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依稀地传来凄切的笛音，张巡缓缓地吟道：“岂蛲试一临，虏骑附城阴。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营开边月近，战苦阵云深。旦夕更楼上，遥闻横笛音。”突然，猛听得敌寨中号炮声响，张巡凝目细看，只见敌营中涌出大队人马，狂喊乱叫着从四面攻城。张巡见贼兵涌入，知大势已去，乃面西而拜道：“臣智勇俱竭，再不能遏制强寇，保守孤城了。臣虽为鬼，誓与贼为厉，以报皇恩。”说罢，乃欲自刎，不料贼兵从背后上来，将他牢牢捆住。许远、南霁云、李翰等人，与入城敌兵相拼，但终因多日不食，手足无力，全部被缚。
尹子奇、令狐潮入城，尽屠城中人口。又使人押张巡等来到面前，恨恨地问道：“听说你每战眦裂齿碎，这是为何·”张巡怒目相向，凛然答道：“我志吞遂贼，唯恨力不从心！”尹子奇大怒，以尖刀撬开张巡口，怒视其齿，仅剩三四颗了！尹子奇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他无力地挥挥手，将张巡等人残酷地杀害了。
张巡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智勇双全的爱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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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遇春
（1330—1369）常十万
明代开国第二武将，对朱元璋极为忠心。朱元璋手下原有三员大将闻名天下：邵荣、徐达、常遇春。邵荣资格老，功劳多，可数第一，遂有不臣之心，被朱元璋发现后，本欲革职免死。常遇春挺身而出，称臣子当忠心不二，邵荣这样的反臣竟然可免死，则自己与邵荣不能并存于世。朱元璋听了之后“下了狠心”，含泪斩了邵荣。
常遇春一生为将未曾败北，自言能将十万军横行天下，军中有“常十万”之称，人每称他为“天下奇男子”。可惜，他只活到四十岁，就病死于柳河川。临死前留下遗言：“恨不能再报效太祖。”
朱元璋闻讣大恸，立即震悼罢朝，亲往祭奠，扶灵大哭，并泣咏挽诗一首：“朕有千行铁液汁，平生不为儿女泣。昨日忽闻常君薨，一洒乾坤草木湿。”咏罢，又开棺睹容；遂脱下龙袍，盖其遗体之上。后又亲为选择葬地———南京钟山北麓，至10月9日始葬，举行了隆重葬礼。复又追封其上三代皆为开平王，并命礼部监修王陵，赐立碑碣和王爵应有的石器二十余具。巍峨严整，雄伟壮观。从此古老的贾村便改名为常家坟了。
参考：《明史·常遇春传》
黎元洪
（1864—1928）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
黎元洪的一生，仿佛身不由己。
他的临终遗言尤有意味：
……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毋率尔破坏社会组织及家庭制度，幸免各趋极端；……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以法治范围全国……
当他接任袁世凯的大总统职位时，他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的老校长严复就曾对他有过一句考评：“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真是知人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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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
（1875—1928）一世枭雄
日本人闻张作霖大帅毛笔书法颇佳，由是索取一幅，张作霖手写一“虎”字，落款写“张作霖手黑”，日本人颇为不解，以为应该是“张作霖手墨”才对，张作霖道：“我是寸土不让。”
1928年6月3日凌晨2点，张作霖一行由中南海的前门火车站，登车返奉。6月4日，专车离开皇姑屯车站，行至三洞桥，轰隆一响，飞沙走石，把车厢炸碎。张作霖被炸出路基三丈远，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往外流血，满身血污。张作霖被抬到帅府小青楼，终因伤重流血过多不久断气了。在张奄奄一息时，还向卢夫人说：
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恐怕不行啦！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段祺瑞
（1865—1936）“八勿”
段祺瑞自己没有房产，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并因致电逼迫清帝退位、###张勋复辟和抵制袁世凯称帝这三件事，有“三造共和”的美誉。
段祺瑞临死前，写下“八勿”作为遗言，内容如下：“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
吴佩孚
（1871—1939）犹是书生本色
中国近代史上不乏书生领军大获成功的例子，清朝的曾国藩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民国初年的吴佩孚也算其一。
