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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大清的民心之失正在于此，即不失在政治而失在制度。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制度，我们也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这就是共和，就是宪政，就是民主。正是民主、宪政与共和，使英国和日本那样的“蕞尔岛夷”战胜了我“天朝大国”。因此，要想“富国强种”，就非得“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不可。大清王朝既然与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那么，其亡也不足惜。如果大清有自知之明，能反躬自省，迅速改制，实施变革，倒也罢了，偏偏它又反应迟钝，一味拖延，出尔反尔，毫无诚意，屡屡失信于民。那么，请问还有谁愿意来救助这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呢？
毫无疑问，对于共和的上述理解，现在看来已嫌肤浅。但在当时，却足以颠覆国人头脑中固有的皇权思想与帝制观念。在20世纪初的那些年份里，不少人都有幡然省悟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一切———既看透了大清，也看透了专制。结论是：作为一个专制政权，大清绝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绝对权力。唯一的选择是革命。显然，无共和思想，则无武昌首义；无武昌首义，则无大清之亡。如此说来，大清之亡，岂非亡在制度？
事实上，清之亡也不同于秦之亡。秦之亡是王朝之亡，清却不是。作为一个王朝，它并没有到气数已尽的程度。民生状态既不至于“官逼民反”，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也非“亡国之君”。秦之亡因于暴政，清也不是。当然，作为专制王朝，大清自然不乏暴戾之处（如文字狱），但未必暴于诸朝（如腰斩之刑即为清人所废，光绪三十一年又废凌迟）。在帝国制度的框架内，清人已经算是做得不错了。然而秦亡以后，它开创的制度并没有随之消亡，反倒延续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百代都行秦政治”，清却把这个制度一并带入坟墓。所以，清与秦，也不可同日而语。秦，虽死犹存，它亡得悲壮；清，回天无力，它亡得窝囊。
轰然倒塌的帝国（4）
也许，只有殷之亡和周之亡可以与它相提并论。殷之亡是文化之亡，即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周之亡是制度之亡，即帝国制度替代了邦国制度；清之亡，则兼二者而有之，既是文化之亡，也是制度之亡。问题是，帝国制度为什么会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是自己把自己杀死的。实际上帝国制度自其创立之日起，就为自己留下了隐患，种下了胎毒，埋下了祸根。只不过因为有王朝更替这样一种自我修复功能，也因为一直缺乏彻底变革的外部环境，才延绵了两千多年。但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大清王朝已内外交困，诸多弊端已积重难返。面对新的文化与制度，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还没有自救之路。于是武昌首义第一枪，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帝国制度果真就一无是处吗？如果当真一无是处，它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会被我们民族认可，会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如无西学东渐，还不会寿终正寝？制度当然是重要的，但制度并不决定一切，因为它还要为其他因素所决定。一种制度得以诞生并表现出效能，必有诸多方面的原因；而一种新的制度要代替旧的制度并获得成功，也需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许多方面的前提和条件。帝国制度被废除后，我们民族并没有立即走向共和，而是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理性的反省从来就是必须的。只不过在这里，我们要反省的还不仅是大秦王朝或大清王朝，而是整个帝国制度，是帝国的逻辑与命运。当然，事情还得从大秦帝国的建立说起。
来之不易的胜利（1）
历史的进程有时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公元前221年，当大将王贲率领秦国的虎狼之师扑向东海之滨的时候，有谁想到，拥有七十座城池上千里土地，曾“发兵守其西界”的齐王田建，竟会开门揖盗，不战而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邦国灭亡了，漫长的帝国前史宣告终结。摩拳擦掌已久的秦王国终于兼并了天下，从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正式揭开帷幕。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且来得有些突然。
不错，秦王国君臣上下为此作了长期的准备，也期盼了很久，但胜利之快还是令人瞠目。请看时间表———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十七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秦始皇十九年）秦灭赵；
公元前225年（秦始皇二十二年）秦灭魏；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灭楚；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灭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灭齐。
不过九年功夫，所谓六国，完全为秦所灭，几乎是隔一两年就灭掉一个，正所谓势如破竹。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实在堪称奇迹；而这奇迹的背后，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能？
