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山岭之所以震撼苍穹，因为山中有过我们的刘邓大军！
2007年8月于南京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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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报告文学已经出版了很多，关于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艰难处境，大多语焉不详。这不该一笔带过。作者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葛红国与创作员裴志海，采访了三百余名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原刘邓大军指战员，他们最高的有当时的纵队领导人，如六纵政委杜义德，也有旅、团级指挥员，如六纵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十八旅旅长肖永银、政委刘昌、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等。这些人，大多数都已经是###十岁的高龄。他们具体地详细地讲述自己的战争经历，讲述自己的战友和老乡的遭遇，讲述战争的激烈和残酷。他们也曾作过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等高级领导，但他们面对作者的采访，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自己在大别山的经历，也不讳言失败和挫折，甚至还有反思。如肖永银将军，不但详细地回忆了兵败王家店的经过，而且还主动地讲述了许多人在此之前并不知道的“宋埠杀匪”。
“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以后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叙述过去的老人们落下了眼泪。作者也落下了眼泪。刘邓大军为了完成中央赋予的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做出了重大牺牲。就仅仅以数量来说，跃进大别山前全军共万余人。转出大别山时，实力统计万人，损失一半以上。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无后方作战，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决不是能一笔带过的。这对那些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也是不公平的。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支悲壮的史诗。作者在对历史事进行宏大叙事的同时，还把目光停留在历史的细节上，用笔深入那些亲历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内心，尽可能地实地记录、整理历史。 而且不但有血有肉，更有骨头，敲击起来，骨头嘠嘎作响，经受得住读者推敲和历史考验。这本书的写作，是在“抢救历史”。这是一部经受得住读者推敲和历史考验的作品。这是一部献给为大别山区人民，以及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的大书。
黄泛区（1）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重兵猬集陕北和山东，形成“双矛攻势”，形势十分严峻，需要刘邓大军尽快转入外线作战，配合西北、华北解放军反击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同时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从地图上来看，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就像一个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而刘邓大军所在的晋冀鲁豫战场是连系东西两战场的中间地带，正像这个哑铃的“把”。这也是国民党军兵力较为空虚的一段，也是它的软肋。中共中央交给刘邓大军的任务，就是砍断这个“把”，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更重要的是，解放区面临的严峻形势也要求毛泽东必须有所动作。
经过一年的战争，解放区面积减少，人口减少，再加上自然灾害，经济极为困难。1946年3月，华中各地发生严重灾荒，灾民达400多万，缺吃少穿。1947年春，共产党最重要的兵源、粮源之一的太行山区普遍干旱，粮食歉收，到1948年，全区26个县共有灾民73万余人。1947年7月，晋绥解放区发生4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华中、山东解放区也发生严重灾荒。但即使这样，为了支援战争，解放区的公粮田赋负担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仍旧普遍加重。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7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和敌人在解放区扭打，共产党人将面临极为困难的情况。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得更详细：
前几个月在晋冀鲁豫地区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几乎全打光了。地里种不上粮食，部队没饭吃，怎么能打仗。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三千斤小米，包括吃穿用及装具等。野战军、地方军加起来四十多万人，长期下去实在养不起。我们早一点打出去，就可以早一点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战。再强的军队，没饭吃是打不了仗的。
解放区面积减少，还产生了另外一个严重后果，这就是和国民党军作战，缺乏战略纵深，回旋的余地也大为缩小了。国民党军一直在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它最拿手的是打阵地战，而解放军则要千方百计地避免硬碰硬地阵地战，一般都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没有地方可供运动，这仗当然要难打得多了。
还有一个政治方面的因素，共产党人也不得不考虑。那就是国民党军占领延安，虽然是共产党主动撤出的，但还是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许多人断言，蒋介石已经稳操胜券，共产党像过早凋谢的黄花，开始枯萎了，就连支持中国革命的苏联，也认为撤离延安的决定是错误的，甚至在官方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丢失延安“中共显然失败了”。董殿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决战辽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3版，第314页。苏联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考虑。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正在不动声色地统观全局，他觉得是到时候了，就在关键时刻拨动一下棋子，下了一招险棋，作为一桩冒险的“买卖”，那就是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从蒋介石向解放区伸来的虎口般的“钳铰”中央突破，扭转战局。
