其后又派景鲤西入秦国求救。
子良献地之后，齐国派人来楚国东部接受交割。昭常对齐使说：“我奉命坚守此地，誓与此地共存亡，现有甲兵三十多万，等待齐兵到来。”齐王闻讯，问子良说：“你来献地，昭常却在守御，该怎么办呢？”子良回答说：“我奉楚王之命献地，肯定是昭常假冒君命，您可率兵攻夺。”齐王率大兵来攻夺楚地，未入楚界，景鲤请来的五十万秦国救兵已在赶赴战场。齐王很恐惧，急请子良回国与楚、秦调解，再也不提索地之事。
面对齐王的索地之请，楚国群臣想法不一，各献计策，三条计策各有自己的长处，也各有自己的短处，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高超之处。但慎子和熊横在最后的决策中，能巧妙地将三个计策结合使用，使三计在应用中互补短长，求得三计的宗合效果，这却是非常高超的一着。
三计在本质上存在抵牾之处，对它们的综合实际是新计谋的创造。在这一创造中，决策人将计谋中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分别处理，交给两个人分别执行，对于敌有利的一面虚而置之，仅求其虚名，应付对方而已；对于已有利的一面实而备之，求其实效，毫不马虎。比如子良献地，虽派出高级官员，规格甚高，但仅一使者，虚言诳齐，惟名义上保全信用而已；而昭常守地，有几十万军队相随，真正有备无患。另外，两个大臣分别执行着楚王相抵牾的两个命令，但齐王只能直接接触到其中的一个大臣，取地受阻时，齐王反能怀疑另一位楚臣的“矫命”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