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服装问题绞尽脑汁，部主任似乎是讽刺地说：工农兵啊。他居然一拍大腿：怎么不早说？那天晚上，就让学生一排穿了军训时的服装，一排穿了蓝色的衣服、脖子上扎一块白毛巾、戴上建筑工地的安全帽，最前一排最好看，一律在头上扎了一块白毛巾，活像陕北的农民。一出场便引起大哗。他很兴奋，我却悄悄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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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光，杜梅的身体是我惟一的温暖的回忆。每当有机会在一起，她就像一个手法高明的烹饪师，变幻着种种花样为我们做出可心的xing爱大餐。而那本恶俗的《笑林广记》就是一道道美酒佳肴的佐料。我就在她的烹饪中享受着罪恶的欢娱，欲罢不能。
回到教研室，我无所事事地神游万仞，当然更多地还是思考自己暗淡的未来，每到此时，情绪又会降到冰点。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假如没有杜梅，我真的无法想象怎样度过那些日子。
吕教授还是带着不可一世的神情打开那个装满恶臭的墨盒，练他的毛笔字，并且不时地哼唱那些独创的旋律。我在心里策划过无数种报复的计划，或许是因为我的懦弱，或许是因为我的多虑，最后都没有实施。
比如我曾经想过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自身，我们三人在场的情况之下，到他的面前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或者也给他一个耳光，然后让杜梅作伪证，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儿。但跟杜梅商量时她说别人还是会相信他的话，这是规律，我既然已经成了恶棍，他说我做出什么事情别人都会相信。
我只好放弃。
我们的教研室门是用那种五星锁从外面挂锁的，下班时经常是从门边的橱子上拿锁，出门随手挂上锁好，时间长了就成为一种习惯。中午的时候，我一般是等到吕教授走了才走，但那一天他还在练着字，我走的时候随手锁了门，我没有感觉，他也不知道。
那时候楼上的人都下了班，等他出门的时候才发现们已经锁了，大喊大叫了近一个小时才有人发现。
下午一上班，我就被娄书记叫去，他冷着脸说：你怎么回事？
我并不知道发生的一切：怎么了？
娄书记：你挺会装啊？
我说：什么挺会装？
他大声说：为什么把吕教授锁在屋子里？
我说：我没有啊？
他更加气愤：没有？明明是你干的，今天中午让老人自己一个人在楼里喊了两个多小时。
我想了想，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只好说：真的？我不是故意的。
他说：我已经领教了你的狡辩，不会再相信你了，你马上搬到我的办公室里来，由我负责监督你的改造。
我庆幸自己逃过了一次惩处，后来一想，已经不是什么好人了，做点坏事人家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从此就不能和杜梅在一起了，心里还是怅然。
很长一段时期，我都在幻想着出现一次意外，抓歹徒或者抢救落水儿童之类的，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而且保证不再懦弱，或许只有这样我的命运才可能改变。权当是死马当作活马医。
但这种机遇始终都给了那些注定当英雄的人，没有留给倒霉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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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春天，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一石激起千重浪。娄书记几乎天天让我陪同他学习，并告诉我一定要换脑筋才会跟得上形势。
娄书记有很多的可爱之处，他喜欢高谈阔论，假如你勾起了他说话的欲望，就别想逃走，有时候我想借去厕所躲避，他居然会跟了去继续讲。
娄书记反复阅读邓小平同志讲话，最后从字里行间读出了“最深刻的内涵”，那就是想办法做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
于是，我们就经常需要开会讨论，中心议题都是大家感兴趣的：如何广开财路，增加收入。各种各样的想法喷涌而出，有人说办培训班，有人说开包子铺，有人说建澡堂子……娄书记一边夸奖大家的热情一边认真地记着。
学校也适应形势，首先要成立一个正科级的学校改革办公室，然后出台第一项措施：定编定岗。
当时的校园里处处洋溢着一种喜悦，似乎都在随时等待着天上落下纷纷扬扬的人民币。
渐渐地一切都在冷却，所谓定编定岗也不过是把原来的人员重新梳理一遍，学校没有任
何改变。
在观察了娄书记的种种表现之后，我终于明白，这些人都已经学会了跟随形势的需要选择最时兴的语言作为口号，非常投入地去喊，包括那个“换脑筋”。这是长期的政治运动给予他们的经验，可以始终保持一种思想先进追求进步的形象。
于是，在又一次讨论的时候我发了言：我们天天都在学习和讨论中浪费时间，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按照我的理解，邓小平所要求的不是口号喊得多响，而是真正解放思想，付诸行动。我们现在的情况，让我想起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巡抚程德全，听到革命军打来了，就挑一片瓦算是革命，然后把巡抚的牌子换掉，一转眼就成了革命者，其实从思想上和观念上是不会真正改变的……
说前边的话的时候，娄书记还频频点头，说到后边他忽然打断我，问：你说的什么意思？
吕教授冷冷地说：我们的改革就像辛亥革命，可能会失败。
我说：我只是说，应该吸取辛亥革命不够彻底的教训，首先让大家真正换脑筋而不是把〃换脑筋〃仅仅当作一句口号。
娄书记又深沉地问：什么意思？
吕教授叹口气说：就是说我们学校的领导包括娄书记等人只会喊口号，其实还是老脑筋，这是立场问题。
