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载：身居国外的晓刚有个女儿，中文不行（不爱学），只好买了英译的《水浒全传》给她看，倒也看得废寝忘食，爱不释手。读着读着，她突然把书扔在地下，大叫：“这帮家伙根本就是该杀的罪犯！”她父亲过去一问，原来正读到吴用设计逼朱仝入伙儿，叫李逵杀了小衙内的那一段。——可见心理状态正常的少年，看到这一段，都不会认定宋江、吴用是好人被逼上梁山，实实在在都是“该杀的罪犯”！
为什么国内的少年没有这种反应？不值得深思么？
再举一个“负面影响”的典型例子：
据2006年8月24日《南方周末》第一版报道：震惊全国的2006年7月15日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平梁镇铁瓦殿邱兴华特大杀人案，仅仅因为一个道长多看了他老婆几眼，居然一次杀死10个人，最小的才12岁，其中那个“道长”还被开膛破肚，把心肝取出来炒熟了盛在碗里。很可能他还想吃人肝，只是炒熟了以后，又不敢吃：学《水浒》英雄，终究没学好！杀人者邱兴华是个四十七岁的农民。抓住他以后的供词称：他之所以要杀人，就是要学《水浒》英雄“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电视剧《水浒传》所倡导的这种“出手精神”，由于没有善恶观念，造成了负面影响，也降低了电视剧本身的艺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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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浒传》的两种意义（6）
一个造反集团，必须有一种“粘合剂”，把许多人团结起来。在今天，革命者有理想社会，有奋斗目标；在六百年前，造反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朝换代”。哪怕我来做皇帝还不如你。
但是皇帝只有一个，造反者不能人人当皇帝。能把造反者凝聚成一个集团的力量，除了造反成功能够当开国元勋、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的目标之外，当时还没有民主主义思想，更没有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用来“团结部众”的，主要是“义气”二字。只有在“义气”的感召下，才能捧出一个像宋江这种“文不服众、武不压众”但是却“最讲义气”的人来做领袖。——施耐庵搜集了许多与宋江有关的话本、杂剧和民间故事，他何尝不知道宋江是个有本事的“草莽英雄”？但是这样的英雄，最终走上了投降的道路，这是他所不满意的。在他那个历史时代，应该知道宋江并没有去打过方腊，也许还知道宋江等人的最后下场；但是他偏偏根据不可靠的《大宋宣和遗事》中一句“征方腊，封节度使”，写了一百单八将投降及覆灭的经过，应该说是有他一定的良苦用心的。包括后来刊印者改名《忠义水浒传》，也是“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试想：明明是在鼓吹造反，不打出“忠义”的牌子来，朝廷能让他印刷发行么？
“忠”和“义”，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忠”是对国家；“义”是对朋友。宋江口口声声等待招安，要为国家出力，当然是“忠”；一百单八将相互之间“义薄云天”，不惜以死相助，怎么不是“义”？于是，有了“忠义”的掩护，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就都成了“义举”了。
施耐庵将近四十岁才考中进士，只在杭州做了两年官，就“终身不再仕、立志著书”了。一个刚刚金榜题名、仅仅做官两年的人，为什么会“急流勇退”？而且退下来以后是做这样一件既无名可得又无利可图的勾当（他在世的时候，书无法出版，也没有得到一文钱稿酬）？他这个“专业作家”，可是没有工资可领的呀！能下这样大的决心，这其中肯定经受过痛心的打击和认真的抉择的。只可惜今天我们没有材料可查了（有一部小说《施耐庵传》，就杜撰了许多有关施耐庵及其家人遭受蒙古人压迫屠杀的故事，虽然没有根据，却很有道理）。
施耐庵写《水浒传》，历史时代背景明明放在辽兵频频“犯边”、金兵频繁“南下”的北宋末年，这个时候中国最大的矛盾，是和辽国、金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当时的人民，特别是自以为有膀子力气、懂点儿武功的好汉们，只要还有一点点爱国心，是不可能不关心这一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的。但是《水浒传》最大的遗憾，还不是有几处硬伤，把地理环境搞错了，而是连一处也没提到“民族危亡”这个当时“最大的矛盾”。《水浒传》所描写的是：百姓生活在“安然”的优裕环境中，士大夫阶层从来不谈民族的危亡，好汉们从来没想过要到抗辽、抗金前线去贡献力量；满口忠心的宋江及其父亲，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要去抗辽、抗金，却在国家最最需要团结一致抵抗外族入侵的危难时刻，集合了几千甚至两万人马，“独坐山岗，自立为王”，牵制国家兵力，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
这就好像一个作家，写了一部小说，时间背景放在1935…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代，写的却是某地的强盗土匪集团。但是小说中只写这些痞子如何杀人放火，如何拦路抢劫，如何吃喝玩乐，却一句也没有提到日本人如何如何烧杀抢掠，一句也没有提到要去前线抗日，即便这些强盗都是被官府豪绅所逼、即便其作品写得十二万分生动，也肯定没有积极意义。这部作品的艺术性哪怕写得再好，把土匪强盗描写得栩栩如生，其思想性肯定是低下的。评论《水浒传》，如果不把着眼点放在这里，就会走金圣叹的老路：口口声声赞扬施耐庵的文笔如何如何好，甚至言过其实，肉麻当有趣地把某些篇章说成“超过了太史公”，但是却一句也不提金兵的残暴，一句也不提抗金的迫切。我只能说，评论者和写作者，恰恰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当然，金圣叹生活在“另一个异族统治”的清朝，他“有话不敢说”，也可能是造成他评水浒言不由衷的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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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浒传》的两种意义（7）
