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9日火烧圆明园。
此时之“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国家的主权地位，遭到根本动摇。
当时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开明的官员，也想出了一些对付洋人的办法，当时最流行的话语是“夷务”，如何处理“夷务”成为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大问题。想出的办法包括“以民制夷”、“以商制夷”、“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但都没有多少效果。
不过朝野上下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知道自己落后了，应该自强。所以晚清有长时间的“自强运动”。看到洋人技术先进、武器精良，意识到自己要有近代工业、要有洋枪洋炮，于是开始了 “洋务运动”。“夷务”后来变成了“洋务”。
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大吏，是早期“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特别是李鸿章，他是清代办洋务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倾毕生心血建立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且不是败在力量悬殊的“西人”手下，而是败给了同属东方的近邻、一向被称做“蕞尔小国”的日本，中国的面子丢大了，全国上下一片沸腾。
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性，不单是败在一个小国的手下，因为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变成了强国。它的深层悲剧在于：不该战而与之战而且战败。翻检一下中日甲午战史，可以看到：战前、战中、战后，中方的应对策略，处处中日本的圈套。日本制造各种借口，想一举消灭北洋水师。李鸿章知道北洋水师不是日本的对手，本来想避免战争，但由于翁同酥为首的清流主战派挟光绪皇帝给李鸿章施压，李的具体布防措施也一再发生错误，还是不由自主地走上应战不敌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前三年、1891年，李鸿章的在奏折里说：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等6艘），还要增加多只船舰，才能构成战斗系列。朝廷没有理会李鸿章的请求。甲午战争的当年、1894年，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尊，如果办不到，镇远、定远两舰的快炮12尊，无论如何应该购买，仍未获准。实际上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北洋水师就没有添加任何装备（史书上说“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子被慈禧太后移做修颐和园用了。
甲午战争八月打起，七月李鸿章上奏折再次陈述：中国的六艘大船，即镇远号、定远号、济远号、经远号、来远号、致远号和靖远号，只有镇远号、定远号是铁甲船，可用，但时速仅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时速20至23海里。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李鸿章因此明确表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因此研究晚清史的人，有一种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固然有责任，翁同酥、张骞、文廷式、张之洞等清流主战派，也有误国之责。所以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责备李鸿章的明智之士都是说他明知不堪战却不能顶住压力，没有“犯颜直谏”。
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就曾在马关条约签定后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共同请求将李鸿章斩首。陈宝箴说：“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阕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
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刦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
所以，一百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打起来的，第二年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其直接结果是北洋舰队的覆没——这固然令人哀痛、非常重要；比这更重要、更令人哀痛的是割让台湾，把我们的第一宝岛送给了日本人。1895年日人占领台湾，直到1945年归还中国，日本占领台湾整整50年。直到今天这一百年前的结果还在影响着我们。李登辉们的出现，显然与日本的统治、奴化、豢养，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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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3）
我想向各位国家栋梁提醒一点，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的过程中，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清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特别是洋务派的三十年的辛勤积累，通过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被再一次打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必要（如果不是公开是否应该在我们的内心）提出：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打断吗？
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简述百年中国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从晚清讲起，特别说明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百年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在晚清社会所遭遇的危机“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做传统社会。当然无法用1911年把传统与现代作一截然划分，文化与社会的变迁比政治事变要复杂得多。宽泛一点看这个问题，也许讲清末民初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时期，在语义和事实上比较恰当。总之晚清以前的中国文化可称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内容，取决于我们对文化一词如何定义。
人类学家对文化一词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和克拉孔（Kluckhohn）在他们50年代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列举出160多种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70年代以后，符号学盛行，对文化的定义就更多了。我个人使用的定义，是自己在研究中抽绎出来的看法。
我倾向认为，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这是广义的用法；狭义的用法，可以指人类的精神生产及其成果的结晶，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
中国文化特质及价值取向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都有些什么特质呢？
第一，是历史悠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自夏、商、周三代的夏朝算起，有四千多年，所以号称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从周秦算起，有三千多年。世界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其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古文明之一。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不间断的同时也是在较少变化的传统社会型态框架内生长的文化系统。梁漱溟先生说：“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是沿着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曾大变过的。”秦汉到晚清都是封建制度，说社会型态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或较少变化，应该能够成立。但这不妨碍不同历史段落的文化有不同的特色。如殷周时期的青铜器文化、秦汉的制度文化、唐的多元繁荣、宋的思想、明代的城市生活、清的学术，等等。就文化的形上型态学术思想而言，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类型的高峰期，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学、两汉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朝的心学、清代的朴学等。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多元文化型态。就其发生来说，是多元的。过去说中国文化是黄河文化。现在学术界的看法，长江文化是与黄河文化不同的一源。就其族群的构成来说，华夏文化为主体、同时包括众多民族的文化。就文化思想来说，儒、释、道三家主要思想学说，呈多元互补之势。
第四，中国文化是富有包容性的文化。它的同化的功能很强，孔子说：“夷狄之入中国，则中国之。”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文化是最好的溶解剂。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是惊人的，明显的例证是对佛教的吸收。华夏民族不排外，即使穷乡僻壤，也懂得尊重外来者的文化习俗。
第五，就生活形态来说，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是一农耕社会，所以其文化精神，正面说有吃苦耐劳、生生不息的特点；负面说常常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心理、缺少冒险精神、重农轻商，等等。中国传统社会长期抑商，所以商品经济不够发达，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症结。晚清与外人打交道陷入被动，国力不强固然是主要原因，缺少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也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六，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宗法社会的性质，以家族为本位、家国一体，是传统社会型态和文化型态的重要特征。家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家庭成员一般不远离家庭。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如果一个家庭的成员长时间出离在外，就叫“游子”，“游子”如同幽魂离开躯体，其身份是很悲哀的。传统社会的家庭不只是一家一户的家，还要扩大、辐射出“家族”。因为家庭中以父亲为主轴，父的父是祖父、父的兄是伯，父的弟是叔，父的姐妹是姑；母亲方面，母的父是外祖父、母的兄弟是舅、母的姐妹是姨；父亲的兄弟姐妹生的孩子，又构成堂兄弟、堂姐妹系列；母亲的兄弟姐妹生的孩子，构成表兄弟、表姐妹系列。祖、父、兄、弟、伯、叔、舅都会娶妾，又会生育，于是又衍生出庶出的一大群。于是便有了嫡、庶的问题。而且每一枝系都有固定的名称。这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大的家族有族长、有管家、有佣工、有保安巡逻人员、有统一的祭祖活动，对有过失的家族成员可以刑讯处罚、甚至处死。俨然是一个“准”国家。
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4）
中国古代在理念上（不是说事实上）没有“社会”这个概念，“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或者说家族的分布和联结网络就相当于社会，它是以血缘为纽带，而不是靠契约来维系。家族还有传宗接代的功能，娶妾的直接目的就是对家族传宗接代功能的补充（对男性亦有性调剂的作用）。家的横向辐射是家族，纵的联系就是世系。因此传统社会常把“家族”和“世系”并称，叫“家族世系”。因此传统社会非常重视家谱，谱牒学是一项专门的学问。西方人类学家重视“族群”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