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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那反正你最后就会变成罪犯。”
“是囚犯。”我纠正他：“而且是个良心犯。这可不一样。”
我身体才刚开始复元，而第二天早上起来换衣服时──济马的衣服，小我好几号──我才明白自己不成人形哪都去不成。我整个人都被掏空了，光是穿过房间就需要所有精力跟全副精神。在此之前，我每次下床都不超过一到二分钟，只能浑身虚脱一路哆嗦地走到洗手间然后回来。要是没有济马扶着，我实在怀疑自己出得了门吗？他让我用自己的脚站着，两手抱着我身体帮我走下楼，然后让我靠在他身上蹒跚地走向地铁。那真是一幅可悲复可怖的惨状。济马带我到白厅街一栋大楼前门，然后指指正对面的餐厅，说体检完到那找他。他捏捏我的手臂鼓励我。他说：“别担心。你他妈的会是个好军人，佛格。你浑身上下都是军人的料。”我回答：“你真他妈的对极了。我会是那个该死军队里头最他妈杰出的好军人。连白痴都知道。”我向济马敬了假军礼，然后紧扒着墙踉跄地走进大楼。
后来发生的事很多都不记得了。零零碎碎的片段还有，却凑不成完整的记忆，没一件能确切谈论的事。我连发生什么事都搞不清楚，这种无能为力充分证明了当时我是虚弱到怎样凄惨的地步。我要耗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勉强站好，努力别让自己倒下去，那当然就没在该留意的地方留意了。我想其实我眼睛在那几个钟头里大部分时间都是闭上的，当我设法睁开眼睛的时候，面前的景象又都来不及进入眼帘。大概有五十到一百个人一起进行体检吧。我记得坐在大房间里的桌子前面，听一个中士跟我们讲话，但我不记得他说过什么，一个字都想不起来。他们发表格给我们填，接着是某种笔试，不过也很有可能是先笔试再填表。我记得自己勾选了所属的社团并且花了点时间在上面：大学时参加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学时参加的学生非宗教组织和学生非暴力组织，然后得解释前年遭到逮捕的理由。我是最后一个写完的，到后来那个中士站在我后面，喃喃念着什么何叔叔跟美国国旗之类的。
随后是休息时间，几分钟或是半个钟头。我看到走廊、日光灯、一堆穿着内裤的年轻人站在旁边。我还记得自己当时极度脆弱的感觉，但许多细节都已消失不见。比方说，我们是在哪换下衣服的，排队等候的时候又谈了什么。说得更具体些，我一直想不起来大家的脚长什么样子。膝盖以上除了棉质紧身内裤外别无他物，但膝盖以下对我来说却是个谜。我们是否获准穿鞋和／或袜子，或是他们让我们赤脚走过大厅？我一点也想不起来，只有一片空白，连最微弱的闪光也捕捉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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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宫 3（3）
最后我被叫进一个房间。有个医生捶我的胸跟背，检查我的眼睛，握住我的睪丸，要我咳个几声。这些检查不必消耗太多力气，但接着在采取血液样本时却突然状况百出。我严重贫血消瘦羸弱，医生在我手臂上找不到血管。他把针头刺进皮肤里头刺了两三次，戳到淤血还是没半滴血流入针筒。我那时看来一定很可怕，苍白欲呕，跟个快厥过去的人没两样，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放弃，叫我坐在椅子上。他对这种情况的反应还算仁慈，或至少算是无所谓吧。他说：“要是又觉得晕，就坐在地板上等那种感觉过去。我们可不想你跌倒撞到头，懂吗？”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坐在长椅上，但后来又看见自己躺在另一个房间的桌上。很难知道这中间过了多少时间。我想不是因为我昏倒了，是他们又试着想抽血时，但大概不想要有个万一。一条橡皮圈牢牢扎着我的手臂好让静脉浮现，医生终于把针头插进去时——我不记得是不是原来的医生了──他说了什么我好瘦之类的，还问我早上有没有吃早餐。在那天当中我头脑最清醒的时刻，我转身面对他，给了他我所能想到最简单也最真心的答案。“医生，”我说：“我看起来像是那种没吃早餐还能出门的人吗？”
还有很多，一定还有很多很多，但我大部分都无法确定。他们在某个地方供应午餐（在同栋大楼？还是外头餐厅？），但我只记得那餐饭没人要坐在我旁边。下午，回到楼上的走道，他们终于腾出空档测量我们的身高体重。我让体重计的指针停留在轻得荒谬的数字上──一一二磅吧，我想，也或许是一一五磅。从那时候起，我从同梯人中被隔离开来。他们送我去看精神科医师，他身材矮胖、手指又肥又短，我记得当时我觉得他不像医生反而比较像摔角手。我对他没有说不说谎的问题，我已经准备好要当个圣徒，根本不想做出日后懊悔的事。医生在我们谈话时叹了一两次气，除此之外，他对我的回答或样子倒是满镇定的。我想他是这类面谈的老手，能让他心烦的状况没多少吧。至于我，对他问题的含糊不清倒是相当惊讶。他问我有没有服药，我说没有的时候，他扬扬眉头再问一遍，但第二次仍给他相同的答案后，他也没追问。随后是标准问题：肠胃蠕动情形如何？有没有梦遗？常常想到自杀吗？我尽量简明扼要地回答，不假修饰或评论。我说话时，他在一张纸上核对勾选，没抬头看我。用这样的方式谈论这么私人的问题，让我觉得有种莫名的安慰。然而，在看到页末时，他又抬眼看我，盯着我看了整整四、五秒。
