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金日成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请求。同日清晨，周恩来再次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对美国明确表示：“如果美国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10月4日晚，美军骑兵第1师和第24师、英军第27旅、南朝鲜第1师所组成的部队越过三八线向北朝鲜进攻。不几天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美机轰炸鸭绿江大桥、中国境内城市安东……
当天，中共中央决定，抗美援朝取代解放台湾，原主攻台湾的第9兵团移师北上……
10月19日，美军占领北朝鲜首都平壤。同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冒着敌机的狂轰乱炸，迎着连天的战火赴朝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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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教训（1）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的装备在冰天雪地艰难困苦的朝鲜战场上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不到两个月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疯狂的“圣诞攻势”，把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赶出了三八线！
为入朝作战一直处在焦虑之中的毛泽东高兴起来了，他手上拿着中朝军队全面向南推进的战报，在北京中南海沿着秋天的湖岸，当着周恩来的面即兴与民主人士柳亚子唱和起来，赋词《浣溪沙》：
颜齐王各命前
多方矛盾廓无边
而今一扫新纪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
正和前线捷音联
妙香山上战旗妍
此时平壤已光复，北朝鲜已恢复战前所拥有的领土。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两侧沿着三八线形成短暂的“对峙”的时候，金日成秘密地来到了北京与毛泽东会面了。战争的过程无疑使两位领袖十分满意。战争前期的那种危机现在似乎已经不存在。他们有充分理由分享联合国军狼狈南逃所带来的愉快。
毛泽东对金日成说：“原先我一直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志愿军过江后能不能在朝鲜站住脚，经过第一次战役，这个问题解决了，二是靠现有装备，能不能和装备现代化的美军交战，交战后能不能取胜，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事实证明，我们不仅可以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看来原来的担心也不必要了。”
两位领袖讨论了战争如何往下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局势、亚洲局势的大问题。
毛泽东吸着香烟对金日成说：“既然美国人敢于诉诸武力，那么中国人民志愿军要奉陪到底，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越过三八线南进？”
金日成的回答是：“对，要乘胜南进！”
但美国却不想打了。此时由于杜鲁门所在的民主党在美国国会选举中失败，他的政治生涯面临最艰难的时刻，民主党的对手共和党人抓住美国政府的一切失误来攻击杜鲁门，而朝鲜战争的局势正是企图把杜鲁门赶下台的那些政客们最喜欢的话题，杜鲁门急于要在朝鲜问题上有所作为。从战后很久才公开的资料中可分析，当时，杜鲁门和艾奇逊都在寻求一种既能保存美国人的面子，又能停止战争的体面的停火办法，有一个现实的理由是，联合国军即使撤退，也不过是撤退到战争前的三八线，而中国军队无非是把战线恢复到战争爆发前南北朝鲜分割的状态，停火对双方来讲都是可以接受的现实。虽然这个现实对于美国方面来讲是被迫的，但至少在当时，这个现实在美国不会有强烈的反对。在随后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美国要员们讨论了许久，最后的结论是：除非联合国军在朝鲜由于军事原因被驱逐，否则决不自动撤军。同时认为，最大的危险在欧洲，美国最好不要卷入亚洲的一场持久战争，原则是：（1）把战争限制在朝鲜；（2）保持对空海力量的限制；（3）不向朝鲜增派军队，保持三八线战线的稳定，达成停火协定，恢复三八线战前的状态。
居功自傲的麦克阿瑟却从不把杜鲁门放在眼里，他从一开始就准备把朝鲜战争扩大化，期望朝鲜战争能够最终演变成一场至少席卷亚洲的大规模战争，从而达到他“彻底消灭亚洲的共产党势力”的目的。他不但坚决反对停火，竟擅自与台湾的蒋介石再次具体讨论了台湾抽调军队参与朝鲜战争计划。蒋介石愿意出兵50万前往朝鲜，麦克阿瑟则准备轰炸中国东北地区，掩护派往朝鲜的国民党军队在中朝边境登陆，把战争引向中国国内。他的设想和计划，超越了权限，违反了杜鲁门把朝鲜战争局限在朝鲜半岛的决定。当杜鲁门闻知此事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对总统和军事最高统帅的公然违抗，是对美国宪法赋予总统权威的挑战和蔑视。不久，在麦克阿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杜鲁门公开宣布撤销了其“联合国军总司令”、“驻远东美军最高司令长官”的职务。这似乎表明麦克阿瑟成了轰炸中国境内城市导致中国出兵的替罪羊。
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教训（2）
种种迹象表明，如果当时中国方面同意停火，战争也许就结束了。
就中国军队是否在朝鲜停战，周恩来按毛泽东的宗旨强硬地开列了三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2）美国侵略者必须撤出台湾；
（3）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周恩来特别强调：“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更让美国人惊慌的是周恩来指出：“将永远抹去三八线这一政治地理界线”，只要中国军队愿意，可以一直战斗到底把美军和联合国军赶下日本海！
到这时美国人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朝鲜参战，根本问题并非是一个新生的政权感到了来自边境的威胁，而是在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立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和整个亚洲局势的稳定。
