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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简短的回顾下经济史，我写的是哲学史与科学史，那么我们还是回到主题，看一看这一时期的经济学。首先当然是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这部书是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亚当。斯密之前，也有一些经济学思想，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极力推崇私有制，反对对私有财产的数量进行限制。他认为，私有财产从发展、和平、满足、实践和慈善等五个方面看，均优于公共财产。亚里士多德意识到商品有两种用途。每一物品都有两种用途：其一是直接供使用的，这是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另一种是用于交换，它不是物品所固有的。这一区别后来到亚当 斯密那里发展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财富：作为有用物的财富和作为货币积累的财富。亚里士多德还对商品的价值形式发表了天才的见解。他以建筑者、鞋匠、医生和农民的交换为例说明：第一，交换的可能性，是以交换的各种商品之间的等同性为基础的；其次，交换诸商品的有用性是不同的、不等的；第三，不等的商品，在交换上必须由同一物去衡量，并由此还原为相等的。与此同时，中国的商鞅、孔子、荀子和孟子也提出自己的经济学思想，就今天来看，《管子》一书影响甚大。《管子》托名管仲所作，是一部战国时期的论文集，但它的作者大多出自法家。法家的人性自私的观点在这里体现明显，《管子&；#8226；禁藏》里说：商人做生意，加速不息地赶路，夜以继日，千里迢迢却不以为远，是因为利益在前；渔人下海，海深万仞随波逐流逆水而进，冒险航行到百里之远的深海，昼夜漂泊在波浪之中，是因为利益在海水之中。所以利益所在的地方，即使是千仞的高山之上，没有不能上去的；即使是万丈的深渊之下，没有不能下去的。（见中国哲学的百家争鸣春秋战国）《管子》的道德的经济决定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义利论。这种义利论将利放在第一性的地位．肯定先有利后有义。但从中国古代经济学史和古代西方经济学史来看，主要注重农业、强调政府的作用，对商品经济缺乏认识。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所导致。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第一个对商品经济作出描述的是重商主义者。他们正好处在大航海时代，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是货币即金银，因而在他们看来，衡量一个国家富裕和发展程度的标准是看它拥有的货币量，而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积累货币。他们认为，只有真正实现为货币的东西，才是财富，所以他们只是在剩余产品能实现为货币的限度内才认为扩大再生产会造成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一国范围内，除了开采贵金属矿以外，生产的扩大，剩余产品的增加，并不能带来货币即金银。因此，他们认为，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展对外贸易，即把本国的剩余产品卖给别国以换回货币，或者通过转口贸易以赚取货币形态的利润。这样，财富的源泉就被归结为流通领域。早期重商主义要求少支出货币而多在国内积累货币，这里货币被看作宝藏，因而被称为“重金主义”或“货币主义”。恩格斯形容说“：各国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捂住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眼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晚期重商主义主张加强货币运动，促使货币周转以带回更多的货币。这里货币就不仅是宝藏，而已经被看作是可以使货币增殖的资本了。所以，晚期重商主义才是与商业资本的思想体系最相适应的。晚期重商主义为了扩大出口，采取保护关税、压低工资等办法，发展工场手工业，也被称为“重工主义”。
另外一个是重农学派，其代表人物法国人魁奈认为，只有农业这个以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为前提的生产部门，才存在“财富的增加”。他说“：只有花在土地上的劳动，其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支出，才创造财富和每年的收入。”他认为，工业的产品只能抵偿其自身的生产费用，而没有财富的增加。魁奈的纯产品概念，正是依据只有农业生产才存在“财富的增加”这个基本观点而提出来的。“纯产品”是指农业部门生产出来的财富，超过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财富的余额。魁奈把“纯产品”定义为“：从土地取得的盈利扣除了一切支出以后，所余的产品就是构成国家收入的每年创造的财富。”实际上“，纯产品”是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超过生产中耗费的价值的余额。 魁奈认为“，纯产品”并不是产生在一般的农业中，而是产生在租地农场主雇佣工人进行大规模经营的农业中。这种农业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土地耕种者所得的工资，却只相当于维持他们生存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可见，农业中出现的价值的余额，即“纯产品”不过是农业工人为农业资本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所以，“纯产品”学说实际就是他们的剩余价值学说。“纯产品”为什么只在农业中产生而不在工业中产生呢？重农学派认为，这是由于农业生产中有自然力首先是土地参加工作，而且不要求任何报偿；而工业则靠手工操作，没有或很少有自然力的参与。这也就是说，“纯产品”来自于土地的恩惠。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产品才是财富，只有农业才是生产部门，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才是生产阶级。这种观点显然是很片面的。
