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珍贵，只有最亲近的人来了才拿出来招待。中午就在他叔叔家吃的饭，一个人一碗面条，面条上还有块鸡肉，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年，又黑又硬又咸，咬也咬不烂，但我们也不好意思不吃，剩在碗里那多不好看。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它吃掉。我们吃完饭，他叔叔把碗拿走了，脸色也不好看。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下午我们就走了，出了村，李德生对我说：“今天回家，咱们办了件丢人事！”我还以为是群众纪律出了问题，我们来时何政委也嘱咐过我，到了首长家，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要给老乡留下好印象。所以我对李德生说：“首长，你放心，出村时，我都去检查了，喂马的稻子也付过钱了，也给老乡家的缸挑满了水，地也扫了。”李德生说：“不是这个事，我是说咱们吃饭，吃面条时，面条可以吃，但肉不能吃。老乡家里穷，来客人了，要面子，在上面放块肉，客人也知道，一般都不吃。这次不吃，下次可以再用，我也忘了这事，咱们这一吃，以后你让他再到哪里弄块肉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回家（3）
听得我一阵心酸，眼泪差点就要出来了，忙把脸扭向一边，揉了揉眼，说：“这风真大。”其实，那天哪里有风啊！
家在大别山的老红军，离开家乡近20年了，大多数都是十几岁就跟着红军走了，道路、村庄变化都很大，原先也许很富的地方，有的已经很穷了。破破烂烂的，有的甚至到了自己的家门口都不知道。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骑兵通信员屈海群回忆说：
有一天，我们到了黄安，住在一个村子里，部队没吃的，也没钱了，我看政委李少清饿得不行，就跑到一家磨豆腐的老乡家说：“我们是八路军，现在没吃的了，能不能搞些豆腐渣给我们？”老乡给了我一大瓢，我忙拿回去，也没盐，就用锅煮煮给李少清吃了。李少清狼吞虎咽地吃完，说道：“好吃好吃，在哪里搞的？”我说：“是老乡给的。”李少清笑呵呵地说：“我家从前也是磨豆腐的，咱们去看看。”到了老乡家，看着那破破烂烂的房子，李少清愣了一下：“这不是我家吗？”说着就跑了进去，进去一问，果然就是他们家，这个老乡就是他弟弟，两个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
六纵十六旅旅长尤太忠路过家门时和这种情况也差不多。有次部队行军，路过一个村庄，尤太忠也没在意，他骑着马在田埂上走，田里一个老乡看着他，忽然拿着锄头，冲着尤太忠跑了过来。警卫员都吃了一惊，忙上前抱着了他，他边挣扎边喊：“尤麻子，尤麻子，你不认识我了！”尤太忠一看，是他当红军时的老战友，忙跳下马，一把抓住他的手问长问短，原来他在长征时负了伤，一路乞讨又回到了老家务农。部队要赶着行军，尤太忠只好给他留了一些香烟、一床被子就走了。
尤太忠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家门口。
但家门也不好进，大别山是革命老区，也是国民党重点统治区域，敌情十分复杂。当年六纵十六旅的战士赵魁华回忆说：
我们到大别山后，实际上很艰苦，不像后来电影中说的那样很受欢迎。首长想回老家看看，怕敌人报复，也是晚上偷偷地回去的，还不让家里人出去乱讲。有个电影上说有个首长是白天回去的，还给乡亲鞠躬什么的，都是瞎编的。那时谁敢这样啊，那可是要亲人的命的。也不是怕国民党正规军，它不管这事，再说，军队还讲个纪律什么的，它也不敢乱来。主要是怕地方上那些土匪什么的，他们可没那么多条条框框，说杀人就杀人。
尤太忠夜里偷偷回家，看到家里很穷，就把自己的被子留给了亲人。但据说没过多久，部队再次经过他家时，那床被子已经被国民党扶持起来的“小保队”（土顽武装）抢走了。
刚进大别山，指战员们遇到红军亲属的事情数不胜数。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政治处宣传干事杨锦华回忆说：
我们到了光山的九里坪附近，有一天部队经过一个村子，叫鲍家湾，村里人大多数都姓鲍，但谁都没和纵队副政委鲍先志联系起来。村里老乡看到解放军，都躲得远远的，不敢和我们接触。但政治处住的那一家，男主人不但不躲，还把家里的糍粑拿出来，很热情地招待大家，没事时进进出出的，有时还伸着脖子往屋里瞧。我甚至有点怀疑他是国民党的特务了，我给政治处主任苗兴华讲了这事，苗兴华给我使了个眼色：“你去看看。”我刚出去，这个男的就主动过来搭话，问我：“你们真是红军？”我说：“我们是当年的红军，现在又打回来了！有几十万呢！”我本来是想吓吓他，谁知他反而显得很高兴，对我说：“我哥和你们一样，也是个红军，他走二十年了，也没消息，也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活着。”我忙问他：“你哥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鲍先志。”我吃了一惊，鲍先志不就是我们纵队的副政委吗？我忙把他叫到屋里，给苗兴华讲了，苗兴华也很高兴，对他说：“你放心，你哥不但还活着，还在我们部队当了大官，比我们的官大得多！”鲍先志的弟弟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又跑进里屋，把家里所有糍粑都拿出来，非要部队都拿走不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回家（4）
当年在大别山还流传着三纵司令员陈锡联会见了母亲的故事，跟随三纵一起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女作家曾克，在《挺进大别山》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
