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下《生态周刊》后打开电视。一般说来我喜欢看晚间10点钟的新闻节目，电视画面一下子跳出来充满整个屏幕，广告节目刚好结束。
我坐回去开始看电视。现在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这套有三间卧室、两间浴室的大房子里，这座50年代的建筑离大学很近。自从艾迪抛弃了我而跟巴尼·福斯特出走以后，这里的确有点冷清，可是却安静多了，再没有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比方说吧，房间里再没有一晚接一晚的聚会、情景喜剧表演和闹哄哄的娱乐游戏了。
我已经通过生活中的不幸懂得了和班上最漂亮的女孩结婚和在这之后与她过快乐的生活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有好几个大学里同事的女老师已表示出对填充我生活中的这个空缺的兴趣，而且我们在一起已经度过了许多有趣的夜晚。特别是玛吉·拉宁，她既漂亮，又对我们所谈及的任何领域的话题都有非同一般的兴趣和见解。还有，她还愿意在雨中散步，或在一场双人篮球赛中打前锋（她是物理系的助教），她甚至还收集了许多从《惊奇》和《类似》杂志上剪下来的老约翰·坎贝尔的社论。
而且她还很年轻，只有32岁——比我小两岁。
可是说到结婚，我们相互间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还针对我们两人的便利条件而大开玩笑。不过她有一个麻烦：有10岁的拉尼。拉尼是个好孩子，我们处得挺不错的，而且他还常常暗示我会成为一个好爸爸，玛吉则会成为一个好妻子。可是不出三年拉尼就该进入叛逆的青春期了。
更何况，我还挺喜欢现在独立自由的新生活。现在离婚终于结束了，我想我真应该写一封感谢信给巴尼。不过我是不会真这么做的，这只不过是个低级无聊的把戏，不会让我觉得好受的。
天气预报员说将要有一场太阳黑子大爆发，这消息把我从胡思乱想中拉回现实世界中。看完篮球赛和橄榄球赛之后，我穿上外套走出家门。太阳黑子活动意味着将有极光出现，看北极光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
如果我在开门前就打开手电筒的话，我也许就看不到我所看见的事了。一个粗壮矮胖、长着一张结实的方脸的男人，正在翻我放在路边等着明早倒空的垃圾桶。我再多走两步，他就会被挡在丘克·斯考恩家的水蜡树篱笆后面看不到了。他上身几乎都扎进垃圾桶里了，还有一些垃圾摆在路边，以便他更容易翻找。他站直了身子伸伸腰，然后又把东西一件件地放回垃圾桶里，再盖上盖子，用力压压。显然，垃圾桶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或值钱的东西。
“嗨！”我冲他打声招呼。他慢慢看向我，然后垂下头就要走开。
“等等，”我叫道，“请进来吧，帮我一个忙，帮我吃掉剩下的饭菜。”
那张带着悲观色彩的脸又看了我几秒，然后他就冲着房子这边走过来，双手插在他那件斜纹粗棉布的工作装里。有那么一瞬间，当他走过来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寒冷和黑夜中似乎预感到什么似的。那决不是受到威胁的感觉，只是感到怪怪的。
他的高颧骨、沾满污垢还带着胡子茬的方脸膛，显示出他已是个中年人了。他看上去就像个搭货车溜到城里来的家伙，也许还要去南方。我为他打开大门——如果我不那样做的话就要擦洗门把手了——领他到浴室。
“在我做饭时先洗个澡怎么样？”我说着，指指客人用的毛巾和浴衣，然后就把他一个人留在浴室里。
准备饭菜时，我又加上鸡蛋和牛肉熏肠和剩菜一起加热。用小火加热一听豆子，还把茶壶放在火上煮热巧克力。一切都准备妥当后，我又翻出一条旧牛仔裤和一件宽松的毛衣放在浴室门口的地毯上。浴室里满是水蒸气，就像土耳其浴室一样。我猜他一定很经得住烫的。我冲着浴室里面说我要把他的衣服拿去洗净甩干，我留了几件他能穿的我的衣服。我只听到一声含糊不清的应答。我走开去洗衣服，甚至把他那顶绒线帽也扔进洗衣机，我还得记着别把它也甩干了。
“见鬼，你到底在干什么。”我问自己，“这家伙可能是个变态杀人狂，他会杀了你或抢劫你的。”可是他的衣袋里除了一把小折刀以外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了。
一时冲动之下，尽管觉得挺不自在的，我还是查看了他的钱包。里面没有钱，只有一张商船水手证注明他是加克·萨瓦马奇，密歇根州卡鲁美特市人，做过消防员、加油工、救生员，证件的日期是1951年——那是32年之前的事了。照片中的那个方脸人正是我眼前这个男人年轻时的版本，有着金棕色的修剪得当的头发。他的驾驶执照地址是密歇根州铁林镇，我听说那里的矿井全都倒闭了。
打开浴室门，我探头进水汽弥漫的室内。“你可以在药柜里找到剃刀和剃须膏。”我说，对他是否能找到镜子抱着极大的兴趣。
当他出来时，看起来好多了。虽然我的牛仔裤穿在他身上长了几寸，还紧绷绷的。他把裤腿卷了起来，腰带没系，而是用松紧带系着。
“我叫泰里，泰里·奥贝恩。”我自我介绍说。
“我叫杰克·希尔。”他回答说。
仅说了几个字我就听出他有很浓的地方口音。
“希尔先生，我冒昧地翻看了你钱夹里的身份证，证件上说你的姓是萨瓦马奇。”
