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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写的《万历十五年》，也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一本明史专书，而是传统中国尚未与欧洲全面冲突时的一个解剖。书中说明中国的朝廷和社会，包括法制和思想，自有它的组织和系统，做起事来，也有它特别的作风与节奏。间接上就表示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这些组织与作风，与西方的系统与节奏，有很大的差别。因之也是在“有”和“无”之间，反面检讨同一问题。
在这几年之间，我也常想到欧洲资本主义的事。要是资本主义的形成，不能离开法律，而法律须要有国家作主宰，则我们应该先分就国家的畛域看，不应当先把中国的万历十五年看成了欧洲的1587年，或者把法国、荷兰、比利时的事和英国的事笼统叙述。我已经看清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而且它又有一个直线式的发展，并且到了某一阶段，就变成了无可逆转的形势，可见“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李约瑟和我，又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文艺复兴及宗教革命有关，有前面所说的银行出现的次序为证，那我们何不也将资本主义的形成同样分作三段，从意大利到北欧再集中眼光于英国？这样一来，我在1975年写下的一段，说到现代商业组织的三个条件，可以当做我们的检查单（check list）用。只要我们把这三个地区达到这商业组织的程序按时间记下来，就应当对资本主义的形成，有一种明确的线索了。
1978年我第四次去英国的时候，在行李中带着三十多本书和一大堆草稿。这时候李约瑟交卸了凯易思学院院长的职务，他的新办公室乔迁到剑桥火车站不远的波克兰兹街（Brooklands Avenue），称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这图书馆现属“李氏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新地址在剑桥雪尔威斯特路8号（8 Sylvester Road）。——编者注我们综合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未定稿，由我起草，每周读过，经他批评后修订。事实上意大利这一部分，只用了威尼斯做代表，北欧的一部分，则用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的情形概述，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已经符合我们的目的。只有英国的这一部分才比较详细。1981年9月23日李博士在上海演讲，说到我们对这问题已有新看法，后经当地《新民晚报》提及。
我最近一次看到李公，还是1983年在纽约。据他的计划，这批材料将来还是要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里面去，至于如何收纳，现在还没有决定。我从第一次遇到李公，就主张只用我的草稿做根底，要他自己订正重写，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是一种学术上的著作，其写法仍有个人风格。他的英文长达四五行一句，却又念来流利，也是没有人可以效尤的。只是李约瑟收集了此书的材料卷五、卷六部分，越来越多，原来一卷是一本书，现在有的一卷四本，一卷六本，还仍在继续膨胀，连他自己也说，“有几何级数的姿态”。最近甚至书数倒出，节三十三出版于节三十二之前，他又说“这是道家的自然而然”。
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6）
我和李公有约，则是我也可以利用这草稿，作我个人出版和演讲之用，但是总要申明其原底稿出自《中国科学技术史》。事实上我和他在1972年开始每周星期六下午在剑河旁边散步，至今已十三年，也很难说哪些意见是他的主意，哪些由我参入。所以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觉得把我们这段奋斗一并写下，才容易让读者看出这问题的复杂。并且在评介之间，也可以说明我们自己达到未定稿的思想层次。也算是在贡献一个不同意见之前，对我们自己的立场有了一段交代。但是未定稿仍是未定稿。我这篇文章虽用1978年的资料作底，也加入了一些新意见，所以仍是文责自负。这样我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洋洋大观撑腰，却不受其作者的拘束。但是一个明眼的读者，在叹赏李约瑟博士慷慨之余，也一定会了解到一个突破环境首先著书的识见度量，和兹后搜集资料，解决技术问题的工作，迥然不同。只是我既做后者的工作，现在又因时间上的需要，为这篇评介的文章，就在已经复杂的场面中添入更多的复杂了。
提到资本主义形成的作家，虽说意见分歧，却有一点共通的看法。从马克思到桑巴特，从皮永恩（Henri Pirenne）到布罗代尔，都承认它归根溯源始于14世纪前后的意大利。其间的原因很多，如罗马法受了早期商业的影响，不受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所束缚就是。但是事实上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教皇与西罗马帝国争权，意大利半岛上好多城市，在此两方顾盼不及之间获得自由。其间取得一马当先的地位者则是威尼斯。
这城市处在亚德里亚海的末端，构成西欧大陆和东罗马帝国间的一个枢纽。又因为它在一个“海沼”（lagoon）之中，和大陆有两英里半浅水之隔，所以受大陆的影响小。简略地说来，威尼斯的人口从14世纪以来至现代，长期的稳定，总在十万内外。虽然黑死病使这数目急剧的减少，却又能有计划地招募移民抵补，后来纵有现代生活的条件，也不像别的地方一样，会成直线式的上升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1973），pp20…21。。