……在新田铺一家作为司令部的堂间里，像平日一样紧张而严肃。电话耳机一直离不开赵参谋处长的手。忽然，他惊喜地叫了一声，并且立刻叫陈司令说：
“快来，你的好消息，你兄弟叫六纵队找去当向导了。”
陈司令员把眼睛离开了地图一下，没有当成一回事情地笑了笑，又和阎副政委把注意力集中在部署的研究上去了。
赵参谋处长听完了来话，把耳机放下，跑过去拉着陈司令员又说：
“嗯，不是给你开玩笑，老太太今天就来看你了。”
这时，司令部人们的注意力，才开始集中在这个突然得到的，令人惊喜的消息上。赵参谋处长把在电话上听到的情形，讲给大家听：六纵队昨夜行军，找到一个青年人做向导，这个青年人在带了几站路后，要求回去，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六十三岁的老母亲，哥哥当红军走了20年。战士们就向他询问哥哥的姓名，当青年人一说出陈锡联的时候，很快就被带到司令部……
当天上午，一辆手推车停在司令部的门前了。警卫员把一位穿着蓝色新衣衫，看起来还很健康的老太太迎进屋里……
原来，陈锡联的母亲在他走后，到处讨着要饭找了陈锡联好几年，老人得不到他的音信，许多人都说陈锡联已经牺牲了，但她不信。前些年，听人说，光山、潢川来了红军，她又要着饭去找，差点病死在路上。
陈锡联流着泪听着母亲讲着往事，安慰着母亲。但母子两人也只是在一起呆了一天，三纵要行军了，只能把老太太再留下来。陈锡联把自己的毛毯、被子送给了老人，强忍心中悲痛，带着部队走了。部队一直到转出大别山，他再也没能见到母亲一面。
也有人说，六纵转出了大别山，在攻打襄阳时又见到了陈锡联的母亲。当时部队包围了襄阳，在城西北角见到了一个讨饭的老人，到处在打听“陈锡联”。战士们赶紧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原来老人在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后，“小保队”疯狂迫害红军、解放军家属，老人只得又被迫出门讨饭，一路上找着儿子，听到哪里打仗了，别人跑还来不及，她偏偏还要往那里赶，等到她赶到了，部队已经走了。追了几个月，终于又在襄阳遇到了六纵，六纵实际上也没什么办法，安慰了一下老人，留下了一些粮食和银元就又走了。这件事1950年在战士们学文化时读到曾克的《挺进大别山》一文时，广泛流传着。
三纵副司令员郑国仲也回了趟老家。他的老家在麻城白果镇西北方的郑家塘，郑国仲参加红军离开家乡已经20年了，到了郑家塘时，已经是黄昏了，村庄变化很大，他几乎认不出来了。这20年里，他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再也没有听到老家的任何音信，他不敢肯定自己走了这么多年，家里还有没有人，所以他按印象先找到了自己婶娘的家。屋门外站着一个头发全白、穿着破烂不堪的老太太，郑国仲看了一眼，没有认出来她是谁。他印象中这是婶娘的家，万万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他自己的家，站在屋外的老太太就是他母亲。他母亲也没有认出他，村庄里住上了解放军，老太太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对这支陌生的大军充满了疑惑，解放军到了家里，她就赶紧走到了屋外。她看了一眼郑国仲，忙又慌慌地把目光投向了一边。郑国仲走进屋里，这里已经住下了别的部队，他七十多岁的父亲正坐在屋角里，两腿中间夹着一个火炉，低着头烤着火。他和其他乡亲一样，对陌生的解放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态度既客气又透着冷淡，轻易不会主动过来搭话。郑国仲仔细地看了看他，没有认出来这是自己的父亲。20年的变化太大了。他主动过去问他：“老板，这是哪个的家啊？”
他父亲抬头看他一眼，充满了戒心说：“这是我的家啊。”
回家（5）
郑国仲看看他，这个老人自己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他又看看四周，这里既熟悉又陌生，应该是自己的婶娘家啊。于是，他说：“这不是你的家。”
老人的戒心变成了惊惧，他瞪大了眼睛问他：“这怎么不是我的家了？”
郑国仲很肯定地说：“这不是你的家，你认识不认识我？”
老人看了看他，郑国仲取下了军帽，满怀期待地看着他，他最后却摇了摇头。
郑国仲又看了看四周，有点疑惑地说：“这应该是长庆的家啊。”长庆是他的伯父。
老人愣了一下，抬头看着郑国仲，惊惧变成了好奇，态度也和缓了：“是的，这是长庆的家。你是谁？”
郑国仲的乳名叫“祖福”，他忙说：“我是祖福。”
老人看了看他，目光又冷了下来。他不相信是自己的儿子回家了，儿子当了红军走了以后，一直没消息，刚开始那几年，他还盼着儿子能突然回到家里，5年过去了，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老人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现在郑国仲站在了他面前，但穿的衣服不是当年红军穿的衣服，老人认为这不是红军的队伍，别人给他解释，解放军就是原来的红军，但村里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他还以为是坏人在打他主意，试探他的，就重重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不吭声了。
郑国仲知道这是老人不相信自己，但他肯定了一点，这个老人即使不是自己的亲人，也是村里的乡亲，并且也应该认识他。他就在老人对面坐了下来，详细地讲了自己当年参加红军离开家乡时的情景、自己家里的情况。听着听着，老人呼地站了起来，抓住了他的肩膀，一下子哭了：“祖福，你真的是祖福，你可回来了……”
屋外的母亲也听清楚了，急忙跑进来，喊着自己儿子的名字哭起来了。郑国仲扑通地给父母跪了下来，两行热泪流了出来……
伯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