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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吃的是湖南菜，大家彼此推让，给彼此夹菜。我爱开玩笑，说：“如果筷子再长一点，给对面的人夹菜正合适。”大家哈哈大笑。
吃完饭，杂志就开张了，陈雪屏出的钱。就这样我认识了杨日旭，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
胡适从美国到了台湾，还是被一帮老人们包围着。我听说胡适到了台湾，就在报纸上写文章，说胡适应该接触新的青年，了解青年的思想。胡先生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就向杨日旭打听我。杨日旭说，那是我朋友呀。就这样我又和胡先生见面了，这时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五六年。
1955年，我到了美国，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胡适也在美国。我到了美国，直接去找胡适。那时是清早，我给胡先生打电话，他刚起床，家里只有茶叶蛋，我就在他家吃了一个茶叶蛋。两年半之后的暑假，我经常去看他。忽然，宾夕法尼亚大学给了我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一个月能挣一千块。虽然只有九个月，但是已经非常好了。那时候，梅贻琦自己支取庚款的薪水，一个月才只两百块钱。因为我的前任是这个学校的创办人，所以这份工作给的薪水非常高。
陈之藩：半个民国人（3）
那时候，我几乎天天去见胡适。有时他找我而我不在，他就把电话打到我的房东太太那里，房东太太跟我说：“你这个朋友，真是nice。”我问她：“为什么nice？”房东太太说，他的英文比你好得多。我说那当然，他在这里当大使。那时我们会在一起聊他们那个时代最好的散文家和政论。胡先生给我介绍了很多，他怕我买不起，介绍完了之后就买一些相关的书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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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洋大学读到二年级的那个暑假，忽然想学哲学了，就考了清华的哲学系。考上了，我到了清华，去见了金岳霖。我跟他说：“时局如此，我很悲观，想学哲学。”
金岳霖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悲观吗？”
沈从文这个人简直妙极了！他是因为听胡先生说到我，就给我写信，他给我写的信比我给他写的信还多。他还给我找事情做，介绍我到《益世报》工作。因为那时候李书田跟我说，北洋大学毕业要到台湾去并不是很容易。沈从文非常可爱，人也非常真。我的文章也许不如他，可是我的字比他写得好。
开始写的信是什么内容现在都不记得了，大概是谈他的小说，像《边城》之类的这些文章。后来，大概就是在见了胡适的第二天，我见到了沈从文。我和沈从文就见过这一面，但是我们通信很多，包括我到台湾之后。我记得他写过这样的内容，他在信里说：你到台湾很对，现在我们这里到处是血与火。
我在台湾编译馆的时候，梁实秋是人文组的组长，李书田是自然组的组长。自然组有一兵一将，将是李书田，兵就是我。人文组也是一兵一将。后来梁实秋当了编译馆的馆长，把我的薪水加了一倍。那时候，我几乎天天到他家里去聊天，晚上就在他们家吃晚饭。梁先生从前的太太，也在编译馆。因为梁先生的儿子梁文骐留在了内地，梁师母就把我当成了儿子，所以每次我在他家里吃饭，梁师母就很高兴，可她总是会问我：“你给你妈写信了没有？”那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母亲在北京，我哪里敢往回写信啊。梁家的小妹对我虽然也不错，但毕竟是小孩子，看到自己的妈妈拿我当儿子，她也很高兴。
梁先生对我很好，客观地说，梁先生有些商人气，可能跟他的家庭环境有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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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比我小，我佩服他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的旧体诗写得真好。因为他没有见过胡适，而我见过胡适，他就觉得只要是陈之藩说的，那就很可靠。不过，胡先生在日记中骂过余英时，胡先生很少那样骂过人。我想大概是余英时刚到美国的时候才太露了，年轻气盛，让胡先生动了怒。余先生当然看到了这些内容，但他很大度，从来不计较这个。
余英时要是想让自己的东西传下去，就应该写得经济一些。不要动不动就长篇大论、著作等身，那么长的文章，谁看？
唐德刚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也会做旧诗，但是没有余英时写得那么好，那么工整。他写的打油诗，也押韵。其他的人，无非就是凑够了七个字一句，有那么点意思而已，算不上旧诗。
有一次我去美国，一个已经定居美国的出版过我的书的出版家请我吃饭，当时一起吃饭的有吴健雄、袁家骝夫妇，还有唐德刚。
我和杨振宁的关系时好时坏，现在可能是在低谷中。他和童元方的通信大概可以编一本书了，他们很聊得来。对于老师，中国和西方很不一样。中国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外国则是考完试之后就平起平坐。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吴大猷的学生，虽然他们系统的教育都是在国外接受的，但是他们对于吴大猷都还保持着中国人的尊师传统。这是两种价值观念的不同，比如说娶媳妇，在中国是男方出彩礼，在美国，则是女方出彩礼。结果有的人儿子结婚就在美国，女儿结婚就在中国，反正都不吃亏。这种人不是说不好，但是让人觉得太聪明了。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特别聪明的人，太聪明了，就不好做朋友了。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1）