董必武曾说过：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1938年年底，日本侵略者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迫使蛰居北平的吴佩孚出任北京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汉奸职位，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他还亲笔撰写一副挽联，以表心志：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此联有溢美之处，但“不积金钱”、“不出洋”、“不入租界”等，亦确是他的所为。之后，大汉奸汪精卫多次劝说吴佩孚与他合作，日方要员包括驻华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也一次又一次促请他“出山”，甚至决定划出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东、河北六省的地盘，交请吴佩孚主持一切，但吴佩孚始终不为所动。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在北平病逝，享年66岁。不过，也有些学者认为，吴佩孚是由日本人以为他治牙为名将其杀害的。
参考：李洁著《文武北洋》，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1月
冯玉祥（1）
（1882—1948）我是穷小子出身
冯玉祥先生曾五次写过遗嘱。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冯玉祥怀着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失望退隐泰山，感到有生命危险，特于6月14日写好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一）”，主要内容如下：
我是当兵出身，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是工农的子弟出身。我是为大多数工农群众谋最大幸福的，我是为民族求独立解放的。凡是有此决心而实行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凡是真能铲除一切不平等的，都是我的同路人。凡是为自己打算而自私自利的，即是我的仇敌，至于我的子女一切，我亦不问，任他们去自由发展。现有的一点钱，均归李德全自活即可以了。我的尸首最好是焚化了，不论埋在何处均可。我是研究唯物史观的，什么鬼神我全不信，万不可以什么宗教形式来葬我。此嘱。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等在福建发生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极力支持他们的反蒋抗日斗争，不久，福建政府遭到蒋介石军事镇压而失败。冯玉祥预感到形势不妙，遂于1933年11月29日立下遗嘱，史称“泰山遗嘱（二）”。其内容为：
我父亲、母亲的坟在峪道河。我死了亦埋在他们的附近，常常在一起，我平安也。大儿、大女均已成人，不必说了。二儿、二女如能大学毕业更好。三女、四女以下的小孩们，以学工学农为本，不可只读书。我若是即刻为国家，为革命死了，我身后没有事可办，没有家可分，即照我写的这几句话即可以了。峪道河的房地如何·就归本地，办个学校最好。船板胡同的房子如何·就送给大嫂子可也。济宁之七十亩左右如何·就归游家一些小孩子们可也。保定西北城角之五亩如何·就归洪志看着不动可也。其余没有多少，就都归德全办理了。
1936年11月23日，沈钧儒等七君子因宣传抗日被捕入狱。宋庆龄、冯玉祥等竭力营救。12月1日，冯玉祥写下遗嘱，史称“南京遗嘱（一）”。其主要内容是：
一、国家到这步田地，只有抗日到底，方能闯过此极劫运。二、要实行抗日，必须联络俄、英、法、美，如不注重外交是极大错误。三、不破除迷信，国家必亡。四、不大开煤、铁等矿，决不能转弱为强。五、不大修铁路，国家永久不能文明。六、不大兴科学，民族必永远落伍，必定到极可怜的地位。
“七七”事变前夕，冯玉祥在南京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随时准备为国献身，1937年7月1日，他又一次立下遗嘱，史称“南京遗嘱（二）”。其内容为：
（一）非抗日不能救国；（二）要抗日须得民心军心；（三）为抗日须找专家；（四）贫苦大众是国家的根基；（五）所得税遗产税必收，以速供国防用。
1948年年初，蒋介石开除了冯玉祥的党籍，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吊销了他的护照，并派出很多特务，用卑鄙的手段对付他。面对蒋的淫威，冯全然不惧，于1948年2月10日写下最后一份遗嘱，史称“纽约遗嘱”。其主要内容是：
一、孙中山先生之遗教，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的方针。二、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和毛泽东先生、民盟的最近宣言，同志们应作为指针。三、要确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是一定成功。四、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净不可。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交李德全夫人。六、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埋深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将来树长成，好给学校和图书馆做桌椅用。七、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
1948年7月31日，在中共的周密安排和前苏联驻美大使潘又新的协助下，冯玉祥离美回国。9月1日，因船失火而不幸遇难。
冯玉祥（2）
（编选自《光明日报》文《冯玉祥的五个遗嘱》作者：郑永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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