在为兼并天下而征战不休的所谓“战国七雄”中，秦原本是最没有“资格”一统天下的。最有“资格”的是齐。齐，还有燕，还有赵、魏、韩的“母邦”晋，都是最早的封国。尤其是齐，为武王亲封，位列功臣封国之首，号称“首封”。以后，齐又吞并了许多小国，在东海之滨称王称霸，俨然超级大国，是老牌的“霸权主义者”，还曾经一度称帝。秦最后才灭齐，除地理上的原因外，也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
楚也有资格，至少自认为有资格。楚的资格原本较差，西周封建时只封了个子爵，正统的史书都管楚王叫楚子。于是楚人“不服周”（不臣服于周王室）。上下君臣，都自称蛮夷，专一和华夏诸侯作对。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得见祖先，至今湖北方言仍把“不服气”叫做“不服周”，可见这口气憋了多久。春秋前后，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四五十个，终于异军突起，成为南方之强。战国时，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天下的半壁江山。所以，秦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秦的资格又差。据《史记？秦本纪》，秦人本是以牧马为生的游牧民族，其先祖因为会赶车（善御）和养马（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曾得到周穆王和周孝王的重用和赏赐，但直到周宣王时才当上大夫，到周平王东迁时才被封为诸侯。这时已是东周，距离西周分封已275年。而且被封的原因，还是因为西戎。西戎是周国以西的少数民族，崛起于草莽，后与北狄合为匈奴，历来就是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平王封给秦人的岐山、丰镐，就是西戎从周人那里夺走，又被秦人夺回来的。平王给秦人封号，原本不过顺水人情，同时也是为了让他们在这块有争议的土地上“屯垦戍边”，既做挡箭牌，又做屯粮库，算是最早的“生产建设兵团”。这种半开化的蛮族，政治上的暴发户，又有什么资格同六国争霸争雄？
来之不易的胜利（2）
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也很强，不但人才济济，而且雄心勃勃。对此，贾谊的《过秦论》有极为生动和精彩的描述，至今读来仍觉惊心动魄。贾谊说，当时的六国，不乏卓越的领导人，正所谓“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这四个人，都“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六国不吝珍器财宝土地（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四面八方招揽人才（以致天下之士），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合从缔交，相与为一）。于是有宁越、徐尚、苏秦这样的政治家为之谋划，有齐明、周最、陈轸这样的外交家与之沟通，有吴起、孙膑、廉颇这样的军事家统帅部队，曾经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雄赳赳气昂昂地“叩关而攻秦”，执意与秦人决一雌雄。其来势之汹汹，套用骆宾王替徐敬业所写讨伐武则天檄文里的话说，那可真是“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正所谓“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然而结果怎么样呢？秦国大开关门，坦然地迎接战斗（秦人开关而延敌），齐、楚、燕、赵、魏、韩，再加上宋、卫、中山，九国之师，居然一哄而散，根本就不敢进攻（遁逃而不敢进）。秦国不费一枪一弹（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条约也撕毁了，联军也解散了，各路诸侯争先恐后地割地赔款，以讨好贿赂秦国。秦人坐收渔利以逸待劳，从从容容地收拾这些家伙，追击逃亡者，驱逐败退者（追亡逐北），血流得连盾牌都浮了起来（伏尸百万，流血漂卤）。胜利了的秦人“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失败了的六国则心惊胆战，摇尾乞怜，不是低头认输（强国请服），便是俯首称臣（弱国入朝）。秦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六国变成了自己的俎上肉，盘中餐。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
对此前人多有讨论。比较有名的，有贾谊的《过秦论》、杜牧的《阿房宫赋》、柳宗元的《封建论》和苏辙的《六国论》。贾谊认为，当年六国不能战胜秦国，其实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即秦地乃是“被山带河以为固”的“四塞之国”，正所谓金城汤池，易守难攻。贾谊说，从穆公任好，到秦王嬴政，秦国国君前后二十余人，难道个个都是圣贤（岂世世贤哉）？当然不可能。他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常为诸侯雄），实在是因为地理条件太好（其势居然）。六国之军“同心并力而攻秦”，各自派出最好的将领统率部队（良将行其师），最好的文臣运筹帷幄（贤相通其谋），难道居然都是草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当然也不会。他们之所以来势汹汹而一败涂地（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实在是因为“形不利，势不便”。至于后来秦的灭亡，则有两个原因，一是“仁义不施”，二是“攻守之势异也”。也就是说，觊觎天下时，是攻势，不妨依仗地险，使用诈力（兼并者，高诈力）；一统天下后，是守势，就应该改变政策，与人为善（安定者，贵顺权）。你都夺取天下了，还不广施仁义，岂能不亡？
来之不易的胜利（3）
杜牧的观点则不尽相同，他认为六国与秦都亡于“仁义不施”。杜牧说，如果六国之君懂得仁爱自己的人民，就足以抵抗秦国（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同样，如果秦国之君懂得仁爱六国的人民，就能万世为君，哪里会二世而亡（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所以，灭亡六国的，是他们自己，不是秦（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