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平生所学 未负师友（3）
后来1962年我正式到史语所，一直待到1970年，中间还在我的母校教书，两份聘书，一份工资。后来在1964年又开始担任台大历史系的系主任，这时候开始管一些琐碎的杂务。当时台大的校长是钱思亮，他老人家因为我是本校的学生，所以总是给我指派做不同的事情，从来没有让我闲过。现在想起来，那几年忙得发昏。但是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能够从过去那种单纯的书斋生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更大的视野。当时还有一个让我很忙的工作就是给中研院办“洋务”，人来客往，各种合作项目都是我在 “帮忙办”。当时中研院的院长是王雪艇先生，胡适之先生故去之后，王先生本来就是院士，又有行政经验，所以被选为院长。我跟王先生的关系，不单单是研究员和院长的关系，而且我辅助他做了很多国际学术上的交流活动。虽然这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但是也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王先生是个大学者，国际法的专家。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创办了武汉大学，一出手就是一流的大学。后来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做过外交部长。当时为了抗日，跟苏联建交，牺牲了外蒙，他的心情很复杂，但心里其实明白得很，他说：“外蒙按照国际法是否该隶属中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既然算是国家领土，要由我来割掉它我很难过。可是为了国家，与其别人担这个罪过不如由我担。”所以李敖谩骂他很不应该。到了台湾之后他做了蒋介石的秘书长，许多事他都会对蒋介石说：“不能这样做。”他给蒋介石写的一些报告，蒋介石不批准，撕了，他就捡起来用糨糊粘好，再送。很多人对王先生有误解，以为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在中研院期间还不断写文章跟国民党战斗，并且对抗他们对于文化的围剿，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和王先生的交往。中间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认识了我的太太，她本来是我的学生，她毕业后的第三年我们开始来往，后来很快就结婚了。这都是在那八年中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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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就是个很自负的学生，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很纵容他。我做系主任的时候，他正在读研究生，李敖很聪明，但是他不守规矩。对于这个，我对他也不假以辞色。我跟他的第一次严重的冲突是他在《文星》上写文章说老先生们不交“棒子”，其中涉及到我的老师们的一些事情完全出于他的编造。之后他跟《文星》的萧孟能老板还有余光中先生到我那里去，我就给他矫正，我跟他说：“我们学历史别的没有什么，但是基本的行规就是不许编造故事。”就这样我俩吵翻了。后来我很生气，跟他说：“你给我出去。”萧孟能就跟他走了。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攻击我，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回应过。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1970年我到匹兹堡大学本来是去做访问教授。后来因为台北的政治空气比较糟，一些前辈老师就跟我说：“你不要回来，回来之后会有麻烦。”当时台大的哲学系已经被当局搞垮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历史系，但是我不回去他们又无从下手。就这样，我就呆在匹兹堡大学没有回去，历史系也得以保存了元气。我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大概是在1980年。
侧记：
能把严谨的学术著作写得好看的，非大学者不能为。因为只有大学者既能够钻进去，又能够跳出来，所以写出东西来才能举重若轻、深入浅出。许倬云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最近出版的《从历史看管理》就是极好的一个例子。
用许倬云自己的话说，他的日子“不好过”。因为身体上先天性的残障，不能去正常地去读书，十几岁的年纪，一个人到松林去独对一片晴天思考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从那时起就学会了“耐住寂寞，往里想，不往外认”。但许倬云的幸运是从小家庭没有因此对他多加照顾或者加以冷落，后来进入中学之后也是如此，后来又为此结到众多“机缘”，得到诸多名师的指点。各种机缘组合在一起，终于造就了今天的许倬云。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障碍，有些人是身体上的障碍，有些人是心理障碍，有人是精神障碍，有些人则是道德障碍。除了个人生活上的不易，与看不见的障碍相比，看得见的障碍无疑显得无足轻重。许倬云身体上的障碍在平常人看来无疑是种不幸，但是对许倬云来说，不幸中的大幸是身体上的障碍没能束缚住他，反而成就了今天的许倬云。今天的许倬云，在学术上，在人生途中，没有任何障碍。这样说也许有点夸张，但是我愿作如是想，算是对许倬云先生的祝福。
巫宁坤：与菲茨杰拉德有缘（1）
巫宁坤
巫宁坤，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1920年生于江苏扬州。1939至1941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51年放弃博士学位回国任教。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2年“保外就医”。1979年回京。1991年定居美国。翻译作品有《了不起的盖茨比》、《德莱塞短篇小说选》、《白求恩传》等，著有英文回忆录A Single Tear（《一滴泪》）。
