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卫生部还在吵，我看要派军代表去军管。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三结合的实现，为什么不可以？不要怕。各地军管会要注意帮助当地领导干部出来亮相。
周恩来这一句斩铁截铁的“不要怕”，给了军队干部很大的鼓舞。
周恩来还通报了全国军管情况，说，到3月中旬，全国军管的单位有6900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等。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中，已实行军管或批准将要实行军管的有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苏、浙江等10个。已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等5个省市。实行“三结合”夺权，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以解放军为主。光靠群众组织不行。无论如何要在3月份解决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如果没有省、市、自治区领导机构，工作怎么能搞好？
与此同时，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也因两派争斗，严重影响业务工作。周恩来开始考虑对这些部委进行军管。
3月初，主管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元帅向周恩来反映：国防科研部门由于派性斗争，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造反派视国家尖端机密如儿戏，胡闯乱冲。
国防科研部门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防尖端工业。继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国防科研部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加速研制氢弹。时下，正进入氢弹研制的最后冲刺阶段。因此，在夺权狂潮开始时，周恩来就明确指出：国防工业部门不能夺权，连监督业务也不行。
然而，事不遂人愿。国防工业许多部门也乱成了一锅粥，打得不可开交。许多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的局面。
周恩来对聂荣臻说：我现在正在考虑对一些部委逐步实行军管。你尽快向中央写出一个报告，我来把报告转送主席。
聂荣臻迅速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
周恩来同意这个报告，并提议对国防口所属6个工业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全部实行军管。
阴谋家成了“胜利者”（7）
3月1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等写了一封信，连同聂荣臻的报告一同送毛泽东。
周恩来又写信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请你们明日上午集体一议。
在对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实行军管的同时，周恩来还考虑对全国一些重要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厂矿企业实行军管。
3月初，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起草了一个关于对厂矿企业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
布告指出：北京卫戍司令部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服从指挥。一切长期在外串联的人员限一周内回厂。否则将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这一布告本来是只限于北京地区的厂矿企业，因为是北京卫戍司令部执行的。但周恩来把这一布告推向全国。
3月14日，周恩来在审阅此布告时，将“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改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次日，周恩来将此布告送毛泽东批阅。并注明：这一文件经北京卫戍区起草，并在今晚钓鱼台碰头会上修改通过。现送上请予审阅，并请主席批准。在批准后，并拟发全国参考。
3月16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日，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这一布告的批语：各级党委，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转发你们参照执行。
对于那些搞打、砸、抢，搞无政府主义的造反派来说，军管无疑是对他们的一道“紧箍咒”。因此，军管常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特别是当解放军受到冲击时更是如此。
为了维护军管的威信，周恩来与冲击、破坏军管的行为作了不懈的斗争。
4月15日，周恩来在与广州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时，一造反派代表公然指责军管是“阴谋”。
周恩来当即站起来严厉地批评说：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亲自决定的，是我经手办的这件事。你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我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站出来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你要承认这句话是讲错了。军管是完全正确的。
6月24日，周恩来接见参加全国生产供销会议的各省市军管会代表团负责人时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军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军管规定，不能允许派别组织的权力比军管会的权力还大。
11月28日，驻合肥市的12军军长李德生报告：一群人大闹军管会半个多月，冲砸军部，打伤军首长。部队反复劝说都无效。怎么办？
周恩来当即指示：以电话告李军长，先进行政治工作；不听，宣布“九五”命令，进行分化，要他们交出祸首凶手；再不听，待其直接行凶，当场将凶手逮捕。
对胁从者晓以大义，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将当场逮捕凶手祸首。
12月10日，李德生又报告：安徽芜湖“三筹处”所属4个群众组织拒绝交出武器，搞打、砸、抢、抄，12月以来三次冲击部队，抢走大批枪支弹药，抢占军管会大楼，使军管会无法办公。
周恩来电复李德生：以安徽省军管会的名义向这4个组织打、砸、抢、抄的小集团提出书面警告，要他们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将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听劝告，继续犯法，军管会将执行中央命令，依法处理。
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江苏造反派代表时，严厉批评对军管会的冲击，说：不能把军管制度冲掉。两派都要服从军管会。军管的威信无论如何一定要树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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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家成了“胜利者”（8）
一定要把军管搞好。如果军管没有权威，那怎么过渡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你们想一想，能靠你们一派领导？
说到这里，周恩来指着一造反派头头责问：你来当革命委员会主任，行吗？
到1967年下半年，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新闻宣传部门等，都实行了军管。
正如周恩来所说，军管是在夺权中许多地区、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条件不成熟，领导机关又瘫痪的情况下派出的，是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
周恩来说军管是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军管是对错误的夺权行动所造成恶果的一种补救。军管制度的实行，客观上宣告了毛泽东支持的夺权行动的失败。
尽管各地各单位的军管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执行过一些“左”的政策，但是，从总体上说，当时的军管对保证社会秩序，保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基本运行，特别是经济工作的维系，如铁路交通，还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然，军管也并没有彻底解决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当时不采取军管的措施，全国局面乱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还很难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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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1）
1967年1月，几乎是在一月夺权狂潮迭起的同时，一股空前的打击、迫害老干部的恶浪呼啸而来。
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
同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康生冠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的罪名打倒。
陈毅、叶剑英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被指责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
，遭造反派围攻。
1月7日前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连续包围并多次冲入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
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被陈伯达、江青所逼，留下“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的字条，含冤自尽。
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于司令部招待所花园的一口井里。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被残酷迫害致死。
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连续惨遭揪斗，自杀身亡。
短短的一个月内，这么多党、政、军高层领导含冤身亡。这些老干部过去出生入死，没有倒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却死在了……
就说张霖之吧。他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发动盐民暴动，组织红军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在黄河以北领导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区党委书记、纵队政委、第二野战军兵团副政委，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等战役。建国后历任南京市副市长，重庆市委书记，第二、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部长，电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江青一伙说张霖之是彭真线上的人，是彭真的死党，煽动造反派揪斗张霖之。
1966年底，张霖之正在东北深入矿区检查煤炭生产情况，被煤炭部和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批斗。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挥下，张霖之在短时间内被残酷地批斗了50多次。由于他性情刚烈，宁折不弯，造反派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
这一幕幕的血腥惨剧怎能不叫广大的老干部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周恩来是在张霖之惨死之后才得知消息的。极度悲愤之中，周恩来眼含泪水，拿着张霖之遍体鳞伤的照片，激愤地质问造反派：“你们把张霖之部长扣押40多天，不让他回家，也不向我报告，批斗几十次，刑讯逼供，是谁给你们的权力？别说对一个部长，就是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真是无法无天了！”
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张霖之而深感内疚。他悲愤地说：“霖之同志不明不白的就这样死了，他是国务院的一位部长，是中央候补委员，叫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
在场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谷牧等看着周恩来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无不为之动容。
如果说，在1966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广大老干部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崇拜，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中被动地紧跟，那么，面对阎红彦、陶勇、张霖之、卫恒等的惨死身亡，一大批老干部就怎么也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