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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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 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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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偏偏不是这样。张璁之去南京,恰好促成了继统派阵营的形成。先前在北京,张璁独力支撑,孤掌难鸣,几乎没有市场,任他怎么折腾,只怕也难成大事。在理学观点上,当时南北两京用今天的话来说,一个是正统派天下,一个是新潮派渊薮。因此到南京后,张璁意外邂逅了一批同志,一个叫桂萼,一个叫方献夫,一个叫席书,一个叫霍韬。这几个人同气相求,同忧相救,交往日密,一起就议礼问题充分切磋,遂结成统一战线。

仿佛掐准了似的,杨廷和这只“拦路虎”离去的当月,一道来自南京的重提议礼问题的本章也送达御前。作者是南京刑部主事桂萼,题为《正大礼疏》,明确提出,“皇上速发明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武宗曰皇兄;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兴国太后【即蒋氏】曰圣母”{34}。

三年前,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大礼议”首回合,嘉靖如愿以偿给自己父母加尊帝后称号,但同时也以承认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亦即礼法上的父母——作为交换。眼下,桂萼做的就是这个翻案文章。

它来得正是时候,嘉靖得疏大喜,即批转廷臣讨论。此时,原“大礼议”反对派领袖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均已去职,蒋冕接首辅之位,九卿及各部侍郎以上人物,多数仍为杨内阁时代旧人,北京的政治气候仍对嘉靖不利。

桂萼疏文下到礼部,现任尚书汪俊召集七十三位廷臣进行讨论。当年议尊号时,汪俊即与毛澄同一立场“力争”,这次也不出意料,由他汇总的廷议,明确反对桂萼的主张;同时还特别指出:“谨集诸章奏,惟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35}这应当是事实,汪俊不敢瞎编:算上桂萼本人,持那种观点的总共四人,而反对者达二百五十余人,完全不成比例。

没有关系,嘉靖情知事必如此,他早有准备。他一面对内阁和礼部施压,一面征召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等人来京。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政治格局的更迭,已不可避免。

从嘉靖三年正月至五月,是反对派节节败退的一段时光。由于杨廷和这唯一堪称德高望重的枢臣引退,反对派思想虽仍然统一,但却少了中流砥柱,根本无法制约皇帝。他们先是同意兴献帝后称号中增加原先杨廷和执意不从的那个“皇”字,然后被迫接受兴献皇帝前面再加上“本生皇考”字样。嘉靖却得寸进尺,又提出在皇宫内为父亲设立牌位以便奉祀。

事至此,反对派明白,皇帝陛下必尽伸其志而后已,然以职责所在,他们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纵然是螳臂,也须挡一挡车轮,求个心安理得而已。

于是,在设兴献神主的问题上,退无可退的汪俊等人,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坚决抗旨。这类似于弈局败势已定的情况下,刻意弈出错招,来替自己找个台阶。嘉靖果然大怒,斥汪俊等欺其年轻、藐视纲常。得此重责,汪俊和首辅蒋冕旋即引咎辞职,请求顺利地通过。首辅之位由杨内阁硕果仅存的毛纪接替,而对于“大礼议”至关重要的礼部尚书——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现代主管国家意识形态、理论思想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嘉靖特批由原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担任。

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权力的变化,总是体现于并通过人事变动来实现的。除席书接掌礼部外,五月间,张璁、桂萼、方献夫也分别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侍读学士,为他们将来进入内阁铺平道路。

“大礼议”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

张、桂等人的言论,和嘉靖的重用,令北京政界普遍把他们视为希意干进、献媚邀宠的小人,张、桂等人一时成为公敌。给事御史李学曾、吉棠参道:“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刑部尚书赵鉴也敦促皇帝对张、桂等绳之以法,公然对人讲:“得俞【谕】旨,便捶杀之。”攻击还来自御史张翀、张本公、段续、陈相等多人。比四面楚歌的舆论环境更严重的是,很多朝臣甚至对进言皇帝惩处此数人不表兴趣,而欲径直饱以老拳,《明史》写道:“众汹汹,欲扑杀之。”

桂萼吓得关在家里,张璁也是躲了好几天,直到确信无复性命之忧,才敢上朝。在这期间,嘉靖动用权威,从动本参攻张、桂的人中挑出几个,投入诏狱,又以“朋奸”切责其余人等,方令事态有所缓解。

张、桂定了定神,开始发挥嘉靖调其晋京的作用。他们联名上疏,完全彻底否定朱厚熜继位以来杨廷和内阁有关兴献地位问题的政策,最后落实到一点,即去掉兴献尊号中的“本生”字样,指出:“若不亟去‘本生’之称,天下后世终以陛下为孝宗之子,堕礼官欺蔽中矣。”{36}

作为现代人,我们对嘉靖君臣数年以来争得不亦乐乎的称号,恐怕早有头晕眼花之感。所以,叙述至此,有必要对称号之争的变化,及其相互是何关系,总括起来作一交代和分辨。

最早,内阁和礼部认为兴献王不能称“帝”,打算以“兴献大王”的称号来解决与一般藩王的区别问题。嘉靖不答应。之后,同意称之为“帝”,但不同意用“皇”字,来保留与曾经真正君临天下的皇帝们的区别。嘉靖仍不满意,于是,兴献王又得到“皇帝”称号。在“皇帝”称号解决之后,嘉靖的目标转向“皇考”问题。“皇考”,意即“皇帝之父”。正德十二年十二月,由张太后下旨给予兴献王以帝号时,嘉靖接受孝宗为“皇考”并正式诏告天下。这一直是嘉靖的心病。他在挤走杨廷和后即着手解决此事,廷臣无力阻止,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于当年三月一日宣布,即日起兴献王的完整称号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献王成为“皇考”,但与孝宗比,前面多一“本生”字样;这样,嘉靖同时拥有两位“皇考”,孝宗是政治上的父亲,兴献皇帝是亲生父亲。

