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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多么希望如母亲所希望的那样，她们能安分一些，宿命一些，说不定将来在那山清水秀的农村，能活出个百岁寿星，她们戴着古铜色的头巾，拄着龙头拐靠在暖烘烘的石墙上，看着满院的儿孙。偏偏，我们姐弟仨从小就意识到了与那些农村孩子的“不同”（其实某种意义上是现在追求个性的另版解释），我们就是北京，万丈光芒的北京，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在别人那里，北京只在书本上，报纸上，想象中，而在我们这里，我们就是北京本身。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北京人，尽管只是小市民，一个曾是锅炉工，一个曾是公交车售票员，但凭他们寄给我们的衣服就足可以让村里人联想到天安门城楼、天坛、故宫和宽敞的长安街。我们姐弟为这种不同骄傲，同时又自卑，那种优越感让我们变得更加不甘于现实，苦难无法逃避，但要麻木在苦难里就更加可悲。有时候，我们也想，就这样算了，别人不是都这样吗，同样活了一辈又一辈。可那只是暂时的，瞬间的，当课本上那张飘着红旗的天安门图像在脑中出现时，我们刚刚被自己说服平静的心，就被撩拨，被*了。我们决定离开，不论以什么方式、采取什么手段。母亲已经毁了，我们不能再继续毁下去。
第二年，外婆再次来信要求妈妈带我们返城。两个姐姐收拾好了行李，母亲再次出面阻拦，还骂两个姐姐不知天高地厚。当时，我们只认识到母亲的自私，却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自私。后来我才觉得，也许母亲是害怕了。她相信了一个时代，时代却让她变得自卑（我一直这么认为）。那些天，母亲脾气怪张，行动异常，一时好一时坏，从来很少照镜子的她，开始常常照起镜子来，而且一照就是很长时间。我想那个水银已经不太好的镜子和她做了很多的交流，帮她从眼睛到心里透透彻彻地看遍了自己，决定留下来，绝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像她说的那样是为了守住当年的理想，或不值一提的誓言。我始终不知道该说她是大智，还是愚蠢，她没有受到返城知青婚姻问题、住房问题、工作问题的冲击，也没有受到与想象一落千丈的打击。也许她是看到自己与城市的关系已经变得了名存实亡，才把我们成为她的孩子说成是天命，她的命，我们的命，但她却成了不幸命运的帮凶和刽子手。
幸与不幸，谁知道呢？母亲发火了，说休想给她扣那么大的帽子，她承担不起，有本事，就自己出去打拼。两个姐姐带头开始，从学习到农活样样是别人的榜样，大姐初中毕业到乡农机站当拖拉机手，没想，在一次修水库拉石料中掉下山崖车毁人亡。二姐选择了另一条路，到县剧团学戏，她刻苦认真，深受大家喜欢，却在一次下乡演出时被人拉到玉米地里*后，用石头砸了个面目全非。两个姐姐的死，让母亲得了抑郁症，两年后突然双目发呆连父亲都不认识了，第三年的夏天，母亲死了，由我执笔父亲口述给北京去了一封信，信封里装了母亲一缕头发。等到北京的回信，母亲埋在当年由她亲手造的而今被撂荒的梯田里已经十三天了。后来，我们再没有收到北京的信，我们与北京的关系，也就此永无再续了。
如此情愿，又毫无顾忌地讲出这些，我还是第一次。过去，即使对桑安娜，我讲的也是另外一套。这倒不是我有意对桑安娜说谎，我只是对她虚构了心情，觉得那些真实的东西与桑安娜没有关系，何必让她陷入一种无用的糟糕中呢。
薇拉却不同，我强烈地毫无保留地想让她了解我，我的过去，我的所思所想，我的偏执嗜好，我的一切，总之什么都想让她知道。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铺垫或蓄意预谋。我没时间考虑，只是觉得要不告诉她这些，我就不够彻底，不够纯粹，不够完整。仿佛对她隐瞒了什么，内心会觉得愧疚。
我跟薇拉说，我的童年基本没有什么快乐和美好的色彩，我们，包括我母亲，被美化虚幻的想象欺骗了。尽管我母亲至死不承认，也不明白她的坚持实际上是用坚强来掩饰内心的脆弱。我父亲至今还在农村，死活不肯离开村庄，连到城里打个工都不愿意。他多次来信，不让我给他寄钱，可我还是寄了，每隔几个月寄一次。过去，我一门心思就想离开那里，恨不得去当海员，死在某次海难中。
“你的过去。就是再不堪回首，也还是你的，它们组成了你，你可以痛恨它，但你丢不掉它。”
我们一直沿着湖边走。她的眼神既舒缓又专注，很像一个忠实的听众，不打岔，不分神，不捣乱，在她营造的气氛里，我可以毫无压力地述说衷肠。当时，我完全忘记了她的年龄，有个年长者给孩子讲一九六零年的饥饿，孩子颇为不解的说那会儿的人怎么那么傻，饿了为什么不知道去商店买面包。薇拉与我却没有这样的代沟。她很少开口，也不讲自己的事，当我像许多人那样恭维她时，她的响应只有两个字——狗屁！不过，她承认写作对她的重要性，她说，眼下没有老公没有情人没有钞票，她都会活得好好的，但要没有写作，她会死。她对文学的虔诚令人钦佩。可她说不该用“虔诚”，因为我并不了解她。
