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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大的战役后，刘一民又讲了教导师开展的冷枪冷炮运动、特种作战、地方武装的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每一种军事斗争形式都是有理论阐述、有战例分析、有战果评估，讲的深入浅出、栩栩如生。
教导师一年军事斗争取得如此大的成绩的原因，刘一民总结为两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始终建制把军当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把支部建到连上，在全军实施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作战行动服从于抗战大局，服从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和命令。这里面，刘一民重点讲了自从西延政军以来就坚持的诉苦运动和三查三整活动，讲了特等英雄白大贵的成长经历，目的是要阐述一个道理，那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战斗力。
按照刘一民的说法，诉苦运动就是诉旧社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是我军提高干部战士觉悟水平、形成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的不二法门，是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都没有过的政治手段，比政委、教导员、指导员讲一千次话效果都好。这个经验原红十八团就已经上报总政治部印发全军参考，红军大学课程里也有讲授，但是各部队落实程度不一，结果出现新吸收战士、特别是新吸收的溃兵，对我军奋斗宗旨不清楚、奋斗目标不明确，作战意志不强，凝聚力不强，甚至出现逃兵。我党组织的有些地方武装，由于思想政治工作不到家，一遇日寇大规模扫荡，就会溃散、垮掉。反观八路军教导师，历经日军重兵围剿，不仅主力部队没有出现逃兵事件，就是地方武装亦没有发生任何一起投敌、溃散现象，哪怕是陷入日军包围圈中的县大队、区小队，都能做到视死如归、浴血拼杀，直到突围或全队牺牲。其根本经验就在于教导师坚持开展全面诉苦运动！教导师任何一支部队，小到区小队一个班，建立之日起的第一课就是诉苦。通过忆苦、引苦、访苦、比苦等方式，加上诉苦典型带动，挖苦根、找苦源，让战士们认识到反动统治和日寇侵略是总苦根，把个人苦归结到阶级苦、民族苦，只有消灭侵略者、推翻反动统治，劳动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再加上三查、三整，就会保持我军的纯洁性、战斗力，把我军建设成团结奋斗、指挥如意的钢铁军队。
这样的军队天下无敌！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本照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怎么能消灭鬼子、壮大自己就怎么打。教导师实施的是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相结合，以游击战消耗鬼子，以运动战调动鬼子、在运动中消灭鬼子，集中兵力、集中火力，大打歼灭战，消灭鬼子有生力量。总的说就是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一切以消灭鬼子有生力量为目的。
讲完军事斗争的成绩，刘一民又讲了教导师在建立根据地方面的成绩。这里面，刘一民重点讲了政权建设，把村级基层政权建设上升到保证战争持久开展的战略高度，讲了建立村党支部、民兵队、妇救会、儿童团和民主选举抗日村长的重要意义。归结起来，刘一民认为村级政权是政权建设的基础，只要把村级政权建设好，区政府、县政府的选举、建设就好办了，就能形成打不垮、拖不烂、扑不灭、毁不掉的政权体系和抗日堡垒。
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刘一民认为，中国几千年发展史，也是一部战争史。这部战争史的最本质的内涵就是争夺对土地的所有权，谁能解决好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陕西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实践已经证明，只要完全实行土改，根据地就稳固，就能解决根据地人民的吃饭穿衣和发展问题。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把原来集中在大地主手里的社会资源进行了再分配，变少数人拥有多数土地和社会资源为土地平均分配，变少数人富裕多数人受穷、受压迫、受剥削为多数人共同富裕，这样的政策可想而知，那是一定能够得到大多人的拥护的。过去我们在苏区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个别地方过左，把一些靠自己勤劳致富的小地主推向了对立面。这个问题在陕西土改中间得到了纠正。但是现在是团结抗战时期，我们不可能再在根据地搞土改了，但必须落实减租减息，没收汉奸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在个别地区还可以采取政府赎买方式，动员开明地主捐出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耕种，也可以利用战乱年代撂荒土地多的优势，组织农民开荒种地。一旦根据地稳定，就要全面推行土改。总而言之，一定要在根据地内解决好农民无地种、地租过高问题。
在经济建设方面，刘一民重点讲了正反两个问题，也就是发展壮大根据地经济和削弱日本鬼子经济能力问题。
刘一民把壮大根据地经济问题，说成能否坚持持续抗战的头等大事，把教导师推广一年两熟耕作法、提高粮食产量的作法作了详细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屯垦、扩大耐旱高产秋粮种植面积，动员群众合理分配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往夏季吃粮、秋季花钱上过渡。在保证粮食、穿衣自给自足的前提下，在所有根据地实行统一税率、统一利率、通存通兑，维护人民币的信誉，扶持发展根据地商业，打破日寇的封锁。