威尼斯的贵族，有些能追溯族谱，算是大陆上的大地主。但是在13世纪之后，都是岛上的巨商大阀，沿成例操纵城中政治。并且他们又常与平民结婚，子孙的社会地位，由父系决定，这样造成了社会地位的流动性。有时平民也能因军功提升为贵族，譬如1381年在打败热内亚之后，一次就有三十个平民因各种勋绩成为贵族，内中也包括小商人和工匠。此外威尼斯政府，又特别提出一项公款，去津贴没有经常收入的贵族Lane，pp252…253；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New York，1982）；pp257…258；Jacob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Renaissance Italy，Middlemare译自德文（New York，1958），VolI，。所以威尼斯的贵族，通常在一百家至两百家之间，虽然有时也分派系，发生冲突，大致上仍是一个很稳定的集团。
迄至15世纪，威尼斯没有农业的基础，它的粮食来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甚至远至小亚细亚和黑海之滨。它宁愿做粮食的转运商，无意自己经营农业，所以后来虽占领在大陆的领土，却不受大陆农业社会的影响。通常在大陆用兵以雇佣的军队（condottieri）为之，占领下的城市，也让他们自组公社式的政府。但是海外殖民地与商业攸关，则全力经营，不遗余力，也不让本地人预闻。克里特（Crete）岛为威尼斯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战利品”之一。威尼斯人在这里经营了几个世纪，他们也经常与本地人冲突。
欧洲从中世纪转变到近代的时候，一个妨碍商业发展的因素，则是天主教会对“高利贷”（usury）作极广泛的解释，12世纪之后，连一般信徒也受限制。但是威尼斯的商业习惯，早已奠基于此时之前，所以对这些禁忌，置之不顾。名义上教会仍受教皇约束，但是威尼斯的天主教堂则依据传统屏声息气于本地政府羽翼之下，各市区的神父尚是由居民推举。教皇曾数次与这自由城市冲突，也曾将全市“开除教籍”（exmunication）不止一次，但是始终无法改变这城市的独立作风。
威城的主要工业限于造船业、食盐的煎晒和玻璃工业。本地的纺织业曾一度出头。但是因城中缺乏不含盐分的清水，制造不便。15世纪以前出口的织品，多为米兰（Milan）及路卡（Lycca）所制，而非土产MMPostan and EERich；，，（Cambridge，1952），p351，393。
这城市里的各种手工业，可以组织工会，但是海员却不许有这样的组织。而且海军的兵员征集于全市的市民。征兵的方法，预先将壮年的男子组成十二人的集团，并且早已编排了被征召的次序，有需要的时候就按次序地应召入伍。威尼斯最强盛时，经常维持了一部有力的海军，其舰只之galley，在中国俗称“蜈蚣船”，因为每船有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为划桨手，两舷桨数之多，有如多肢的爬虫，取它的行动迅速，而且作战时这些人员也投入战斗。我们一般从电影小说得到的印象，则是划桨手都是奴隶及囚徒，但是在威尼斯，这种办法开始于16世纪中叶，其时这自由城市，业已中衰。在它最强盛时，所有的水手，都是自由公民。我们要如此不厌其详地讲到这些细节，目的是要强调这自由城市举国皆兵的形态。而且威尼斯最重要的商业又是国营，商船又经常组成护航队，所以商业舰队与海军的关系，极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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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7）
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形成时，如果先用欧洲大陆的资料作基础，则看到市民向封建君主要求自由，有由一个单元的社会嬗变到多元社会的趋势。但是从地中海内资料着手（事实上这也是资本主义发生的正确历史程序），则可以从威尼斯的历史中，看到一个商业的组织，在一种特殊环境下独立自主地成长，而且它罢斥与它不相容的因素，用不着革命，也自成一个单元社会，凡事以商业为始终。
写威尼斯历史的人经常提出两点好像自相矛盾的特征。一方面是它的民主制度，如“统领”（doge）由选举而诞生，有选举权的四十一位贵族，自成一集团（electoral college），执行此特权时用秘密投票（secret ballot）。又有参议院（senate）和众议院（general assembly）。而经常获得公意的办法，是幕后征集意见，有如caucus或利用streering mittee。另一方面则是实施特务政治，密探的活动广泛，对谋反的立法严格。其实两点都可以用威尼斯单元的商业组织解释。威尼斯的民主，并不是以民主为目的。而是在商业眼光下，凡事都可以用数目字计算，所以只要集思广益征得与这城市商业共利害的人士参政，权力的分配又和财力的分配相似，则政局可望稳定。然则在扩充商业，掌握制海权，和动员作战间，不见得所有的决策都符合十万人的公意，所以政府对一般民众，不免疑忌，而最怕敌国煽惑。好在威尼斯最大的工业——造船业——始终受政府密切监视，其他工业如五金业、肥皂工业，员工分散可以通过工会管制。而且社会流动性不算，匠工寡妇，只要稍有积蓄，也可以用他们的本钱，以股份（colleganza）的方式投资于贸易，海员也可以附带经商。所以过于夸张威尼斯的民主，和当日情形不能相符；过于强调它的特务政治，也与事实相违。
有一位现代作家称历史上的威尼斯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和“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即是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统领就是它的总经理。它的参议院，就是它的董事会。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票所有人”Edward PCheyney，The Dawn of Modern Era（New York，1936），p11。虽然比喻得过分，却可以让读者立即窥见到这组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