“孩子，你的样子真得很糟。”他最后开口说道。
“我知道。”我说：“我状况一直不是很好。不过我觉得现在好多了。”
“你想谈谈这件事吗？”
“如果你要的话。”
“你可以从你自己的体重开始。”
“我得了流行性感冒。几个礼拜前得了那种肠胃性的感冒，一直没办法吃东西。”
“你掉了几磅？”
“不知道。四五十吧，我想。”
“两个礼拜内？”
“不，大概是两年。不过大部分是在这个夏天才掉的。”
“为什么呢？”
“钱哪，这是个原因。我的钱不够买吃的。”
“你没有工作？”
“没有。”
“有没有去找？”
“没有。”
“这你得解释一下理由，孩子。”
“这事很复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
“这让我来判断。只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不必担心别人听了会怎样。我们不赶时间。”
由于某种因素，我有股难以压抑的冲动，想把自己的故事全部说给眼前这个陌生人听。这么做其实很不恰当，但还来不及阻止自己，话已脱口而出。我觉得自己的嘴巴在动，但同时又像在听别人说话。我听见自己喋喋不休地谈论我妈、维克托舅舅、中央公园跟吴凯蒂。医生礼貌性地点头，可是显然不懂我在讲什么。我接着解释这两年来的生活情况时，看得出来他变得很不自在。这让我很沮丧，他表现得愈不懂，我就愈想跟他讲清楚。我觉得自己的人性尊严岌岌可危。他是军医也没关系，他也是人啊，没什么比跟他好好沟通更重要的。“我们的生命取决于多重偶发事件，”我试着以最简洁的方式说：“每一天我们都要跟这些冲击和意外抗争来保持平衡。两年前，为了个人和哲学上的理由，我决定不再抗争。那并不是因为我想毁了自己──你千万别这么想──而是我以为将自我放逐于这世界的混乱里，这世界就会向我表露某种秘密的和谐，某种能帮助我参透自我的形态或方式。重点在于要接受事情的原貌，要随着天地万物的潮流漂浮。我意思不是说自己做得很好，其实我是一败涂地。不过失败并未损害这个企图的诚意。就算我离死不远，我还是相信自己是比较适当的人选。”
月宫 3（4）
这番补充说明很烂。我的语言愈来愈别脚抽象，最后我发现医生已经没在听了。他盯着我头上某个无形的点在看，眼睛蒙上一片困惑和同情。我不知道自己的独白表演了多久，但已经久到让他判定我是个无可救药的案例──一个货真价实无可救药的案例，不是那种他接受训练来拆穿的装疯卖傻的人。“这样就行了，孩子。”他最后打断我的话说道：“我想大致上我已经了解。”接下来的一两分钟，他潦草地在公务用信纸上写下意见，我则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发抖流汗。他把纸条折半，然后手横过桌面交给我。他说：“把这交给大厅的指挥官。出去的时候，叫下一个进来。”
我记得自己按捺住偷看的诱惑，拿着纸条走到大厅。很难不去感受到被监视的感觉，大楼里头一定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指挥官是个大块头，军服笔挺齐整，胸前奖章勋章饰带挂成一排拼图。他从桌上一堆文件中抬起头，若无其事地挥手要我进去。我把精神科医师的纸条交给他。他一瞥到纸条，就咧出一个大大的笑容。他说：“谢天谢地。你可省了我好几天的工作。”没有其他解释，他开始撕起桌上的文件，一把丢进垃圾桶里。他似乎满意极了。“真高兴你没通过，佛格。”他说：“我们正准备对你进行全面调查，但现在你不合格，我们就省了麻烦。”
我说：“调查？”
“你参加过的各个机构啊。”他几乎是兴高采烈地说道：“我们可不能让左派份子和煽动者加入军队，对不对？这对大伙的士气不好。”
不记得后来事情的正确顺序了，但没多久我发现自己跟其他不适合、被淘汰的人坐在同一个房间里。里头一定有十来个人，我从没看过这么多可怜人聚在一起。有个男孩，脸上背上长满丑陋难看的痤疮，坐在角落喃喃自语不停地发抖。另外一个，他的一只手臂已经萎缩；一个至少有三百磅的，靠着墙站，用嘴巴发出放屁的声音，每放一次就哈哈大笑，像个让人头痛的七岁小男生。这些人都是笨蛋、怪胎，都是不属于任何世界的年轻人。当时我因为疲劳过度几乎意识不清，所以没跟谁说过话。我在门边的椅子上坐好，然后闭上眼睛。再睁开眼时，一个军官摇着我手臂把我叫醒。你现在可以回家了，他说，都结束了。
我在傍晚的阳光中越过街道。济马在餐厅里头等我，跟他先前保证的一样。
体检之后，我的体重开始迅速增加。接下来的十天里，一定增加了有十八或二十磅。到了月底，我开始有以前的样子。济马认真尽责的供养我，在冰箱里塞满各种食物。等我身体状况比较稳定，似乎禁得起出门的折腾时，他开始每天晚上带我去当地一家酒吧，那个地方昏暗安静人不多，我们就在那里喝啤酒看电视转播的棒球赛。电视里的草地都是蓝的，球棒则是模模糊糊的一团橘色，球员看来像小丑一样，但能窝在我们小小的座位里谈论眼前的事物谈上好几个钟头，倒是件愉快的事。那是我俩人生中极为沈静的阶段：再度迈步向前的短暂驻留。
我从那些交谈中才开始了解吴凯蒂这个人。济马觉得她很不凡，很难不听出他话里的倾慕之意。有次他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