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0人，幼儿园有学生1300人。联校是教育系统的行政机构，既管教育教学，也管各校的修建，其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县财政差额拨款、镇政府教育附加费、学生学杂费收入、学校勤工俭学收入。人多、盘子大。工作压力也就大。记得我到联校上班后的第一次任务，就是负责基建工程，修建中心小学教工宿舍。作为基建负责人首先要懂业务，不然外行说话就不算数，于是我利用一切时间学业务，从图纸设计到工程术语、工程管理以及与工程有关的其他事物一样都不落下。由于我半路出家，是民办老师转正，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教学训练，因而我时刻提醒自己，要谦虚谨慎，在工作中摆正位置，上有校长，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越权，不能随便表态，要当好参谋，管好自己该管的工作。
第一次受贿。由于联校总务主任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与基建维修、学校三产业的相关人员的利益有牵连，上有好者，下必行焉，那些喜欢投机钻营的的人时刻盯着那些有缝的臭鸡蛋，一遇机会就伺机下手。其时联校正在由我着手起草学校综合楼的招投标的协议书，不知是谁把这一信息透漏出去了，天地良心我可是连家人都没有讲过啊，那一天刚下班，出校门口不远，建筑队的队长就跟我照了个面，我们相互寒喧着往前走，突然他拿出个红包，硬往我兜里塞，嘴里不停地说：“小意思，小意思。就是给孩子买包糖”，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
我惴惴不安地怀跩着红包，并向四处望了望，生怕被熟人发现，然后惊慌失措地回到家，打开红包一看，竟有五千元之多，我惊呆了，在那个年代这个数目已经不小了。正当我惶惶不安的时候，我们家的“一把手”下班回家了，她看到我的表情不对，手里拿着一沓钱发呆，就问；“哦，发工资了”？
“不是，是小张送的礼”，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
“什么，他凭什么送礼，不过年、不过节的”，她的惊讶程度不亚于隔壁失火殃及邻居时的表情，“退给他，退给他，他这是要害你”。
我冷静地思考着说；“他要害我倒不至于，他是我们镇唯一有资质的建筑工程队的法人代表，想承包工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那你就收下了啊，贪官”，‘一把手’戏谐着说。
“怎么会呢，我就算他交的招投标押金，行吗”
“行啊，就你精”，‘一把手’释然了。
第二天上班后，我告诉校长说是小张提前交了伍仟元押金，校长笑了笑，并亲昵的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错、不错，好好干”。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坚守着这一亘古不变的定义，一直往前走，直到今天我可以豪不讳言地大声说“我是干净的”。
第一次陪领导喝酒。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个第一次无从查证，也无需查证，但有深刻印象的次数为数不多。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们联校的几个骨干一起因为“两基”验收的资金到财政局找相关领导要钱，傍晚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开始我有些拘谨，小心翼翼的应付着，心想和局长一起喝酒要矜持点，我们边喝边谈，渐渐地谈到主题，这时局长们的酒兴正浓，局长发话了，“要钱，行啊我们二比一，你们喝二杯我们喝一杯【一杯一两】，一轮十万”，领导就是领导，喝酒都盛气凌人，酒桌上何谈公道，有奶的就是娘，喝就喝，为了学校的综合楼能早日建成。八轮酒下肚八十万成了，我们都醉了，喝醉了自己，喝伤了胃，喝得不认识自己谁是谁。多么荒唐的举动，国家的专项资金，该怎么拨就怎么拨，凭什么任你胡作非为？说归说，事情还就得这么做，潜规则就是这样，你又能说什么呢？
第一次陪领导洗脚喝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凡管点事的领导都迷上了洗脚喝茶，而我却不以为然，可能是性格使然，总不屑如此，我以为集体的钱来之不易，要有计划节省点用，细水长流才是正道。然而，一坝怎么能挡住千江水，终于有一天，为了找县计划物价局局长审批学校科教楼的建设计划。只好趁中午局长休息时把他请到茶馆喝杯茶然后洗个脚，到了茶馆我和校长陪着，一到哪里，局长们就驾轻就熟，先是点了一杯乌龙茶，接着又喊来一个小姐陪着。我一看一杯乌龙茶定价88元，可不敢那样奢侈，只好点五元一杯的清茶和校长在旁边喝着。一直到下午快上班了，才看到局长们手挽着小姐从洗脚房出来，一看局长们出来了，我急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计划书，让局长签上大名，然后随他们一起到办公室去盖章。出了茶馆，我有点迷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政府官员们如此胆大妄为，“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古代七品芝麻官尚且如此，何况我们的这些公仆们呢？
第一次做假账。记得，朱总理在一次给一个大的会记事务所题词时，想都没想，提笔写到“不做假账”，可见做假账一定是一些行业的潜规则。教育队伍做假账应该是从一九九四年“两基验收”时开始的，那时国家教育部要对我们县的基础教育进行验收，并与政府领导的政绩挂钩，说是要一票否决。而根据当时的体制教育局几千教师的工资都是由县财政掌握的，稍有不慎如果因为教育局自己的原因影响了县领导的政绩，那么老师当年的工资就无法到位了。当然，教育局要顾及县领导的政绩，而县、乡政府那几年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又相差甚远，怎么办呢？有好事者提议“做假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教育系统历来就不缺人才，何况还是和政府联手呢？于是地方对教育的投入立马就增加了好几倍，上下联手，几经腾挪，帐做平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两基”验收活动，在假账的伴随下，平平静静地收场了。