亚当斯密以前，市场经济还只处于萌芽状态，因而没有较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斯密和重商主义者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由于受到物理学发展的影响，他们都相信通过分析可以解释经济的规律，实事求是的因果分析可以被科学所接受，应当抛弃对经济现象的超自然解释斯密和重商主义者对人性本质的假设是相同的，人都是理性的，精于计算，并由自身的经济利益所驱使。斯密和重商主义者的显著不同在于：第一，他假定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并且在这个市场上生产要素自由移动充分发挥效应。第二，假定社会存在一个自然的秩序，这个秩序优于任何人类的设计安排；自然秩序通过社会的协调来反应，表现为稀缺资源通过经济的力量解决冲突。这个关键性和谐假定，从未被斯密和其他正统的经济学家所明示过。斯密所作的关于市场机制的描述，经常被引用为：“每一个人都力图使用他们的资本来实现他们的最大价值。一般说来他这样做时并不试图增加公共利益。他依据自己的利益行事时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斯密的政策结论非常简单，人都是理性的、精于计算的，并受自我利益驱使，他在追逐自我利益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利益。政府不应当干涉这个过程，因而应采取放任自由的政策。斯密著作通篇都认为，非管制的市场经济理论中个人利益会形成公共物品。理解自利和冲突如何导致和谐及有益结果的关键是资本家的活动。斯密承认资本家是受赚钱的欲望驱使的，而非利他主义就像说我们得到面包并非是因为面包师的仁慈。资本家根据人们的商品需求以及市场情况进行生产，只是为了增加他们的收入。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得这些产品被生产出来，其成本刚好只能补偿几种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如果利润在某个经济部门中高于正常水平，厂商就会进入，使得价格下降到除去生产成本没有剩余利润存在的水平。资本家们要购买生产的各种要素，而且他们须给高生产力的要素以较高的价格，因此将劳动和土地配置到最有效率的经济部门中去。消费者在市场上用货币进行投票，他们欲望的变化反映在价格的涨落上，因此最终影响了利润的升降。斯密最后得出结论说“：没有计划的市场多美妙啊！”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即是他认为，消费者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竞争市场，可以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自年发表之后，在此后的多年时间里，斯密的分析几乎统治了经济思想。这种状况直到1817年，大卫 李嘉图发表了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才有所改变。李嘉图对不同时期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非常关注，他用一个由三个阶层组成的社会来进行研究：资本家得到利润和利息，地主得到地租，而劳动者得到工资。为解释资本家、地主、劳动者收入份额的变化，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关于利润、利息、地租和工资的理论。李嘉图的模型有三个主要团体：资本家、劳动者和地主。资本家在经济体系中是个重要的角色。首先，因为他们将资本流向有最高回报的领域，从而决定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样，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得到满足。其次，他们的储蓄和投资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李嘉图建立起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他坚持商品的价值由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他提出了决定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他还指出了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有直接投入生产的劳动，还有投在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上的劳动。李嘉图阐述了劳动价值论，然后论证了价格不反映价值。直到去世前，李嘉图对价值论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李嘉图引入了比较优势理论。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即使一个国家在所有制造业中比其他国家更加高效，它也能够通过专注于其最擅长领域、与其他国家的进行贸易交往而获取利益。李嘉图认为，工资应该自由竞争，同理也不应限制从国外进口产品。比较优势的好处体现在分配和增加实际收入。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分配体系包括了对外贸易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