——以上是过往围绕兴献王称号问题,发生的全部争执及结果。

现在,张璁、桂萼发出最后一击:去掉“本生”字样,让兴献皇帝成为无论血缘或政治上的唯一父亲。他们说,“本生皇考”这样一个称号,表面上是皇帝赢了,实际却中了别人的诡计,“皇上不察,以为亲之之辞也,不知礼官正以此二字为外之之辞也。必亟去二字,继统之义始明”{37}。“愿速发明诏,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皇考’”{38},把孝宗降低到伯父的地位。

从礼法上说,这不是简单的称呼上的变动,它隐含着嘉靖帝位继承关系和权力的由来,脱离孝宗这层意思,这直接动摇了视统秩、伦序为命脉的中国帝权的法理基础,其大逆不道,不逊于弑君和谋篡。在这样的关头,所有正统士大夫脑子里,都会冒出那样一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

谏阻的奏章纷至沓来,一片反对之声。嘉靖一概不予理睬,扣下奏章,表示对于去“本生”决心已定。群臣陷于绝望,一股悲抑气氛在朝中流传。

七月十五日早朝散后,官员们聚在一起议论着。兵部尚书金献民、大理寺左少卿徐文华断言:“皇上把所有奏疏留中不发,说明改孝宗为伯考势在必行,国家的纯正传统将就此中断了。”这道出了所有人对形势的一致判断,众皆默然,不知该如何措手。这时,吏部左侍郎何孟春猛然想起一桩往事,说:“有个很好的先例,成化年间,为了慈懿皇太后的葬礼问题,百官曾经集合起来,哭伏文华门,最终让宪宗皇帝接受了大家的主张。”此语甫出,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大声应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杨慎的呐喊,让大家慷慨激昂,“儒”气勃发。两个年轻的官员当即跑到金水桥南(即今天安门外),截住散朝途中的群臣,请他们留步,然后当场发表演说,倡申大义,“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并激愤地说:“今有不力争者,共击之!”很多人留了下来,现场很快气氛高涨,人人热血沸腾,情不自禁,骚动不安,被一种共同的义愤所鼓舞。

短暂动员之后,在金献民、何孟春等人带领下,激动的人群涌向宫中,浩浩荡荡来到左顺门外。据统计,参加这次嘉靖朝天安门事件的,上至九卿下至翰林、部、寺、台谏诸臣,达二百余人,规模空前。他们齐伏左顺门外,呼唤着太祖皇帝和孝宗皇帝(相当于现代人游行高呼口号),哭声震天(这是士大夫对于皇帝的常用请愿方式,古人不晓得绝食之类,即便晓得,皇帝恐怕也不在乎)。首辅毛纪和大学士石珤闻讯,也赶来加入,请愿的声势更加浩大。二百多号人,在向来静谧的紫禁城中齐声呼喊,扯开嗓子痛哭,虽不是从来未有,也足够惊天动地。

嘉靖朝罢退居文华殿,正在做他的道教功课——这是他毕生沉溺不已的爱好——忽听左近人声鼎沸,急遣人外出探察,得报乃是群臣“聚众闹事”。此时约为晨间七时,“命司礼监谕退,不去”,直到午时(中午十二时至一时),一再派司礼监充当大喇叭播放“劝离通告”,“群臣仍伏不起”。嘉靖大怒,使出第一招:命司礼监把参与闹事者登记在册,并逮捕积极分子丰煕、张翀等八人。这一招非但没有吓退人群,反而引起更大骚动——杨慎、王元等,扑上前用力捶击宫门,同时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廷”。于是,十八岁的皇帝开始展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铁血风格,调来卫戍部队,一股脑拘捕了一百三十四人,传令另外八十六人戴罪听候处理。两天后,他宣布了镇压手段——极具明朝特色的“廷杖”,也就是打屁股。共有一百八十多位闹事者被打屁股;虽同为打屁股,跟一般家长责罚逆子时打屁股断然不同,这是往死里打,“与我照实打”,被打官员中,直接打死或事后因为创伤过重而死者,共十九人。{39}

持续业已三载的“大礼议”,以文攻始,以武卫终;以口舌之辩始,以打屁股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棒底下出真理。嘉靖发现,三年纠缠不清的问题,一顿板子就能立刻得出结论。自信政治正确的士大夫集团,则不得不哀叹“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翌月,由礼部尚书席书主持,最后议定孝宗“考名”。反对派已噤若寒蝉,只有个别人象征性地嘟囔了几句不同意见,就草草收场。继统派取得彻底胜利,这次的廷议,由张璁、桂萼、席书等人捉刀,做出了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的决定。

九月,正式颁布诏书:“已告于天地、祖宗、社稷,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张氏】曰‘皇伯母’;恭穆献皇帝曰‘皇考’,章圣皇太后【蒋氏】曰‘圣母’。”{40}

“大礼议”看点

如果比做一台戏,百分之九十的人会觉得“大礼议”是台臭戏。内容乏味,情节无趣,既无爱情,又缺少传奇色彩,凶杀打斗更谈不上,比任何催眠药更让人昏昏欲睡。

看来,朱厚熜的故事,开场有些失败。本书先前登场的几个主人公,谁都比他来劲、好玩。在某种意义上确乎如此。不过,如果变换一个角度,事情也正好颠倒过来。坦率地说,朱元璋、朱棣、朱厚照这几位,虽在各自人生舞台上,各依禀赋,皆有极佳之演出,然他们身为皇帝又并无真正新意,无论哪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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