在这个问题上，刘一民提出要扭转一个错误认识，那就是不能把与日战区做生意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视为资敌行为。一方面，开展商业活动，可以从敌占区想法购买我们急需的物资；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物资向敌占区倾销，破坏敌占区经济。刘一民举了个例子，山东有个企业生产马扎，质量很好，在平津地区占有市场，甚至还可以出口日本、欧洲。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允许这个企业继续生产、继续向平津、日本销售呢，还是禁止生产销售呢？刘一民的答案是当然允许生产、销售，而且要鼓励扩大产量和扩大销售量。要用小小的马扎换回粮食、棉花、煤油。当然，粮食、棉花、煤油、汽油、钢铁、药品这些东西，小鬼子是一定会限制流通的，一定不会让我们轻易得到的。但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到漏洞，小鬼子封锁再严，商人们总是会有办法的，比如收买伪军、收买汉奸、收买日军军官等，办法多的是，再加上我军配合，就一定能打破小鬼子的封锁。
这就牵涉一个问题，需要划定一个标准，哪些商品禁止向敌占区销售，哪些商品鼓励向敌占区销售。总的说，要用高附加值的消耗品与敌占区做生意，战略物资严禁向敌占区销售。
关于如何削弱日本鬼子经济问题，据刘一民讲，最主要就是打击小鬼子的经济体系。小鬼子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战养战，掠夺占领区的资源支撑侵略战争。要想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首先是要积极进攻，不断蚕食压缩鬼子占领区，扩大根据地。其次就是要摧毁小鬼子在沦陷区的经济基础。比如日伪军发行的联合券，我们在禁止流通的前提下，还要想法雕版印刷，大量制造假钞，向太原、石家庄、保定、青岛、徐州、北平、天津等所有日战区大量抛售，用假钞来买我们需要的物资，最后让日伪军的联合券变的一分不值。最好能通过内线，买通伪军的高级军需官，让他们把这些伪钞当军饷往下发，逼哪些伪军、汉奸变成穷光蛋，嗷嗷叫着向鬼子讨债。这个事情要统一部署，前期要高度保密，到后期就不需要保密了，反而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日伪军的钞票都是假钞，彻底毁灭日伪金融体系的信誉。
至于我们缴获的日元，除了购买必需的物资外，可以由中央统一经营，到美国去办公司、买股票，参股美国的电气、电信、交通、汽车、军火等大企业，最好是在美国人不知不觉中间，控股一些美国的骨干企业。也可以把日元兑换成美元、法郎、英镑，到苏联去采购我们必需的物资、军火。也可以到上海、广州、武汉、北平、天津、青岛这些大城市去办公司、做生意，套购根据地需要的战略物资。
刘一民讲的兴起，两眼放光，竟然一手叉腰，一手不停地挥动着，越说声音越大，下面的干部们听的晕晕乎乎的，不停的鼓掌。
讲完第一大部分，刘一民开始讲武汉会战后的抗战形势。
刘一民的观点是一贯的，那就是武汉会战后，中国的抗战进入毛主席论断的战略相持阶段，日寇由于占领区域扩大，不得不分兵防守，很难再保持战略进攻势头。同时，战略相持阶段不等于鬼子就不发动大的战役，有些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依然是鬼子的攻击目标。象宜昌、长沙、南昌这些地方，小鬼子必然还会调集兵力大举进攻。但是，经过武汉会战的锻炼，国军骨干部队战斗力将有明显提升，小鬼子再想取得大的战果，基本上不可能，相反，还会遭到国军的反击。华北战场上，除了山东方向外，山西战场的中条山方向将成为日军的攻击重点。
刘一民认为，在与国军作战的同时，日军会加大诱降力度，扶持汉奸政府扩大伪军武装，以伪军武装代替日军担任守备任务。特别是武汉丢失后，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抗战失去信心，加上蒋介石一贯奉行排除异己的政策，国民党内部很可能会出现一股投降风，甚至会出现降将如毛、降兵如潮的局面。
对我军来说，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将进入困难时期，原因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日军将集中力量巩固占领区，以八路军为主要作战对象，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而且会实施一系列封锁政策。第二个是战略相持阶段前期，国军投降部队多，这部分部队有一定战斗力，加入伪军后，很可能不打国军，专打八路军、新四军。第三是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攻势趋缓，国军得到喘息之机，如果再打上几次说的过去的战役，蒋介石必然会沾沾自喜，进而将目光转向限制我党我军发展上来，甚至会调动部队与我军大打出手。这样一来，我军外有日军主力压迫，内有顽固派掣肘，要同时与日军、伪军、和顽军作战，压力空前大。
针对这种情况，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应该举起反投降、反妥协、反摩擦的大旗，有理有节地开展斗争，逼蒋坚持团结抗日，尽可能减少摩擦。军事上，一手坚决打击投降的伪军，制止国军内部可能兴起的投降潮，一手集中力量反扫荡，坚决打退日军的进攻。
刘一民提出，现在我军建立了陕西抗日根据地，可以吸引大批的知识分子和逃难群众，为壮大力量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加上我军在华北大规模建立根据地，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主力部队提供补充。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由于部队扩编过快、过大，主力被稀释，战斗力不升反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三点，一是加强政治工作，增强部队凝聚力；二是强化训练，提高战术素质；三是到实战中去锻炼、去提高、去成长，在实战中检验战斗力、提高战斗力。为此，陕西的保安师、警备师和各地的警备团都要开上战场轮战，也可以和山西我军主力部队换防，在战场上锻炼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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