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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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 第9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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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天不佑彼,而人事上又一错再错。试问这样的政权,何得不亡?

两个叛投者

把明王朝送上绞架的,不是一只手,是两只手:闯军和满清。他们不单合力促成此事,而且对成果的分享,也很公平、有趣——李闯攻下北京,先在紫禁城享受权力,不满四十日,仓皇出走,将金銮殿让与满清,由后者稳居二百六十年。这个结果其实是合理的,默默反映着他们各自对于推翻朱明王朝的实际贡献的大小。

关于这两股势力之崛起及发展的全过程,在此不可备述。我们只希望,于全部经过之中,找出一两个令人瞩目的瞬间,供读者形象地了解明朝是怎样彻底败在他们手下。而历史非常善解人意,它提供了这样的瞬间,且以接近戏剧、小说的令人惊讶的高度巧合的方式,加以演绎。

我们将讲述的是,分别出现在闯军和清军营前的两个叛投者的故事。

据《明史·熹宗本纪》,天启六年(1626),“八月,陕西流贼起”。越两年,崇祯元年十一月,事态扩大,白水、安塞、汉南均有起事者,称“闯王”的高迎祥即在其中。明廷初未予以重视,直到崇祯三年,始以杨鹤(杨嗣昌之父)为三边总督,专任“平乱”事。行动颇为顺利,刘应遇、洪承畴分别奏捷。但适逢去岁皇太极率大军破关而入、逼围北京(乙巳之变),各地以兵勤王,京城解围之后,山西、延绥、甘肃等几路勤王兵因无饷发生哗变和溃散,一路嚣扰西归,本来已控制住的民变,借此反而由衰转炽。这似乎是明末内乱的一大关键,计六奇所谓“流寇始于秦之溃兵”{191},是当时历史作者的普遍看法。

此后,民变明显升级,陕晋两省起事队伍,有所谓“三十六营”,二十余万众;张献忠、李自成均于此时露其头角。

在大约十年左右的光景里,镇压与反镇压之间,事态起伏不定。农民军曾经摧枯拉朽,也曾经一落千丈。官军方面,也是剿抚彷徨,首鼠两端。单以战局来论,时而你占上风,时而我居强势,很难看清哪一方终将获胜。

但是,崇祯十年{192}发生的一件与战局无关的事,却为结局预写了注脚。

其时,河南连岁旱饥,而朝廷加赋不止,许多百姓背井离乡,流浪乞讨。

却说开封府杞县有个举人,名叫李岩,人因乃父李精白官至督抚、加尚书衔,都恭称他“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在左近一带很有名。眼下,人民困苦过甚的情形,李岩实在看不下去,遂面见县令宋某,冀望以李家的影响,稍舒民蹙。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暂休征比”,一是“设法赈给”。宋某的回答是,第一条根本办不到,“杨阁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第二条,也推得干干净净,“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耳”。不过,宋某所说其实也是实情,征派是上面的命令,而赈灾之事,县里穷得叮当响,无力顾及。

李岩无言而退,在他看来,“止有分派富户耳”这句话,分明是冲他来的。看来只好如此,“从我做起”。他愿意带这个头——“捐米两百余石”,不是小数——希望别的富户能够跟进。

然而,愿望落空,无人响应。

饥民愤怒了。在他们看来,李岩之举除了证明他是个有良心的人,还证明了一点,即当成千上万的人将成饿殍之际,另外一些人的庄院里,却堆着小山一样、自己根本吃不完的粮食。这个反差确实太大。

饥民开始包围富户,要粮食;“以李公子为例”,让富人们以李岩为榜样,向他学习。“不从,则焚掠”,烧和抢。

富人就找县令宋某,说:你该下令制止啊。

这是肯定的。宋某贴出告示:“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这可是官方表态,代表法律,不遵,就要治罪了。但饥民哪里还顾得了这些?他们砸烂告示牌,汇集到县衙前,大呼:“终归是要饿死,不如一道去抢。”

宋某不能禁,假意请李岩来做调解人。李岩重申先前两个条件,宋某表示接受,饥民说:“我们姑且散去,如无米,再来。”饥民一散,宋某马上给按察司打报告,称:“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按察司得报即刻批复:“秘拿李岩监禁,不得轻纵。”

于是,李岩被捕。宋某这个蠢材大约以为,擒贼擒王,李岩一逮,别人也就吓住了。结果消息传开之后,饥民赶来,杀死宋某,劫出李岩,把监狱里的重犯全都放跑,仓库被一抢而空,成了真正的暴动。

李岩对大家说:“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显然只剩这条路了。于是,李岩将家中付之一炬,带领众人投李自成而去。

