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还派自己身边工作人员赶往会场帮助做工作，说：“要保护好陶铸同志，千万不能让红卫兵揪走。”
后来，陶铸被迫承认自己“态度不冷静”，给了造反派一个台阶，这场长达6个多小时的“接见”才得以结束，陶铸才得以脱身。
周恩来见毛泽东询问这件事，心中顿时明白了江青等人在毛泽东面前告了陶铸的阴状。在向毛泽东汇报完事情的经过后，周恩来平静地回答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受了胁迫，压不住火，态度有些不好。”
“哦！是态度有些不好。”毛泽东也就没再说什么。
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边走边琢磨毛泽东就陶铸之事的询问。他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陶铸是在“文革”初期从广东省调来中央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部长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就压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于这样一种局势，在讨论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时，周恩来建议让陶铸来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
周恩来和陶铸有过长期的接触，深知陶铸的才干、品德和作风。他性格耿直，旗帜鲜明，办事干脆，敢于“放炮”。1961年10月11日，他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疾呼：“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周恩来对陶铸放的这一“炮”颇为赞赏。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勾到周恩来的名字之后、陈伯达名字之前。此后，陶铸在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还有，陶铸性格耿直，说话不拐弯，敢于向中央文革一伙“开炮”。
为此，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对陶铸大为不满，多次刁难陶铸。
他们先是唆使造反派大造揪出陶铸的舆论，继而又在会上明目张胆地围攻陶铸。
于是，一些造反派有恃无恐地包围中南海，贴出了“把中央第四号人物揪出来”等攻击陶铸的标语口号。
为此，在1966年11月8日，周恩来把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的代表召集到一起，提出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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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第四号人物被打倒（3）
周恩来说：“你们把中南海的两个西大门都包围了，还贴了大字标语，说陶铸‘青云直上’，这是封建主义思想。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你们还说‘把中央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
一造反派起来大声嚷嚷：“陶铸说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是错误的！”
周恩来说：“陶铸讲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句话并没有错误，你们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还要有集中。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出来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两个大门被围得不好开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门都开不了，走小门，我看了很难过。”
1966年12月27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的全部人马都来了。会议的议题本来是给王任重提意见的。
王任重，原本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被调来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很快被中央文革一伙视为异己而遭打击。陶铸为了给王任重解脱困境，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不再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中南局去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开始时，中央文革一伙给王任重提了点意见。但很快矛头陡转，把火烧向了陶铸。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是张春桥、姚文元一阵横扫，最后是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主将出马，“重炮”轰击。这回他们是老账新账一起算，批判陶铸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并第一次给陶铸扣上了两顶大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一看这样一种阵势，都明白这是事先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预谋。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神色严峻，只是听着。待中央文革一伙“炮轰”完后，周恩来意味深长地看了李先念、李富春一眼，说：“其他同志呢，也说两句吧！”
李先念、李富春等明白，周恩来是暗示他们说两句话，为陶铸解脱。
“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李先念说了一句。这就是说，陶铸不是路线问题。
“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局工作算了。”李富春稍停了下，又寓意深长地说：“你写给主席的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李富春的批评，是想给陶铸一个台阶下。
陶铸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借着李富春的话，抒发在胸中积压多时的闷气：“这个样子，人家还在那里怎么工作嘛！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嘛，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这就是陶铸的本色。
中央文革一伙又不依不饶，揪住陶铸不放：“陶铸，你说清楚，谁是落井下石的人？……”
堂堂的政治局会议被中央文革一伙闹成了吵架会。周恩来双眉紧蹙，只好宣布散会。
毛泽东得知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后，亲自出面保了陶铸，批评了江青。
那是在两天之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陶铸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毛泽东又对在场的其他与会人员说：“陶铸到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很多工作。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在场的周恩来听了，轻轻地长舒了一口气。
然而，仅仅过了三天，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的事为什么又使毛泽东关注起来呢？周恩来不得不颇费思量。
政治局第四号人物被打倒（4）
应当说，弥漫在周恩来心头的不祥预感是敏锐的。几个小时之后，周恩来的不祥预感就成了触目惊心的事实。
周恩来回到大会堂东会议室，继续刚才中断的对军队院校学生代表的接见。
此时，在中南海西门，乱哄哄地炸开了锅。人头攒动，数千人的声浪和汗臭气一起翻卷。
传单飞舞。造反派向过往行人散发一张张印着通栏大标题“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传单上面写的是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诬陷陶铸的讲话。
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大喊：“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并宣读传单上的讲话。
陶铸此刻不在家。等他忙完工作从外头回到中南海时，已是深夜12点了。家中忐忑不安的夫人曾志赶忙诉说了中南海西门所发生的一切。
望着曾志托人要回来的那张传单，陶铸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懵了。他连忙打电话给周恩来询问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首都工作小组会议，同有关负责人商谈做好接待红卫兵工作和北京卫戍区看管被“打倒”的干部问题。
尽管早已有不祥的预感，但接到陶铸的电话，周恩来还是大吃一惊。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事，他是知道的。但他压根不知道他们来了这么一手。
事情太突然了，周恩来需要先了解一下情况。他安慰陶铸说：“别着急，我正在同有关同志开会，会议结束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开完会后，周恩来迅即向有关方面了解了情况，证实了陶铸所反映的已是事实。
周恩来的心情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他对陶铸的境遇深为担忧，更为自己又要失去一位得力的助手而忧心忡忡。
凌晨5时，周恩来打电话把陶铸召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神情沉重地说：“江青他们的讲话我也是刚刚了解了一下才知道的。昨天，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打了个电话，后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经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主席是否知道？”陶铸的眼中闪出最后的一丝希望。
“不知道。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有些不好。’也就没再讲什么了。”
陶铸的眼神黯淡了。他明白，江青他们向毛泽东告了那天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一事的状。
周恩来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好好休息，外面的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送走陶铸，周恩来来到中南海西门接见要揪陶铸的造反派。这时，已是凌晨5点半。
周恩来对造反派说：“天快亮了，同学们大家都没有睡觉。我心里很难过，因此没法谈问题。你们各单位派代表留下你们的地址，我一定在两天内同你们见面，这个地方实在没法谈问题。你们在这个地方也很冷，你们不走我也没法睡觉。你们的大喇叭不要再喊了，吵得毛主席没法睡觉，我一直不赞成在北京装大喇叭。”
“那陶铸的问题怎么办？”一个造反派头头说。
“陶铸的问题我还要向毛主席请示，还要经过中央讨论。陶铸同志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们现在这样做不合适。”周恩来严正地说。
在陶铸被打倒的最初日子里，周恩来连续3次接见要揪斗陶铸的代表，劝阻他们的揪陶行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曾与自己搏击狂风恶浪的战友。
周恩来反复对造反派强调：“陶铸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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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第四号人物被打倒（5）
在1月23日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陶铸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然而，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心有余而力不足。陶铸最终还是落入了江青一伙的魔掌。1969年4月3日，周恩来从中央警卫局的报告中得知陶铸病重，立即追问并责成有关部门写出报告。4月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门诊部送来的《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批：“拟同意送入三0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