诚然，全国性的“两基”验收对触进地方对教育的投入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意义是深远的，尽管，由于“两基”验收留下的后遗症【据不完全统计教育系统内部用于“两基”的债务高达几千万】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理清，但是，对于当年顺利度过学生高峰期所起到的功绩还是抹杀不了的。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我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在“两基”验收那几年，一些学校纷纷举债搞建设，可以说是轰轰烈烈。据了解有些学校每年以百万的速度在举债搞建设，而我们学校则坚持以镇政府投入为主，我坚持镇政府出钱，学校出力的原则绝不举债。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既要把学校的硬件搞上去，又不能举债，还要让镇政府领导信服这是惠及子孙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当然，这里的径路很深哦，说穿了就是利益问题，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各级学校都在一窝蜂地搞建设，上级了领导疏于管理，时兴包头带资建房。这样一来，行贿受贿就有了孽生的土壤，甲方是建筑方，大凡举债的都是甲方，因而甲方的领导就有利可图，承包人的眼光就是毒，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不惜铤而走险，大把大把地钞票往外送，一送一个准。说实话，那时大小的领导只要你敢想，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我和我的同伴们只是一个劲在想着怎样才能在不举债的条件下把学校建设好，于是一个方案跃然纸上，把甲方让给镇政府，合同归主管领导签字，我们学校只管质量，不管结账。结果“两基“验收结束时，我们是全县一所唯一没有举债的联校。一个扭曲的年代，上级考察班子时，只注重外表，看硬件，不管你举债不举债，导致现在有些学校举步微艰，撤东墙补西墙，校长东躲**，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树欲静而风不止，过去有父债子还的遗训，现在学校的新领导偿还原来学校欠下的债务也是理所当然。
在这里。我作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和一个从事多年的财务人员进一言：今后我们在考察校长以及班子成员时，一要正直，就是思想过硬。二要厚道，不溜须拍马。三要担当，有责任心。对那些喜欢举债搞政绩的领导，不能升迁，不能调动。要严格控制新债务的产生，坚决不准举债搞建设，沉舟则畔千帆过，病树前途万木春。
第三章追求
第三章追求
有理想就有追求，我的理想是长大后当队长能发号施令。既幼稚又非常现实的理想，因为在那个年代【高考】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掉了，即使是最优秀的靑年，一旦没有了全国统一考试这一平台，英雄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是人才也只能自我开发了。
因此，青年时期是人生中充满梦想和憧憬的、最执着的黄金岁月。也许是无娘的孩子天护佑的缘故，七零年八月，我的辛苦一生的母亲，不堪疾病的折磨，最终驾鹤西去，享年四十六岁，悲天地之悠悠，独苍然而泪下。母亲的一生集农村妇女的传统美德和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性格于一身。母亲的言传身教，养成了我遇事冷静，不屈不饶的心理个性。七一年的春天我高中毕业。抱着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坚强信念，决心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大显身手的我，到生产队的第一天就向村委会递交了积极要求进步向组织靠拢的决心书，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我们家祖宗八代都是农民，家中无一人与干部有关连，且家父生性倔犟，时不时还要得罪一些人。但我深信：人的出身是不可选择的，信仰是可以选择的。经过千锤百炼的农村的基层党员是值得信赖的党的可靠力量，于是，我一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硬是一往无前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也许是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秋天我被聘为生产队会记。
生产队会记的主要职责就是每天记录队里发生的所有事务，包括人员工勤记录、得分多少以及队里的财产状况和年终预决算。会记工作的好坏取决于会记人员的业务水平、人品质量和工作做派。我当时心无旁骛，一心专注，不敢有丝毫懈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的会记工作做到了日清月结、财务清楚明白。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凤髦麟角，因为我的前任是个糊涂蛋，记工张冠李戴，财务就是一坨发票，算工分随心所欲，一天到晚见不到人，社员一气之下，在一次代表大会上罢免了他。因此就有了我施展才华的平台。这一年我被评为队里的先进工作者，还有幸当选为公社的人大代表，第一次参加了公社组织的人大代表大会，并作为年轻代表在大会上做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发言。七二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被生产大队聘为大队秘书，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秘书是管家。既管内勤又管外务，是名副其实的当家人。当年我们大队有六个生产小队，252户、1322人、有水田2900亩、旱土1400亩，有固定资产不动产125万，还有动产不计其数。【包括牛、树木和湖田】。面对从未涉猎过的职位和工作，我没有慌乱和无助。首先我在几个老党员的帮助下认真清理着大队的固定资产、整理着大队的档案、清查着名目繁多的债务和债权，做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