为什么说李岩是“叛投者”?他是大明两百余年来,第一个“从贼”的举人。

本朝先前造反的,都是草民,都是被统治对象,一代又一代,成千上万,人数再多,在这个方面不曾有变。李岩身份截然不同,他是有功名的人,是老爷,是政权的分享者。这样一个人,投入造反大军,成了自己阵营的“叛徒”。这件事,说明统治阶层的信念已经动摇,已经从内部发生危机;同时,也使动乱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就此意义论,一个李岩的加入,胜过以前成百上千的参加者;因为,当叛投者出现时,人心向背、历史趋势才表现得确凿无疑。

其次,李岩是知识分子。历来,目不识丁的农民起事,一旦有知识分子加入,都意味着重大转折。因为不管怎么说,在社会的历史阶段本身不曾发生质变时,造反的结局终将重新回到该历史条件下的主导意识形态或者说“道统”之下,农民起义的成功归宿仍将是新王朝、新皇帝的诞生。所以农民起义欲成其事,缺少不了掌握着意识形态、能够帮助他们重建秩序的知识分子。反过来,有知识分子前来投奔,也证明起事者有“王者之气”。

对李岩出现在闯军,人们有理由联想到当年李善长、刘基、宋濂等一批知识分子出现在朱元璋帐下的往事,正是从那时起,朱元璋脱离了单纯的暴动者形象,开始踏上建国之路。

李岩对于李自成,也完全起到这种作用。他对后者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建议,行仁义、管束军纪、图大事而不只以劫掠为生。比如他针对朝廷大肆征比的做法,专门为李自成制定“不纳粮”的宣传口号,令各地百姓翘首盼望闯王到来,“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这似乎是并不难以想到的对策,然而,李岩到来之前,闯军确实不晓得以此换取民众支持。

据说,随后来到闯军的另外两个智囊人物牛金星和宋献策,亦系李岩所引。

李岩“叛投”一事,在当时士林造成的震动,是颠覆性的。计六奇在清初回忆说:“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在士绅阶层,竟然在很长的时间里,将起义领袖传为“李公子”,不知李自成其人,可见“李岩效应”之强。{193}

说起李自成能够成就一番事业,除了明祚已尽,该当灭亡以外,他自己要感谢的方面也很多,真是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他这一边。李岩归附是这样一种象征,也是他事业转折的一个实际的关键点。此外,还不能不提到,满清在北京东北一带施加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仅是在心理上给明王朝造成“国势殆矣”的恐慌感、末日感,它甚至也转化为最直接最现实的影响。

叙至此,第二位“叛投者”就出场了。

此人姓洪名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累迁陕西布政使参政。陕西乱后,崇祯以承畴能军,迁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继因屡建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

他虽然是文人出身,却很能打仗,受命以来,大大小小历次征讨,基本不曾失利,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崇祯十一年,洪承畴在潼关大战李自成,完败之,“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194}。八月,洪承畴正式上报:“陕西贼剿降略尽。”{195}

洪承畴部,已是当时政府军的精锐王牌。崇祯对民变问题的严重性,一直有所轻估,“攘外”与“安内”之间,他的排列顺序,前者优先于后者。崇祯十二年初,他发表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跟当年袁崇焕一模一样的任命——移师东北,以为屏障。这个认识,谈不上错误,虽然更合理的应该是“攘外”与“安内”并重,情形都很严峻,但在明军善战之师捉襟见肘的现实面前,舍彼就此,亦属无奈之选。

可以说,客观上满清帮了李自成一把。设若洪承畴继续留在原处,领导征剿工作,李自成的东山再起,应该很难。

现在,洪承畴来到东北边防。他是否还能够像在三秦大地时一样威风八面,再建奇功?坦率地说,这不取决于他,取决于对手。

必须认清对手,正确评估敌我双方态势。彼强我弱?我强彼弱?抑或处于均衡?实际情形是,清强明弱。

洪承畴的认识是清醒的。他给崇祯的建议是以守为主,所谓“可守而后可战”。把双方解读为均势,谁都吃不了谁。严格说,这已超出事实,以明朝之弱,守并不易。同时,已被围困四月的锦州守将祖大寿,也派人传递消息,城中粮食仍然足可支撑半年,强烈主张与敌相拒,“毋轻战”。可见前线将帅对局势的各自研判,颇相一致。

然而,崇祯以及一帮不知兵、不调查研究、好发豪言壮语的文臣,不能接受对“区区”“酋奴”采取守势。崇祯提出“灭寇雪耻”的口号,兵部尚书陈新甲也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战可胜之。

洪承畴不能直接拒绝(“新甲议战,安敢迁延?”),用后勤供应跟不上为由回复,再次要求:“鞭长莫及,不如稍待。”崇祯倒是被说动了,陈新甲却坚持前议。他致函洪承畴,指责说:“用师年余,费饷数十万,而锦【锦州】围未解,内地又困,何以谢圣明,而副中朝文武之望乎?”

洪承畴无奈,只得催动一十三万人马,在与三百年后“辽沈战役”几乎相同的地点,与清军决战。

两军一旦相遇,首先害怕的人,却是陈新甲派来的兵部观察员张若麒。此人在怂恿陈新甲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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