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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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口述自传- 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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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台湾之后,改采美制,将“前六步后三步”改成“前八步”,同样的,也没有人去研究这个问题。事实上,美国人是把空距变成时距,一般人一分钟可走一百二十步,也就是一秒钟走两步,八步就是四秒钟。以二个人相对走的时间而言,只有二秒钟的时间,所以“前八步”就是以两秒钟完成敬礼与还礼动作———一秒钟敬礼,另一秒钟长官答礼。如果仍然以空距来计算,有人坐在汽车上,有人在走路,或者双方在不同的车上,等到离开八步时才开始敬礼,对方的手还没完全拿起来,我方的车就开过去了,连回礼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以时距来计算,我方敬礼二秒钟,对方看见了,也回礼二秒钟,彼此都有反应的机会。所以不论车速快慢,都是以两秒钟为原则,而两秒钟的距离则依状况自定。通常车子开得愈快,我们就愈不容易看清楚车上究竟有没有长官,甚至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军人,因为车子上一定要悬挂明显的阶级标示。建军要按照各种时代、各种条件而有不同的规定,不过很多事情都没有人加以研究,探讨原理,是相当可惜的。
  德国军制的理念是一个人要先懂得全面,然后再负责局部,如此就懂得如何与别人配合,所以德军编制中师参谋长是中校,团长是上校,副师长是准将,师长是少将。先当师参谋长,以幕僚的身份懂其全面,然后再去当团长。我们在抗战前采用的就是德国的军制,政府搬迁来台后,军事制度改采美制,遂改为先当团长后当师参谋长,然后升副师长、师长。我跟父亲说这种制度有两个坏处,第一,在人情方面不上路,例如有三个团长,原来是生死弟兄,好得不得了,等到要升师参谋长时,三个团长抢一个师参谋长,这三个人就变成冤家了;第二,从理智方面来说,父亲常说要先全盘历练,了解了全盘之后,再去负一部分的责任时,才会主动配合整体的需要。换句话说,当师参谋长能了解全师的需求,等到成为团长时,他知道他这个团在全师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会自动地来配合,等到师长下命令,他心理上早已有准备,知道在这种状况之下,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当初在军中的时候我还为了这个问题争论过一段时间,可是我们的长官并没有加以思考,认为规定先当团长就是先当团长,没什么好争的,先当团长或是师参谋长都一样。其实这是不一样的,从前是先当师参谋长或是军里的处长,然后再当团长,就是要军官先知道全面,先观摩别人如何领导全局。
  德军有一个规定,要先当过师的二种科长以上,才能当师参谋长,例如你历练过参一、参二,我只有历练过参三,你比我优先当师参谋长,因为你有二个幕僚部门的经验与知识,所以有些人宁可当过三个不同科的科长,再去接师参谋长。德军一个主官下有两个副官,一个是人事副官,一个是教育副官。换句话说,一个主官要负责两件事情,把人事摆在副官处。我们没有人详细研究为什么美军多设了一个人事处,其实美军是按照法军的制度,而法军的制度是拿破仑制定的。我认为美军是参考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参一管人事、参二管情报、参三管作战、参四管后勤,参五是全盘性的,甚至于把军政府摆在参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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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编制(1)
军官制度里,过去有军官与军佐之分,我们把军佐看成低于少尉一等,这是完全错误的。军中的文官有一种是与军官分担机密者,称为佐官,与从前的军佐不同;另一种则是与士官分担机密者。在外国都有staff  sergent,我们只有战斗士,既没有技术士又没有参谋士,后来技术士有了,但是还是把他们看成作战士。我在装甲兵司令部的时候,技术士的地位则是自成一体的。
  特种人员应该有特种的人事制度,我们应该设立一个专家的职位,这种职位在美国就叫做warrant officer,我们将这个名称翻译为准尉是不对的,因为准尉这个阶级是不正常的,而且准尉这个名称总是被认为其地位在少尉之下,正确的名称应该是佐官,意思就是辅佐军官,与军官共同担负机要的人。他的身份是军中的专家,阶级从一级到九级,佐官在某个等级以上还可以进军官俱乐部。例如一个雷达专业人员,可以从佐官一级二级三级一直升到九级,仍然从事雷达的工作,我们现在如果派一个军官去管理雷达业务,他不是专业人员,也搞不清楚状况,即使受了专业的训练,过几天又会因为阶级升迁而调走,造成军中的损失。
  此外,专家(Expert)和专业士(Specialist)是不同的,美军广播电台的广播员都称自己为新闻专业士某某人,如“本新闻由一等专业士(Specialist)编纂,由三等专业士(Specialist)报告”;如果换成我们中国人办的电台,一定又是由一个中校与一个少校担任。我们把军官系统混淆了,其坏处是专业性工作无法持久;美国的专业士则是一直做下去,一直做到九级,到最后他的薪水可以相当于中校。所以任何一个干部都有机密等级的考核,阶级升了,机密等级不一定升。