我听了感到可笑，也不去理他。娄书记却生气了：方正，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场合？还信口雌黄，这要是过去你就是现行反革命，知不知道？
听到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帽子等着我，便不再说话。娄书记对大家说：这是我的失职，最近我虽然经常帮助方正学习，但并没有从他的思想深处挖掘，从根本上提高他的觉悟，今天咱们就不追究他的错误了，今后我保证帮助他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我哭笑不得。
散了会回到办公室，娄书记又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一通。
电话铃响，我似乎听到了救命的汽笛声，但娄书记还是说完了他的话才接电话：喂！我是，你是哪位？噢，赵星辰，赵科长，什么？来了几个同学？这么多啊？那就给徐冰打电话，他是税务局的，单位有钱，可以签字，不让他请让谁请啊，别看我是正处级，手里没有财务也是白搭，你们总不能让我自己掏腰包吧？我看啊，以后咱们要经常聚聚，让那些手里有实权的人轮流请客，反正不用自己掏腰包，对对对，同学们多联系多沟通互相照顾……
他放下电话，得意地说：你看我们的同学都当了领导，你啊，要注意追求进步，多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要破罐子破摔啊。
我还是哭笑不得。
我在娄书记那里扮演的角色就是：倾听者、观察者、被教训者和打杂者。几乎随时随地都成为他过教育和教训瘾的对象，忍受着精神折磨还要装出受益匪浅的样子，而他却可以在我面前随便暴露出他互相矛盾的两面性，并自认为两面都可以当成我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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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杜梅都越来越沉醉于我们自己的游戏之中。她找来了许许多多明清艳情小说作为参照，不断花样出新，乐此不疲。
原来放纵具有如此巨大的魔力，也难怪人类想尽一切办法苦苦营造的道德堤坝竟会在一瞬间令人难以置信地坍塌。我们经常给堕落以自欺欺人的解释，比如思想、比如修养等等，其实它仅仅就是人在诱惑之下理智的消退，不论金钱、xing爱、权力、毒品，都是一种快感的陷阱，所以活着就需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否则任何人都有陷落的可能。只是因为身份的不同将会引来不同的评判而已，比如名人的乱仑是可以提升人气的绯闻，普通人就是一种奸情，通俗的说法叫流氓。
那年秋天——我的故事似乎总是秋天——杜梅第四次申报晋升副教授。她说前三次几乎都被吕教授的一番慷慨陈词扼杀在摇篮里，同年毕业分来的人都已经晋升，只有她还在屡败屡战。
基础部全体人员会议。按照程序，当然还是由教研室主任发表意见，吕教授带着笑意，喝一口水，慢悠悠地开讲：杜梅同志在这几年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也有一些文章发表，算是科研成果吧，当然外语成绩也很不错，毕竟丈夫在美国念博士嘛，但是，平日的表现稍差一点，每天就是看孩子，而且孩子经常要到教研室来扰乱正常的工作秩序，这还不算，上班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旷工次数太多，说说她还经常跟我发火，尤其是从方正同志来了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很不一般，合伙跟领导作对，这是严重的思想问题。按照我的理解，可能是受美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不注意思想修养，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根本就不像一个高校教师的样子嘛……
老人家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小时，我看到杜梅白皙的脸上透出铁青的颜色，拿着水杯的手在颤抖，而另一只手就握在另一位女同事的手里……
也许是大家已经习惯了吕教授的控诉，也许是领导和同事们的良心发现，最后的投票杜梅的得票数超过了三分之二。第一关通过，如果学校的职称评审委员会再通过，因为我们属于公共课程，还将被报到省里审批。
会议结束的时候，杜梅并没有通过第一关的喜悦，反而面色忧郁地离开了会议室。那表情让我心痛，然而当时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毫无锐气的我甚至连愤怒都已经被磨平，变得麻木顺从茫然无措。
娄书记在我的对面给我总结会议的感想：吕教授这人有点过分，杜梅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要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说这话的真正用意，不敢多言。在沧海理工学院的日子让我学会了设防，况且吕教授还在会上说我们关系暧昧，也令我胆战心惊。
杜梅敲门进来，跟书记打招呼后说：我想请方正帮我整理一下资料。
娄书记热情地说：去吧去吧，终于通过第一关，应该好好准备一下。
我跟杜梅去了她家。
没有任何言语的交流甚至不需要什么暗示，我们就相拥着滚到了床上。长期以来似乎已经习惯了用这种方式消解我们的一切烦忧……
风平浪静后，我们就在床上说话。
我说：你真的该高兴，好好准备学校的那一关。
她说：还需要打听谁是评委，然后逐个送礼。
我惊讶：学校也兴这个？
她苦笑：不光学校，到省里那一关也要找关系，都这样，否则别想晋升。
我说：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她说：公平都是相对的，你得想办法取得公平竞争的资格。
我说：简直难以想象。
谁也不会想到，更加难以想象的事情就在眼前发生。娄书记带着一种复杂的笑意站在卧房门口，而此时，我和杜梅赤裸裸地躺在床上。
忘了锁门，还是？
杜梅本能地拉起被子遮住自己，我的脑袋却是一下子成为空白，几乎再次晕过去。
书记也在慢慢调整着他的表情，先是拉下脸来，作出愤怒的样子：好啊，你们这一对狗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