事实上，不论是北宋末年的强盗，还是抗日战争期间的强盗，虽然也有人是被官府所逼不得已上山的，但是其中多数人还是张青或王英式歹徒。他们只想到自己“快活”，不会想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土匪强盗，如果有爱国志士去“晓以大义”，其中有一部分还有爱国心的人，也许会走上抗战的道路；但是多数依旧只知道自己个人享乐的强盗，正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去和强盗讲道德，去和妓女讲贞操，绝对是格格不入的。
在这里，我只想重复一遍我评《水浒》的三条定义：
一、好汉绝不等于英雄；
二、抢劫不等于造反，不等于起义，更不等于革命；
三、评价一个人或一件事，要以是非善恶和对国家、民族、社会是否有利作为主要的标准。
梁山泊的“好汉”们，包括李逵在内，多次提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生活。这样的强盗，实质上大都是没有一点儿民族自尊心、只想到自己的糊涂蛋子强盗！
简短的结论：《水浒传》写于异族统治中国的元代，作者在反抗心理的促使下，决心借《水浒传》作外壳，鼓吹造反，宣扬的是“善杀人者即英雄”的观点，反对“忍”，鼓吹“反”。因此这是一部“民族励志的书”；呼唤的是“强悍”。这在北宋末年这样一个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应该说动机是积极的，但是他没有号召人民起来抗辽、抗金，却在辽兵、金兵大举入侵的年月，消耗国家财力，牵制国家兵力。因此，宋江一伙儿，在当时并没有起过什么好的作用，更不是农民起义。在今天来说，《水浒传》既有他积极的一面，也有他消极的一面。质言之，这种颠倒黑白、歌颂恶人的小说，已经不适合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阅读。不然，会有负面影响，甚至人为地制造一些少年犯。因此，今天出版《水浒传》，必须加上说明、评论和注释，从而最低限度地消灭这种负面影响。
八、《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1）
有一段时间，某些以“革命派”自居的“无产阶级文学评论家”们，运用“阶级斗争”的学说，简单草率地把“水浒英雄”们划到了“农民起义”的范畴中去，一方面在“水浒英雄”们的头上戴上了“革命”的桂冠，一方面又谴责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错误立场。典型的例子，就是1975年8月23日，署名梁效、实际上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文痞姚文元的授意下写的评《水浒》文章：《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今天看来，这也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误导。
清华、北大两校（梁效）的这篇文章，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成的。毛泽东对《水浒》，其实早就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前后意见并不一样。早期称赞宋江一伙儿是“革命派”，晚年则谴责宋江是“投降派”。毛泽东曾经说：“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那时的梁山虽然没有产生马列主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见喜民著《魂系中南海》第92页，着重号是吴越所加。）可见他不但认为《水浒》中的人物都是“英雄”的形象，而且高抬到了“符合马列主义”的程度。后来宋之的根据《水浒传》改编的《三打祝家庄》在延安演出，毛泽东看后还说宋江的部署符合辩证法。但是到了“文革”期间，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像晁盖一样被宋江所“架空”，于是他在杭州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投降主义的典型”的论断，从而部分修正了他自己以前的看法。
如果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衡量一下水浒一百单八将的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究竟哪几个是真正的“农民”呢？除了解珍、解宝是安份守己的猎户、阮氏三雄是地地道道但也并不太安份的渔民之外，其余的人物，大都是军官、地主、吏役、商人（包括店主）、恶霸、土匪、游民。就是被认为“革命性”最强的李逵，虽然出身农村，但是打死人之后逃亡在外，当了狱卒，已经不是善良淳朴的农民，而是一个强索硬要的无赖、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抡起板斧排头价砍去”的杀人魔王兼浑人了。这里面还有像卢俊义这种根本不想造反而是被吴用设计陷害、搞得他家破人亡、走投无路“逼”得他不得不“上山”的“被裹胁者”——实际上是被迫害者。因此，尽管林冲和卢俊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这两个“逼”，在本质上绝对不同：一个是被“官”所逼；一个是被“匪”所逼。“梁山好汉”中被“匪”所逼的人物颇多：徐宁、萧让、金大坚等等，莫不是因为“山寨的需要”而强迫他们当强盗的。他们的生活原本即便不是很好，至少还过得下去，完全没有必要去造反。当强盗以后，生活不是变好了，而是变糟了。特别是卢俊义，简直让宋江、吴用给害惨了。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其成员的出身、成分，大都很复杂。要求农民军中个个都是农民，就好像要求“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个个都是工人一样不现实。评价一个人、一个集团是积极的、进步的，还是消极的、反动的，要看他或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用。历史地看待、分析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菁华。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绝不能离开“当时历史”这个大环境、大前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