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达达赫来我国访问，周恩来同他举行了几次会谈。24日，达达赫离开中国前往朝鲜等国访问，周恩来在送达达赫去机场的路上，请达达赫帮忙给朝鲜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埃及纳赛尔总统捎转他的口信。周恩来说：自从我国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时出现一点误会。华侨在一些亚非国家有不少，他们向往祖国，我们不能阻止他们。我们一直是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使馆也不能全管得了。另外，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这些偏差，随时可以改正。最近，毛主席在同刚果（布）总理谈话时，就说刚果（布）总统做得对，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有偏差。帝国主义诬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
这里顺带交代一下，周恩来之所以请达达赫总统把这样的口信捎给金日成，是因为极左思潮把中朝之间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也搅得不是那么愉快。在极左思潮的驱使下，一些红卫兵在街上公然贴出了攻击金日成的大字报；一些从朝鲜回来的华侨还到朝鲜驻华使馆搞游行，散发批判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的传单；在中朝边境，还发生了几名中学生红卫兵偷越边境，把“朝鲜必须顺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朝鲜必须跟着中国闹革命”的大字报贴到了朝鲜境内；我国当时驻朝鲜大使馆也搞了许多极左的宣传，引起朝鲜的不满和防范。对这些极左做法，周恩来作过多次批评，还下令把驻朝使馆中的个别极左分子调回国内。他还通过有关渠道带信给金日成，说不管红卫兵、造反派怎么说，这都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意思，请金日成谅解。
送走达达赫两天之后，周恩来再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周恩来说：“现在西方世界舆论和一些国家都在挑拨中国与柬埔寨王国的关系，特别希望我与西哈努克亲王搞笔战舌战，他们幸灾乐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政府从毛主席起都很清楚。我们不会上敌人的当。我们认为，中柬两国之间有共同的敌人，他们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任何一点误会来进行夸大，以便各个击破。我们要做使敌人不高兴的事，而不做任何一点使敌人高兴的事。即使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和意想不到的批评，但我们想到共同的敌人，我们是把误会放在次要地位的。当然，这些事情不是没有分歧的。但是，我们认为现在争论这些事情不是时机。我们宁可把这些意见保留起来，不做公开争论，不让敌人利用。这点意见请大使阁下转告西哈努克亲王。”
制止中柬关系的恶化（3）
周恩来还就中柬两国在政策上、工作中的一些误会作了解释，并坦率地承认了中方在一些工作中的错误做法：
第一，柬埔寨取消柬中友协，成立全国统一的友协，这是你们主权国家权力内的事，我们无权过问，根本不能发生我们反对这件事的事。至于我友协给原柬中友协发贺电的问题，是民间团体的事情，是个错误，但我们政府和党不知道。
第二件事，关于中国在柬埔寨的侨民问题。我们一向遵守这样的原则：侨民应当遵守主权国家的法令，但他们的正当权益应受到保护。我们一向用这个政策来教育我们的侨民。但侨民的情况是不同的。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往往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这是他们本身的事，中国政府很难干涉。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中国侨民的态度一向是宽大的，这点我是了解的。侨民有一些活动使西哈努克亲王不高兴，或者他们违法了，亲王批评了他们，这是元首有权这样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侨民的一些做法也是不同意的。
10月27日上午，达达赫总统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前往柬埔寨，途中路过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特意来到首都机场迎送达达赫。
达达赫对周恩来说：金日成首相让我捎来四点口信给总理先生，作为对总理先生所捎口信的回答：
第一，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第二，我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有着深厚的友谊，并非常珍视这种在共同斗争中建立的友谊。
第三，双方存在某些分歧，但目前这些分歧并不严重。如果分歧变得更大的话，双方可以通过见面讨论寻求解决办法。
第四，我相信，如果朝鲜遭到进攻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同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来帮助朝鲜。
金日成还是通情达理的，充分理解了周恩来的艰难处境。
周恩来很感谢达达赫的传话，并再次托他把口信捎给西哈努克亲王。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西哈努克亲王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解释和建议，立即撤销了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人员的计划。
西哈努克亲王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结识的世界领袖中，周恩来是我视为最杰出的两位人物之一。另一位是法国的戴高乐。”
西哈努克还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巨大的###中，如果中国没有周恩来，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文明民族的地位也将因此而告衰落。
周恩来声色俱厉（1）
1967年9月，周恩来虽已通过对王力、关锋等人的果断处置，斩断了中央文革这一极左怪胎的一条膀子，而且也已明确提出批判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但是，根深蒂固的极左思潮仍以其强劲的惯性，着了魔似地向前猛窜。