后来，我们又聊回到文学话题上来。我当然发怵。但汉克先生为了自己的目的，哪怕就为能多看她几眼，也只好谈下去，。我说，一个人活着其实是个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救赎的过程，早认识早成熟，早发现早解脱，文学可能不是快捷方式，但不失为一种管道，一种方法。物欲的刺激只能使我们的身体沉重，精神麻木。我们只有灵魂顿悟，心灵才能求得安宁，人生才能活的自在。虽说技工学校是培育产业工人的地方，但工人也是人，人就不同于动物，有七情六欲，有私心杂念，如果学生在学校里没有得到很好的质量教育，即使将来一个个是博士生，把所学的知识用于满足私心，难道能说是教育的成功？
说到这里，薇拉突然停下来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小，温暖，无骨，但让我发颤。她那性感的唇，微微开启，很郑重地向我说了一声“谢谢”，然后补充一句，替那些孩子谢谢我。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眉毛，她的鼻子，她的唇线，她说什么都不主要了，就在那一刹那，我清楚地意识到再不想与她有距离了。
那天下午她搭我的车回家。一上车，她就睡了，没给我继续和她聊天的机会。她躺在我旁边，我一次一次打量她，薄薄的耳廓、弧线流畅的下颚、滑润细嫩的脖子，自然放到胸前的双臂，每一处都令人激动。我把车开得很慢，只有在她眉头相蹙怕她醒来责怪我时，才赶紧用力踩下油门。
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在她这样熟睡时，才能轻松自然地与她交流。一种油然而生的惬意与无法抑制的愉悦告诉我，这么多年来，我的努力，我的坚持，就是为了这个人的到来。而这种坚定与决然，连与和我同居多年的桑安娜都无法冲散。
醒（九）
醒 9
我疯狂地爱上了薇拉，却不知道薇拉对我的感觉。我自己好像一点儿不关心，似乎那只是她的事，与我无关。我要做的就是做一架无形的摄像机，如影子一样紧跟其后，把每时每刻的她丝毫不落地记录下来。
薇拉讲课与别的老师不同。她很少站着，很少说教，很少板书，一堂课下来常常黑板上不写一个字。她从不到学生中走动，不管束孩子们课堂上做小动作或交头接耳，也不用目光监督他们，更不和他们做交流互动。学生们谁愿意听就听，不想听睡觉也行。似乎教室里学生跑光了只留下她一个人，她也会很投入地讲完自己的课，她不在乎，无所谓，所有主动权交给了学生。
结果，她的课课堂秩序奇好，她有时带个计算机刻件来，有时干脆什么都不带，空手坐在讲台上海阔天空。她说，写作靠悟性，技巧只不过是人为的总结与归纳，学校可以培养出工程师、教授、作曲家、画家，却培养不出作家。她希望大家真心亲近文学，因为这个社会，那些花里胡哨的消遣只能让空虚变得更加空虚，寂寞变得更加寂寞，孤独变得更加孤独，文学可以帮人从肉质的身体里抽出真正的自己，觅得真正的自由和快乐，闻到真正的鸟语花香；文学可以帮人在矫揉造作、晦涩阴沉、连片空谈假话的世界里，开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清静、安谧、温暖的花园；文学可以帮人卸掉金钱、美女、虚名的包袱，超然物外，在沉思与丰富中归于自然……
那些孩子们听着，跟随她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和她一起感受“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的意境。她与我所接触过的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同。那些作家要么手舞足蹈侃侃而谈，似乎他就是掌控文学的神，要么神乎其神故弄玄虚，仿佛文学如禅宗秘籍深不可测，要么拿腔拿调柔肠细语，句句酸到你满口倒牙。薇拉的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荡漾着浮想联翩的诗意。
我在走廊里，嫉妒那些教室里的学生，他们可以看到她长长的裙摆，和裙底下甚至偶尔露出的脚踝，她的脚顶多三十六码，银色的细带三拉两扯箍在脚面上，圆圆的后跟踩在细高跟上，十个小巧的脚趾有没有染颜色呢？孩子们很喜欢她，没多久，她就成了学生们谈论的核心，图书馆里的文学书一下子变得紧俏起来。是好现象，也令人担忧。许多老师向我反映，长此下去会把学校搞乱，精神再崇高也得吃饭，思想再脱俗也得穿衣，说我请来的不是文学老师，简直就是一个害人精。
我当然不信。
我说一时半晌的现象，说明不了问题。任何一件新鲜事物出现，总少不了受吹捧，也少不了受打击。如果就这么叫停，半途而废，那些孩子们能受得了吗？再说，孩子们是多么喜欢这个老师。天啊，听听，我把孩子们拿出来当挡箭牌。同时，我去给那些孩子们做工作，叫他们分清主次，摆正位置。暗地里，我却骂一群蠢货，我担心他们热情过分会破坏了我的计划。
醒（十）
醒 10
我的计划是什么，难道就是把这个叫薇拉的美女搞到手吗？我一次又一次地翻开过去，不由地问，如此身不由己是不是对所有过去的猥亵。可我不可否认，我的生命是从认识薇拉开始的。我相信即便这是一条罅隙的窄缝，我也有信心活出一片广阔。
当面审视自己的欲望、动机和激情，我所看到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无法抗拒的本能。难道说，我正在变成虎狼一样的野兽？可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