杜鲁门面对中国共产党人如此空前的强硬态度，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气急败坏地说：“如果中共越过三八线，美国有可能使用原子弹！”当时，原子弹作为一种大规模的杀伤武器，许多人认为是美国政府手中可以解决一切难题的王牌。
尽管几小时后白宫新闻办公室就发布了一份“澄清声明”，解释杜鲁门“并不是说决定要使用原子弹”，但是美国记者已经把这番话飞快地传遍了全世界，并且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大哗——人们普遍认为杜鲁门的话意味着，性格本来难以捉摸的麦克阿瑟已经领受了杜鲁门的授权，可以随心所欲使用原子弹了。
全世界都注视着中国。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时笑了。他对当时还在北京的金日成说：“这是一种恫吓，一种赤裸裸的核讹诈，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就是像对日本一样，也在朝鲜投原子弹，那杜鲁门也没有义务事先通知对方，让对方做做准备呀！说来说去，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威胁和恐吓。”
作为具有独特性格的政治家，毛泽东始终相信一个哲学观点，他用这个观点解释一切事物，那就是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他从来不相信某种由人发明的物质力量战胜人本身，具体到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他始终不认为武器的优劣是第一位的东西。杜鲁门关于使用原子弹的威胁对毛泽东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言论罢了。
真正感到惊慌的是欧洲。杜鲁门的讲话刚一结束，许多欧洲驻联合国的大使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围住，荷兰大使含着眼泪问奥斯汀是否有机会避免战争的扩大。从朝鲜战争一开始，欧洲的态度就一直处在十分暧昧之中，很多国家甚至站在反对战争的立场上。反对的原因并不是对共产党中国的偏袒，而是欧洲认为，东西方存在的巨大意识形态分歧所带来的军事威胁的重点是苏联大量集结兵力的欧洲方向。“共产主义的威胁的火药桶”是在与苏联接壤的欧洲边境。而现在，美国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和可能出现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把他们拖入亚洲战争的深潭”。这个观点英国政府表现得十分激烈。杜鲁门关于使用原子弹的言论在英国议会引起轩然大波，大约100多名工党议员在一封交给首相艾德礼的信上签名，坚决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原子弹”。反对者中间包括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二战中曾与美国人生死与共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丘吉尔认为，战争如果在亚洲扩大，无疑会严重削弱欧洲的防御力量，严重地威胁英国的安全。艾德礼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因为议员们要求就英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立场对首相本人进行信任表决，只要表决艾德礼肯定要倒台。当艾德礼宣布要亲自到美国当面与杜鲁门总统交换意见时，辩论中的议员们向首相发出欢呼之声。
为期三天的英美首脑会谈，没能解决两个盟友之间关于朝鲜问题的分歧。艾德礼认为，联合国除了通过谈判撤出朝鲜外没有其他出路，甚至认为可以把联合国中中国的席位给予北京，因为“我们不能被对方弄得难以自拔，而使西方陷入容易遭到进攻的境地”。而杜鲁门认为，停火是可以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放弃南朝鲜和台湾或者让北京取得联合国席位。如果中国不接受停火，美国就准备打下去，“进行各种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骚扰，包括在中国境内煽动游击战”。
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教训（3）
艾德礼美国之行不欢而归，但他得到了杜鲁门不使用原子弹的承诺。
当时感到惊慌的不只是欧洲，在国际政治立场上以中立派居多的亚非国家也惶恐起来了。他们基于自身安全的忧虑，在联合国大会上产生了一个“13国提案”，其中心内容是“提倡和平”。这些亚非国家既希望战争的结束，又不想得罪美国，于是提案特别提到“先停火，再谈判”，并且对此有一个说明——“如果中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则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无论“13国提案”的动机多么善良，但客观上是在给美国一个得以喘息的机会，它正是美国人此刻急需的东西。提案的要害是“先停后谈”，它令毛泽东不由想到当年美国人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停”，也是先宣布“停战”，然后背地里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补充武器，这个亏共产党人是吃过的。
周恩来召见印度大使，提出了四个尖锐问题：为什么13国不反对美国对朝鲜、对中国的侵略？为什么13国不宣布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为什么13国中还有一个联合国军中的一员菲律宾？为什么美军打过三八线的时候13国不讲话？
换句话说，当联合国军不顾一切地越过三八线，并向北朝鲜重兵大举推进的时候，13国怎么一句话都没有说过，而当中国军队具有了越过三八线的可能时，他们却提出一个“停火”的提案？
中国方面的回答，仍是周恩来那强硬的三条。
这三条显然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
1950年除夕——即12月31日17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全线出击越过三八线，以凌厉的攻势于1951年1月4日占领汉城，又一次以光辉的战绩震惊全世界！
朝鲜战争是一场死伤惨烈空前残酷的战争，交战双方在经过几番较量之后终于坐在了谈判桌边。
最早提出停战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