9月初，与巴基斯坦政府###的巴基斯坦报纸先后刊登了两条对中国不大友好的消息：
一条是报道了来源于苏联塔斯社的消息，内容是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篇攻击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华讲话。
另一条是报道了台湾国民党对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的策反，说开一架飞机到台湾，可以奖励多少万美元。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看到这两条消息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巴基斯坦政府对中国的极不友好。于是，立即将巴基斯坦报纸刊登的这两条新闻报回国内外交部，并提出使馆拟向巴基斯坦政府进行紧急交涉，抗议这种行为。
外交部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比较深，也未报告周恩来，就同意了驻巴基斯坦使馆的请示。
我驻巴基斯坦使馆立即约见了巴基斯坦政府外交秘书，就巴基斯坦报纸刊登反华消息事提出紧急交涉，说：巴基斯坦报纸刊登的这些消息是代表了巴基斯坦政府的看法，巴基斯坦政府应当对此负责。还说如果巴基斯坦参加帝、修、反掀起的大合唱不会有好处。
巴基斯坦方面解释说：报纸刊登的这两条消息并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的看法。巴基斯坦的报纸与中国的不一样，不是所有的报纸都与政府的观点相一致，巴基斯坦政府管不住反对派的报纸，这些报纸还常常刊登一些攻击和谩骂巴政府的文章，巴基斯坦政府也难以阻止。希望中国政府对此能予以谅解。
巴基斯坦政府方面的解释是真实的。巴基斯坦全国当时有40多家报纸，10多家杂志刊物。其中绝大多数是与政府一致的，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是友好的，但也确有一些是与巴政府观点不一致，甚至是反政府的。这些报纸杂志非但不听从巴政府的命令，而且常常批评和攻击巴基斯坦政府及其高级官员，根据巴基斯坦的法律，巴基斯坦政府对此也难以干涉。既然巴基斯坦政府对这些报纸批评和攻击政府都难以阻止，当然也就很难阻止它们批评政府的国际朋友。
况且，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周边国家中，巴基斯坦对我国的关系已是相当客气了。1967年，中国有关方面在巴基斯坦搞了不少极左宣传，巴基斯坦政府都采取了谅解态度，未加干涉。
应当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周恩来长期致力于中巴友好关系的结果。
中巴两国山水相连。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第二大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发展中巴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利益，而且有助于稳定南亚局势，有利于巩固亚非团结。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是从战略意义上来争取巴基斯坦成为中国的友好邻邦的。在中巴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再加上周恩来在其中的远见卓识和正确指导，中巴两国的友好关系自1951年建交以来，一直持续稳定地发展。当时，由于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张对峙，巴基斯坦还主动地承担了中美外交斡旋的桥梁角色。
然而，我驻巴使馆的有关负责人对巴基斯坦方面的解释听不进去，坚持认为巴政府应对巴报纸刊登反华消息的事负责，扔下一句“一切后果由巴基斯坦方面负责”的话，走了。
巴基斯坦政府急了，连忙电告巴驻华大使苏尔坦，要他约见周恩来，报告此事。
9月17日下午4时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会见苏尔坦。
苏尔坦说：非常感谢阁下在百忙中还抽空这么快接见我，我知道你很忙，我很快地谈谈。
苏尔坦在叙说了事情的经过之后，诚恳地说：阿尤布总统、巴基斯坦政府、绝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民和报纸是十分珍惜巴中友谊的，一小部分报纸登了一些外国发来的消息，这些报道并不代表巴基斯坦官方，是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说这些不负责任的报道是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的观点是不公平的。对此，我感到吃惊和痛心。如果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中巴两国关系总的来说是很友好、很和睦的，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不可以通过友好讨论来澄清。我向阁下解释，是申明我国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巴中两国的友谊，要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促进两国友谊，我见阁下就是为的这个理由。
周恩来声色俱厉（2）
周恩来静静地听完后，非常坦诚地对苏尔坦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情况。大使阁下所谈的巴基斯坦报界情况我了解一些，的确不是巴基斯坦政府能完全控制的。我说一句公道话，在报道中巴友好消息方面，巴基斯坦报纸报道的要比我们报纸报道得多。在这一点上说，你们有理由解释巴基斯坦政府和报纸的立场，支持中巴友好的报纸还是多数嘛。我相信，中巴两国友好关系不但会继续下去，还会发展。
苏尔坦最后建议：如果将来中巴两国之间出现任何严重的事情，希望都用友好交谈的方式来解决，不用正式抗议和提正式要求的方式。因为用这种方式容易把问题搞僵。
周恩来表示非常赞同苏尔坦的意见。
在接见苏尔坦之前，周恩来已经通过有关方面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是压着对极左思潮的怒气见完苏尔坦的，在外宾面前，不好发火。
送走苏尔坦后，周恩来同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话，发出了他少有的震怒：
“你们又给我捅了个乱子。（抗议巴报的事）经我批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送给我看？你们把一切关系都破坏了。这样一件事就值得抗议吗？你们天天学语录，要区别对待，掌握政策，这么一件事就值得抗议？经过谈话就可以解决嘛！这是谁提的意见？”
“司里提的。”在场的人还没见过周恩来发这么大的脾气，连吓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