倪匡
倪匡，原名倪聪，字亦明，祖籍浙江宁波市镇海县，生于上海市，1957年逃亡到香港。他是华人科幻小说界里的知名作家，被喻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著名作品包括《卫斯理系列》 、《原振侠系列》等。倪匡写作题材广泛，包括小说（武侠、推理、科幻、奇幻）、散文、杂文、专栏、政论、电影剧本等等；下笔如飞，倚马可待，被称为“自有人类以来，汉字写得最多的人”。他曾与黄沾和蔡澜合作主持亚洲电视清谈节目《今夜不设防》。
口述：倪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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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之初，地方上很需要稍微识一点字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干部”去从事文书工作，到处都在招人。在我之前是所谓南下干部，在上海招了一批中学生，随解放军南下，那批人最后有些级别很高。华东人民革大是第二批，大概是六七千人，要先在华东人民革大集中受训三个月，政治部主任舒同是当时的校长。我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到了华东人民革大。 1951年，我不到16岁，在读高中。有一次逃课在马路上乱晃，走过外白渡桥的时候，刚好有一阵风吹来，把墙上布告的一角吹了起来，遮住了另外一角，看不到布告的内容了。如果没有风吹着，我根本不会看那个布告，可是风偏偏把布告吹了起来，我偏偏又有好奇心，就走上去把布告揭开来看。一看，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招生，最后一天，招生处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我反正也没事，就走过去看看，结果就报了名。当时要求报名的人要年满17岁，可是也没有人管你，他们问我念到哪里，我说初中毕业，他们说好，那你来吧。就这样，我被送到苏州去受训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就分配工作了。
革大的学员一共六千多人，我那一拨有两千多人，我们每天都是思想训练、自我检讨、挖掘历史问题等等。当时我是积极分子，因为年纪轻，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就拼命去挖掘人家。挖掘的办法就是开会互相检讨、自我坦白。再就是威吓，比如告诉被揭发对象：你的情况我们都调查清楚了，你还不赶快坦白？这样的手段很奏效，很多人把自己参加三青团、国民党的经历都坦白出来了。
我还没有毕业，就去参加了抓反革命。当时我们是跟着公安部出去走走，看看门而已。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在苏州就抓了三万多人。那时苏州也不过五十万人，所以我们很迷惑：怎么那么多的反革命？后来了解到，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先是在上海展开，很多人从上海跑到了苏州。这是发生在1951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后来枪毙反革命，我们跑去看，小孩子第一次看到那种场面，回来吃不下饭。不过后来看多了，也就习惯了。
接下来就是土改斗地主，斗争地主的时候，他们说我同情地主。因为当时让我写一个布告，公示判处死刑，写判处死刑理由的时候我问写什么，领导告诉我写地主。我说地主不构成死刑理由。领导说：“让你写你就写，罗嗦什么！”后来我写的第一个关于卫斯理的小说，就把这段经历写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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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大受训完之后，我被编入公安部队，但第一个工作是治理淮河。我很纳闷，公安部跟治理淮河有什么关系呢？到了地方才知道，有好几万个劳改犯在那里，我们是公安部劳改局第十局，被派去管理那些犯人。那个工程叫做“双沟引河工程”，我喝酒就是在双沟那个地方学会的，因为那里出很好的高粱酒。有些老干部喝酒如喝水，每次和他们喝酒都要喝醉，慢慢的酒量也就锻炼出来了。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2）
因为淮河年年发水灾，所以苏联专家建议挖一条河，把淮河的水疏导到洪泽湖里去。我去的时候是夏天，不是汛期，河面不是很宽，我们游水可以游到对面去。河岸旁边有大量的土地，很肥，很平坦。我当时很奇怪：当地人怎么这么懒，这么好的土地怎么不种东西呢？当地的老乡告诉我，不到几个月，汛期来的时候，水会把岸边的土地淹掉，所以不能种东西。苏联的专家到了那里一看，说：“你们中国人真笨，离这几十里就是洪泽湖，把水引到洪泽湖不就行了？”中国的水利专家告诉他：“淮河水涨的时候，洪泽湖的水也涨。”苏联专家不相信：“内陆湖怎么会涨水？”于是开始挖河，27公里长，最深的时候30多公尺深，4万个劳改犯人，3万个民工，当时要求在汛期到来之前一定要把河挖通，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壮大的场面。河是挖通了，但是淮河水涨的时候，洪泽湖水也涨，河道堵塞。苏联专家拍拍屁股，走了。后来才知道，那个所谓的苏联专家，不过是一个苏联水利专科学校的学生，来中国实习。那时对苏联专家的待遇别提多好，我们吃高粱棒子面，他们吃面包，烤得不香还要发脾气骂人。我们都看不惯他们的这种做派。我们喝酒的时候，他们闻到酒香就跑过来，但是我们就不给他们喝，他们找不到酒急得哇哇叫，把花露水拿来喝。
挖河的时候，我受了批评。挖河挖到十几公尺深的时候，泥土的颜色都变了，绿色的、黄色的，漂亮得不得了！但是挖到那么深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