  举例来说,英国有一次要到德军后方做个突击,他找了四个专家,这四个专家是从监牢找来的死刑犯,一个是开锁专家,一个是爆破专家,四个人最后把任务达成安然回防,由英女皇亲自颁赠勋章,得到吊袜带勋章。这个吊袜带勋章是英国最高荣誉的勋章。(古时候有一个英国国王赠勋时,大家都得到勋章,只剩下一个功劳最大的大臣没有得到勋章,这个大臣也觉得奇怪,心里想:“我出生入死贡献这么大,怎么会没有?”结果旁边有一位大臣悄悄对国王说:“这个人功劳很大,几乎是首功,您怎么没提到他?”国王笑了一笑说:“现在我们的勋章已经发完了,大家觉得这次的赠勋公平吗?”底下没有人说话,国王便说:“你们不讲,我来替你们讲,某公爵这么大的功劳,结果没有列入受勋名单中,这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他现在身为公爵,还有什么奖可以给他呢!其实我早已准备好了。”原来他悄悄地把自己的吊袜带解了下来,揣在怀里,并对众臣说:“你们看,这是我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它我的袜子就会掉下来,这是我们英国最高的勋章,也是我保留着要送给某公爵的,请某公爵上前领勋。”国王亲自站起来走下去为公爵赠勋,从此吊袜带变成勋章里的最高等级。)
  整个军队应该根据现时代的需求,建立一个新的架构,要有新的部队与新的人事分配。我向父亲提出另外三种不合理的人事分配,分别是参谋士、女青年大队与花木兰。我说:“父亲记不记得每一次下去视察演习,指挥所里都用军官来插地图,这不是很浪费吗?这事情我们训练一批士官就可以了,这些完全是参谋士的工作,为什么要浪费一个军官来做这个事情”?父亲想了之后也认为我说得对。我又指出有很多参谋业务根本不需要军官,以档案官来说,如果以军官充任,他升到某一个阶级后就非要调职不可。事实上,档案处的处长的确必须是一个军官,但底下的工作人员却不必要以军官充任,至多需要一、二个军官而已。美方的军事机构里,长官的门外有一个秘书,这一个秘书应该由女青年大队充任,派一个中校或上校来做,岂不是造成人力浪费。
  

人事编制(2)
之后我又举了一个例子给父亲听:“每一次我们上了空军的飞机,从此地到高雄或花莲,父亲有没有注意服勤的每一位空中女服务员的阶级都是中尉,您认为有派一个中尉端茶送水、打毛巾把子的必要吗?”父亲想了一想,就说:“不可以让军官做这些事情。”我说:“可是也没有必要把她们降成跟下女一般,她们在空中服务,在京城跟高级将领接触,应该要有她们的身份,但是绝不是又把她们混到军官堆里头去。”我们现在的花木兰只是一个点缀,而没有变成整个军事体制内的一部份,只是在前方喊个话、在军中教唱歌、演个话剧,这有什么作用呢?“花木兰”在美国称为妇女辅助队员,也有升迁的管道,担任军官的就要受军官训练,有些则是佐官。
  父亲听了我的说明以后,也觉得这一套建军的人事制度并不像从前那么单纯的只要有尉官、校官、将官就可以,必须要专业化,而且不论支薪或一切福利都要比照军官。这方面美国有一套制度,但是我们没有完全学习,还是保留自己的一套,而人家不好的东西不该学的,我们却学来了,还把原有的制度给扔掉了。
  国军编制上有一个内务班长、教练班长,一个连里面有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总共有九个班长及副班长,另外还有若干特种勤务的士官。这一方面,国军也学习德军,但是并没有好好运用内务班长及教育班长,什么事情都是由编制内的排长、班长来做,久而久之,他们也疲累了。如果内务班长及教育班长制度不加以推动的话,士官便会不开。我们的口号是“军官士官不离兵”,其实是错误的,军官与士官如果不离开兵,又如何去接受军官团教育与士官团教育呢?这点我们国军始终没有学到。事实上,军队里只要留一个值星军官,其他军官都可以回家;再留一个值星士官,其他士官也可以回家,由内务班长来管理即可,内务班长则由资深士兵来担任,再辛苦也不过一年就退伍了。
  

编写典令及统一军语(1)
父亲的建军思想非常新,而且非常科学,只可惜他的干部没有完全了解。一般干部习惯于待命,听完训辞后不会主动行动,一定要等到命令下达后才会行动。父亲在训话后,参谋本部也没有马上采取行动。有一次,我跟父亲谈话时,父亲说:“我们在开会时,读了训辞等于是白读,他们读训辞时,心里还有一些感动,读完之后就撂下了,一般的人把我的训辞简直当做《毛语录》,大家都说我的训辞很重要,但是念完后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我向父亲建议,干脆取消念训辞的形式,父亲问我:“念训辞都不管用了,不念还得了?”我回答父亲:“父亲,这句话我不同意,念训辞的效果等于零,不念还是等于零,怎么会‘怎么得了呢’?其实根本没什么差别。”
  父亲知道我的习惯,当我那样说话时,心里一定有办法,他就问我:“你觉得该怎么办呢?”我跟父亲说:“训辞可念可不念,但是念训辞时一定要根据内容来限定等级,念完后要纳入研究,就是所谓军官团的研究,研究之后,要把结果纳入典令里面,典令里面不称‘领袖说’,只写“国防部”或各军司令总部所颁授的典令第几号。把训辞变成典令后,在时过境迁时还可以修改,如果是父亲的训辞,谁敢改父亲的训辞?父亲有一次在训话时曾说:‘如果我从前的训辞有事过境迁的状况,你们要主动地来修改。’我认为这个立意虽然很好,但是问题是谁敢来修改,如果把当时的训辞改为典范令(即后来之军中手册)就好了,可惜后来实行得不够彻底。”
  另外,我又建议父亲,将父亲的观念纳入干部学校的教材里面,父亲的观念就可以普遍流传。父亲很赞成我的意见,也立刻下令照章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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