他既不脸红，也不生气，那双奇异、柔和的蓝眼睛注视着我，好像在注视着我的思想。
“萨瓦马奇是芬兰的一座山的名字，离开家乡后，告诉人们我姓‘希尔’会更省事一些。”
我点点头。“明白了，”我说，“好了，萨瓦马奇先生，晚饭准备好了。”
尽管他早就饿坏了，可他并没有狼吞虎咽地吃东西。吃完饭后他谢谢我，然后在我还没明白过来之前他就把碟子送到洗涤池了。他转向我，眼神还是直直的。我感觉他比普通人看到的东西更多。“我怎么报答你？”他问。
“不必，我是心甘情愿的。”
他并没有摇头——只说：“我从不白拿别人东西，那不好。”
嘿，这可真是新鲜有趣的观点！我心想。我不肯定我完全赞同他，在一个社会体制就是乱糟糟的国家里，有人会发现他们总是到处碰壁。可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他这种观点，事情也许会好得多。
“好吧，”我说，“你都会干些什么？”
那双苍白的眼睛瞟向壁炉：“你要劈木头吗？”
“不，抱歉，我买来时就已经劈好了。”
“那你有木工活儿要做吗？修窗户？修门锁？”
我想想能让他做的事情：“真不巧，我没有那些活儿让你干。我们干吗不推迟一下回报的时间，再过一阵子，这儿就有大雪得清扫了。”
他的眼光回避了一下，表示并不打算在道格拉斯多停留。“告诉你吧，”我提议说，“为什么你不多呆一段时间？那时你就有能力帮助别人了。”
他慢慢点点头。“好吧，”他说，“我想你是对的。”接着他转向洗涤池开始冲洗碟子。我把他的衣服从洗衣机里转到甩干机，还记住了挑出他的绒线帽。他看起来脑子有点儿慢，可洗碟子倒快，不到两分钟碟子就都洗好、冲净，放在柜子里面了。
洗好碟子之后，他跟我到起居室，挺不自在地站在那里。看得出他仍在因没有为洗澡、吃饭、洗衣而付出任何回报而感到心中不快。这时他发现了我墙上挂的照片，它们大多是些自然风光之类的。自从艾迪把她的画拿走后，我只好把一些风景照镶上边框挂起来装饰光秃秃的墙壁。他走上前去仔细观看那些照片。
“你有照相机？”他问。
“有三部。一部用来放幻灯的35毫米的潘塔克司牌，一部老式的4×5英寸的罗利牌，还有一部一次成像的宝丽来680。”
“宝丽来相机，”他考虑了一会儿，“如果我给你几张有意思的照片，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意思？”
“让我做给你看。把相机拿来。”
感觉神秘兮兮的，我颇不情愿地把相机拿出来。回到客厅时，他已经坐在椅子上了。
“装胶片了吗？”他问。
“装了。”
“那么把它对准我的脸，”他紧紧地闭上眼睛，眉毛因精神集中而紧皱着，“当我说‘开始’时，你就按快门。”
我举起相机，感觉自己像个傻瓜。
“开始。”他命令道。我按动快门，放下相机等着，当我抽出照片时，他站到我身边，那根本不是一张萨瓦马奇的照片！照片上有一座房子，看不太清楚，是一座老式的两层楼的木屋，斜顶，没有前廊，楼上的门冲着外面开着，靠墙的一架梯子直通楼上那位置古怪的门。
“我们再来一张，”他说，“那张不太好。我能弄一张比那个更有意思的。”
“等等，”我叫起来，“这怎么不是你本人的照片？”
其实，我想我知道其中原因的。几年前，我读到过有关这种事情的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关于对尼克·库帕克，那个通灵摄影师的研究。这个看起来似乎是同一类事情。
“我不知道，”他坦白说，“只是我能做到。”
“外表挺怪的房子，这是在哪儿？”
“密歇根州的卡鲁美特，我在这栋房子里长大。它看起来那副样子是因为那里的雪很大，有的冬天你得从二楼的门进出房子。”
“老天！你知不知道照片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我还没有学会怎么掌握。”他又坐下来，“我通常得到一些我从没有见过的东西，可大多数都是一座房子或一艘船，仅此而已。其实，从前这种事我只干过十一二次。我是在去年偶然发现这种能力的，那时有一个人正打算给我照相而我毫不知情，我当时正在读一本杂志，结果他得到了一张灯塔的照片。”
“你准备好了吗？”他问。
我点点头：“好了。”
他闭上眼睛，我将镜头对准他，他叫“开始”，我就按下快门。我们一起看照片。这一次很清楚，几乎一点也不模糊。照片上是一座粉刷过的方形大房子，它令我想起我看过的有关法国农舍的照片，可它的背景却是光秃秃的，看上去似乎是面对悬崖的平原。作为一个对生态地理学极其感兴趣的生态学家，我敢打赌那是南非的一所非洲人的农庄。于是我告诉了他。
他耸耸肩：“也许吧。”
我们又再拍了两张然后就停下来。我指给他客人睡的房间。可是我的大脑仍很活跃。到明天下午两点以前我都没有课，而且上午也可以不去办公室，尽管我不太喜欢那样做。我想我知道在哪儿能给杰克找份工作。在他睡下之后，我给赫伯·波兹挂了电话。
其实我并不很熟识波兹，同时我也不想结交他。我们都是教职员工俱乐部的会员，他是教师中的政治家——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大家公认他擅长在别人背后捅刀子，才32岁就爬到心理学系正教授的位子，而且还是一个似乎总能得到研究经费拨款的家伙。
据说他对超自然的灵学现象极感兴趣。
现在是晚上11点15分，我肯定吵醒他了，他的声音并不很友好，所以我立刻报上名字，直接谈及此事。
“我想我手头有些可以给你带来名声的东西。还记得尼伯斯加大学关于通灵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