这一着让整个棋局变活了。
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
中央决定，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企图与方针，作出了“三军挺进，经略中原”的进攻战略部署：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由刘邓亲自指挥，从国民党南线战略防御的中央实施突破，先战鲁西南，然后跃进大别山，以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平汉铁路以东，淮南铁路以西为作战范围，这样，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驰骋中原，就可以把敌人吸引过来一部分，山东、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担子，就可以减轻一些。这一军通称“刘邓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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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泛区（2）
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通称“陈谢大军”，从晋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以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为作战范围。
华东野战军主力，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亲自指挥，通称“陈粟大军”，先挺进鲁西南，然后进军豫皖苏边区，以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铁路以东，运河以西为作战范围。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是刺入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三把尖刀，这是共产党军队第一次大规模主动进攻，使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必将改变整个战局。
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也是共产党建立武装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向敌人统治区域进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都将是一起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战略转变一无所知。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进入鲁西南。对于这一事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之为“六卅事件”，认为“六卅事件决非好兆头”，但对共产党人的战略目的，他也是一无所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甚至不以为然地告诉记者：“###刘伯承回窜鲁西，对战局稍有影响。”蒋介石似乎也没有过
分地注意这件事，1947年7月，他坐着专机，行色匆匆地奔波于全国各战场，7月1日飞到北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19日飞到开封，21日又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就在刘邓大军开始跃进大别山的前一天，蒋介石又飞到了延安，部署夹击西北人民解放军，然后任命孙立人取代顾祝同代理陆军总司令兼陆军训练总监，放手让顾祝同坐镇陆军总部徐州指挥部，集中精力指挥45万军队进攻山东。蒋介石放眼全国战场，却没有看到南渡黄河后的刘邓大军，正在磨刀霍霍，枕戈待旦，随时都准备作为一把尖刀，刺向他的心脏。
集结在黄河滩上的刘邓大军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大手笔，但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根本连想都没想过共产党人还有这个胆子，十几万人马，连后方都不要，从黄河岸边一跃而饮马长江，从晋冀鲁豫的老解放区一下跳到他在南京的卧室门口。这个从军事常识角度出发，怎么看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共产党人偏偏就这么干了。
不按常理出牌，有时反而是最厉害的杀招。
从这点来说，棋还未下，南京已经先输一着。
如果说战争真是一场生意的话，共产党已经稳赚不赔了。
1947年8月7日黄昏，晋冀鲁豫野战军的12万多大军开始浩浩荡荡地向大别山进军了！
为了保密，刘邓大军每个部队都更换了代号，以参谋长的姓氏加村庄为代号，野直参谋长是李达，就叫李家庄，一纵参谋长是潘焱，就叫潘店，二纵参谋长是王蕴瑞，就叫王家园，三纵参谋长是曾绍山，就叫曾家庄，六纵参谋长是姚继鸣，就叫姚关屯。
原三纵七旅二十一团二营副教导员刘伟回忆说：
我们刚开始跃进大别山时，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刚开始是只传达到了旅一级，也没有进行动员。下面要是问了，就给他们讲，要打到敌人的地盘去，不能让敌人打到我们家门口，我们要去打碎它的坛坛罐罐。也有人猜测，我们这次是要去延安，因为延安情况紧急，要去保卫毛主席。部队也没发地图，也没行军路线，我问教导员：“我们到底是去哪里？”他说：“你别管这事，可能向东，也可能向西。”老百姓问我们：“从哪里来的？”上边不让我们说是从北边来的，说是“从东边来的”。到了第二天，又变了一种说法，说是“从西边来的”。
刘伯承在对旅以上干部进行千里跃进大别山动员
也不让说正式番号，三纵改成了“曾家庄”，可能是个地名。我们下边今天是一支队，明天可能就是二支队了。这和解放区不一样，在解放区，老乡问我们，我们就说实话。
黄泛区（3）
刚开始的几天非常顺利，在中原广袤的原野上，没有遇到过一支国民党的正规军，民团等国民党地方武装，一击即溃，我军很快就跨过了陇海路，向敌人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
而此时的蒋介石依旧在做着鲁西南会战的春秋大梦。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在8月3日日记中写道：“刘伯承部向临濮集进攻，罗广文攻新集，遭刘伯承部坚强抵抗。”5日记道：“鲁西会战，战略上的胜负，即将决于此时。余颇觉戒慎恐惧。”
就在8月7日这一天，刘邓大军已经开始南下，国民党陆总徐州司令部还认为：“###主力似已北渡黄河，如未能渡过，则明日必在郓城一带发生战斗。”“如明日不在郓城一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