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资料，来推断荷马史诗是多人写的。当然也有认定《荷马史诗》是一人写的。这两个截然对立的学术派别，双方各执一词，且都认为证据确凿在握。现在也还是这样。帕里和洛德提出了一个观念：荷马史诗是经过历代的歌手不断地传唱，不断地添加，而且在传唱过程当中又反复地使用那个高度程式化的特定的形容词，这个没有变。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0）
这很像我们远古的神话。今天看中国远古神话，通过什么来了解呢？有一些得通过司马迁的《史记》。对吧？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载黄帝蚩尤大战的时候，史料从何而来？从上辈、上上辈，一代一代地，通过各种各样的传唱流传下来，也有民间的记录记载，民间的歌手在传唱时可能添加进了自己的想象。但传唱的过程当中，某些固定的形容词在保留着。这个没有变，一代一代都没有变。等到了后来，由写定者将这些写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远古神话，跟《荷马史诗》在这个层面有相似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史记》也是一部《荷马史诗》，《四世同堂》也是一部《荷马史诗》，它都有着那种文学的历史真实。而我们从文学的历史真实当中所获得的那种历史感，有时甚至可能超过了真的历史事件所给予我们的那种触动。因为我们往往没有机会，或者说并不愿意，没有那个习惯，去探寻真的历史事件它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获得的。
事实上，很多写得好的史书是以文的角度来写的。美国的华人学者唐德刚，是最早搞口述史的华人之一，搞了李宗仁、张学良等口述自传。他讲到口述史，讲到历史书写的时候，曾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写回忆录时，描述他曾经跟希特勒差一点儿会面。因为在会面之前丘吉尔的某些言论让希特勒不高兴，会见取消了。丘吉尔怎么说这件事呢？他的英文是说Since he has lost the chance to see me，意思是“他从此就失去了见到我的机会”。唐德刚用这个例子来说，历史要写得活生生，要写得让人爱读、好看。如果史家来写，某年某月某日，丘吉尔计划跟希特勒会面，后因某某事，约会取消。这是历史的记载吧？如果我们查历史档案，或许有这样的记载。它是没有错，是确凿无误的，记录了某个历史的真实瞬间。但这样的历史好看吗？我们不爱读啊！丘吉尔的这样一句很幽默的话，把丘吉尔的性情、政治家的智慧和对于希特勒的某种看法——我替你遗憾，你再也见不着我啦——活画了出来。
唐德刚是要用这个来说明，历史都是由后人书写的。如何书写历史？因为书写者的不同，书写出的给我们看的历史也就不一样。今天看很多史书，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写法很好看。为什么近年来华人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卖得那么好啊？它的写法似乎跟我们的史家不一样。这样，我们的史家就要思考了。为什么我们写出来的历史书不好看呢？是不是有史观的问题？是不是有写史的结构上的问题？是不是应由那些华人学者写史的方法上，来检讨一下我们的史学书写？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现在已经有中青年的历史书写者，写史的时候已经跟老一辈的历史书写者不太一样了，我也看过一些，觉得不错，挺喜欢。过去有些前辈的史学家——我没有任何贬损的意思，他们可能在某一个时期受到当时的特定影响——写出了那种具有特定局限性的史著，今天看来，那样的史著其学术价值已经要打折扣了。这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史家，或者作为一个学者在落笔之前最好要估量一下的，其实就是如何讲史德（或者叫学者的品德）。古代就有那样的史家啊，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如实书写，结果被国君杀了。让他儿子来写，依然这么写，再杀了。让他的二儿子来写，还是这么写，国君下不去手了——这是史德。宁肯死，也要把真实的历史记载下来。但在中国的史库当中，像这样真实的史实有多少？多不多？不知道。这得去问大史学家了。
还有一些，从《史记》来讲，我想到了这么一个细节，因为中学课本里都选了《陈涉世家》，很多人都读过。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是陈涉在做雇农的时候，曾经跟他做雇农的一个伙伴讲了他超乎寻常的远大志向，说：“苟富贵，无相忘！”那人笑他：“若（你）为佣耕，何富贵也？”你现在是雇农，将来怎么可能富贵呢？还想那么远。紧接着，司马迁的笔让陈涉说出了我们现在也常用它来向看不起你的人所说的那句话，“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两个雇农的对话，司马迁怎么知道的？当时没有录音机，没有记录。是那个雇农在陈涉后来发达了以后跟别人说，哎呀，当年他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还看不起他呢？或者是陈涉发达了以后跟别人说，我当年就有这样的志向，所以才有我的今天？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吗？如果都没有，那就是司马迁凭着他写史时的文学家的想象，告诉了我们文学的历史真实。
《史记》中这样的细节很多，随便举一条就行。《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一句话不就是“荷马史诗”吗？今天看美国根据《伊利亚特》拍的电影，不过我没看过，它把希腊众神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通过现代影视表现出来。它从何而来？从《荷马史诗》。假如说我们今天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改编成一部电视连续剧，或者改编成一部小说叫《黄帝蚩尤大战》的话，那也是从司马迁这儿来的。而它告诉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文学的历史真实。