口述：巫宁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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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我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英文系读书。读了两年之后，飞虎队来到了中国，我就去当翻译了。这是我最早的翻译生涯，当时口译笔译都做。那时的翻译，相当于秘书的工作：用英文起草信件，或者把英文的文件翻译成中文，把中文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当时我们那一拨人是美国军中第一期的翻译。我在当时的翻译中是年龄最小的，但是后来却是最臭名昭著的，因为后来我做了王叔铭的翻译。王叔铭当时是和陈纳德直接联系的，陈纳德的办公室离我们的办公室只有几米远。我在昆明当学生的时候也曾经翻译过一些小诗。当时罗隆基的夫人，在《中央日报》编一个副刊叫《平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她说：“宁坤来的东西，我什么都登。”但是我那时候很羡慕别人，已经有人在翻译契科夫的短篇小说了，还有汪曾祺的散文，他们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尤其是汪曾祺，跟我上下铺，他对于语言的敏感对我们那帮同学都有影响，当时去看沈从文我们都是一起去的。汪曾祺是大才子，我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来。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教育不是课堂上的，课堂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跑警报了，主要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看书。我们每次去看卞之琳先生，卞先生总是拿几本书给我们回去看。我们对于英美文学、古典文学的知识，都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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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正式搞翻译还是在回国之后，中间还搞了一阵文件翻译，因为当时能搞翻译的人还不多，尤其是中译英的。1952年，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叫去做翻译。后来1956年召开八大，就把上次叫的人筛选了一次，又被叫了去，同时又请了一些更老的翻译家，包括钱钟书先生。我当时也没有觉得钱先生是什么大人物，我们一样坐公车去上班，我、他，还有佐良在一个办公室里一起搞翻译。
回国之后，我先是在巴金和萧珊的推荐下翻译了《白求恩传》。翻译完《白求恩传》之后，我又翻译了德莱塞的短篇小说选。他是以长篇小说闻名的，可是我觉得德莱塞的短篇小说没有受到重视。出版的时候，平明出版社已经不存在了，就转到了新文艺出版社。之后我又翻译了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珍珠》，翻译《珍珠》是因为朱海观，一个比我还老的翻译家，海明威就是他翻译的。1956年，英国有个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由老舍接待，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也邀请了我。在那个会上，我碰到了朱海观，朱海观让我给他们翻译些东西，他当时在《译文》。后来他就给我寄来了《珍珠》。到了1957年，我已经开始受批判了，白天受批判，晚上回去就翻译《珍珠》。《珍珠》1958年2月份在《译文》上发表了。那时候我已经是右派了，但因为当时我在保密单位工作，那时候我在中央调查部下属的一个干校，虽然被打成右派，但是名字不会见报，外面的人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很滑稽，一家出版社要出版《珍珠》的单行本，写信给我要我写一个序，那时候我已经在半步桥了，完全失去了自由，所以单行本也没有出成。翻译生涯自然就中断了。
巫宁坤：与菲茨杰拉德有缘（2）
等到我的右派帽子摘掉之后，首先是《白求恩传》再版了，后来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也出版了。1980年3月，我被调回北京。这时候，我忽然又成了宝贝，大家争着抢我。当时我在安徽师范大学，安徽方面不放我走，但是中央组织部的调令，谁敢抗啊。学校的领导找我说：“巫老师，我们没有本领留下你，只有你自己说不愿意去才能留下来。你在安徽是这个，”他伸出大姆指，“但是你到了北京，你这样的人就很多了。”可是大家都劝我回北京，而且我也没有想在安徽做什么第一，所以我就回了北京。
3
1979年，《白求恩传》再版，我在语言上做了一些修改。就是跟修改《白求恩传》几乎同时，袁可嘉要编一本现代派文学的选集，他知道我喜欢托马斯，所以找到我要我翻译托马斯的诗。我给他的稿子寄出之后，觉得自己翻译的不像样子，就给他写信，我说：“可嘉，你退给我吧，你找佐良翻好了。”但是可嘉回信说：“佐良是佐良，你的是你的。退给你修改可以，不用不行，因为稿子已经在我手里了。”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冒出了一个黄灿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译诗中的现代敏感》，把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跟余光中翻译的放在一起比较。灿然说：“托马斯是英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超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之一。在一般人看来，他的诗难懂，更加难译，而要译得像巫宁坤那样不逊于原文，更是难上加难，甚至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而巫宁坤把这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化了。”灿然在文章中还说我的翻译比余光中译的还要好。那篇文章因为涉及到现代诗翻译的问题，所以在国内外传得比较广，但是也实在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灿然确实对我的东西很感兴趣。我曾经用英文写过一篇散文，翻译过来叫《孤琴》。这篇文章被灿然看到了，并把它翻译过来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后来《孤琴》被灿然的老师看到了，跟他说：“这篇文章是这几年翻译的最好的文章。”那时候我的文章除了在国外发表之外，一般都发表在国内的《英语世界》上，主编是我的老朋友了，他总是能从我这里“榨”出文章来。
香港有个叫乔治高的著名老翻译家，很了不起，《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他第一个翻译的。有一段时间他住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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