还有《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朱熹对此慷慨悲歌谓之：“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篇》里引周亮工的话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项羽被困垓下慷慨悲歌的那四句，我们今天还在传唱。这里的疑问是，当时他已经在那样的境况下了，还有心情作这样的诗吗？即便是作，只有他和虞姬两个人，后来虞姬拔剑自刎了，项羽也自刎江东。这诗是谁给记下来的？如果没有人记，那就是司马迁“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这是什么？文学的历史真实。但是我们在看《史记》的时候，或者以前在看《史记》的时候，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相信项羽一定在那样的时候慷慨悲歌了这四句。对吧？由这个，我再来讲下一个例子。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1）
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做过一件被中国民俗学界视为里程碑的事，他通过研究孟姜女千里寻夫（万喜良）哭倒长城的传说，为他层累造成古史的说法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顾颉刚认为历史是经过层累造成的。透过我刚才讲的那些细节，大家能明白，“荷马史诗”是通过一代代歌手的传唱形成的。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所接受的很多历史，其实都是歌手们传唱下来的“荷马史诗”，也就是文学的历史真实。
经考察，顾颉刚发现春秋时期孟姜女的原型是杞梁妻，即杞梁的妻子，很明确。这个杞梁有两个写法，一个是稻梁的梁，一个是优良的良。杞良本是杞国战将，在与莒国作战时战死了。国君在野外准备向杞良妻志哀，被杞良妻拒绝。为什么？因为按照礼仪，悼念应在家中，而不是在野外进行。这是最早的原型。
顾颉刚发现，这个故事最初并非源自民间，而是来自贵族上层对于礼制、礼仪的看法。也就是，她只是说，你在野外悼念我丈夫不行，你得到我家来。这是孟姜女最早的那个原型。
到了战国时期，齐国商业很发达，娱乐业也相继发展起来，人们开始编故事、编歌、编音乐。杞良妻的故事就进入到歌和音乐中来，几经传唱，变成了会唱歌的杞良妻，在哭丈夫的时候哭的就是歌的调子。到了汉代，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说”又使故事衍变成杞良妻能哭，天地动容，城垣为之崩塌。城中最大的是长城，所以到南北朝时，尤其北齐大兴土木修长城，杞良妻哭倒的城就变为长城了。但这时候还不是秦始皇的长城。大家注意，是北齐的长城。民间这个时候的传唱，是因为要反对北齐的暴政，反对北齐修长城、拉民夫、苛捐杂税。到了唐朝，传唱的人们一想，长城是秦始皇开始修建的，这个故事便与秦始皇扯上了关联，然后杞良妻的名字在唐朝正式成为孟姜女。而实际上，“孟姜”在春秋时期只是一个美女的代称，并非什么固定的人名。
美女哭长城，慢慢变得有鼻子有眼了。我们从文学上来考察孟姜女哭长城的神话，还是很好的吧？能够催人泪下吧？甚至这样的女性也是很令人敬畏的吧？千里寻夫，就把长城哭倒了，而且对秦始皇这个暴君的那种憎恨，我们也油然而升吧？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神话当中去寻求历史真实的话，它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没有顾颉刚先生通过这样的历史考证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想到它的源头是在春秋时候由宫廷礼仪所来的吗？没有。这又是一种文学的历史真实。文学的历史真实常常搅乱了我们的历史视野，也常常使我们以为，文学中的历史真实就是历史当中曾经发生的真实事情的样子。所以，在读文学作品，或者在读史书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一种辨析的头脑。这个故事说明，后世所谓“孟姜女哭长城”与秦始皇暴政挂在一起的传说，是在最原始的信息上一步步叠加起来的。
因此，无论口头还是文献，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事件，在经历了后人层层叠加进和当时情境相糅合的“记忆”加工以后，成为了新的流传，使传说与历史之间出现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便很容易令人产生疑惑，即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有多少是按照高度程式化的形式，用固定的“特性形容词”编纂成的另一种形式的“荷马史诗”，或“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里面保存了多少“历史的真实”？“歌手”们为后世提供了“荷马”或“孟姜女”这样现成的虚构，而我们又常常把虚构弄成真的历史。
这随手可举出很多例子，以前我也讲过，比如雍正是不是被吕四娘所杀？埋在西陵里的雍正，脑袋是不是金的？这是清朝几大疑案之一，稗官野史说雍正是被吕四娘进宫砍掉脑袋以后埋葬的，埋的时候没有头，装了个金脑袋。这是传说？是史实？还有，“雍正篡位”是改了遗诏吗？以前我们有很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都相信雍正改遗诏的说法。我小时侯就一直对此深信不疑。我父亲在故宫工作，他也跟我这么说，能假吗？而且，说得绘声绘色：雍正让隆科多把那个“正大光明”匾背后的康熙遗诏拿下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