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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田兄是这样安慰我们的：不要着急，慢慢来。
事实是着急也没用，爱好与天赋是两个概念；慢慢来更不是我的性格，与其无望成为“大家”，还不如及早收兵回营。由此可见，爱好决定人生又是一条真理。但是，我对音乐与乐器还是非常喜爱的。
如今，文田兄已失去联络。据他四弟郭玉田（好像与我是豆罗中学同学，但我没有印象）说，文田兄现在好像在太原工作，具体地址与联系方式，他也说不上来。原因可能是忙于生计。然而，每当我想起他老人家，那高昂明快激动人心的二胡独奏曲，以及他老人家激情投入的姿态，叫我至今都回味无穷，叫我至今都浮想联翩……
在我快毕业的那年，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国家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一月八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同年七月，朱德委员长逝世。同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在第二年七月七日，国家恢复高考制度。
那时，祖父尚在人世。虽然他老人家受尽“有文化”的罪，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依然是“传家万事皆宜俭，聪明常在读书人”的心理，他知道“知多世事胸襟阔，阅尽名书诗境宽”。于是，我转学来到豆罗中学读书，插进文科班二十六班。
在这儿，有必要讲述一下三姑夫父亲。他老人家名叫寇黄厚，世居小豆罗村，曾担任过村里干部，与豆罗中学负责人有所来往，并且关系还非同一般。父母委托他老人家与学校校长（赵增卯，老家原平市人）交涉，交涉的结果是让我答了二份试卷：语文与数学。可能是我的分数还不错，也可能是黄厚爷爷“交涉”的因素，我才迈进豆罗中学的大门。
当时豆罗中学有一千多名学生，而且闻名遐迩。学生来自豆罗公社、下佐公社、庄磨公社、西张公社、野裕公社、兰村公社，就连忻州城里的某些学生，也找人托关系来这里上学。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这里有许多好老师。因为我学得是文科，对文科老师比较了解，有*前毕业于天津大学的赵三寨老师，他老人家对历史与语文尤其精通，就是对数理化各科，也都有着很深的研究水平。后来他老人家调回地区教育学院，还是地区九三学社的支委。
还有，后来担任原平市公安局局长的李银贵老师；还有调到忻州教育学院的米玉全老师，是忻州有名的英语老师；还有调到长治的高黄娥数学老师；还有辛二亮政治老师，薛银明语文老师，康维语文老师等等。
我当时分在二十六班，班长就是内人，她还兼着校学生会主席一职。虽说我俩在同一个村子长大，但我们来往并不是很多。记得她给我捎过一次干粮，也是匆匆来又匆匆走。
学校生活是幸福而枯燥的：每天早晨跑操。跑完操吃早饭。之后上课。之后吃中午饭。下午接着上课。之后吃晚饭。之后再进教室上晚自习。日复一日，天天如此。那时候的饭，其实是从家里带的干粮，让学校食堂给热一下而已。冬天还好些，一星期回家取一次。夏天就不行了，一星期要回二次家，不然干粮就起白毛毛。家境好些的同学，还从家里带些香椿咸菜。
现在想起那时的生活，可真是“艰苦卓绝”。好在学校离三姑家不远，时间长了，还可以去她家吃顿好饭。那年我没考上，原因是多方面的。进了考场，圆珠笔就是不出油……
之后，在豆罗中学三十一班（也叫高补班）复读一年。经过上次磨练，也经过上次打击，我只有发愤，我只有拼命。距高考前一月时间，根本没有回过宿舍，更不知道被褥与枕头的滋味如何，就知道爬在课桌上看书，背公式定理。累了，爬在课桌上歇会儿。醒来继续看书，继续背公式定理，继续听老师讲课。唯一走出教室的时间，一是去吃饭，二是上厕所。
有一次，我想上厕所。找来找去，就是找不着那个该死的“地方”。我想找个没人的角落，小解即可。然而，周围站满了许多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怎么办？我就到处跑啊跑啊！跑到那儿，那儿都有人，就是没有方便之所。然后就那样憋着……终于憋不住了，也就尿出来了！这时候，才知道那是一场梦。慌乱中看见地下有一摊水，再看，自己裤子和鞋也莫名其妙地湿了。
噢！原来是梦中情节。
噢！原来是小便失禁。
如此生活，带给自己些许安慰：那年秋，我收到忻县商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同时，也给自己留下顽固不化的后遗症：神经衰弱。用医生的话说，就是神经错乱。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晚上睡不着觉。
期间还夹杂着另外一些病变，如年青人正常的生理现象：遗精。羞于开口的同时，也吃过不少补药。有医生对我这样说，我才不至于害怕：“结婚后，就没有事情了。” 。。
老师：留在记忆里的记忆
祖父一生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授业解惑，释疑修身，可谓万人敬仰。后来，历史和祖父开了一个玩笑，政府和祖父开了一个玩笑，只可恨这个玩笑也实在开的太过分了。祖父身心所遭受的磨难，非一般人难以想象，就是他老人家的孝子贤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无故的牵连。由此在我内心引发出来的种种情绪，又不能书写成文，只好记在心里。
由祖父联想到老师，除过“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这个感受之外，其中又有敬重祖父的成份在内。只要一提起老师，我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祖父，想起他老人家慈善的面孔，想起他老人家温和的言语，就连他老人家走路的姿势，都时时出现在我的梦中。可以这样说，祖父的举止言行，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老人家的学识品德，他老人家的做人原则，他老人家的为人处事，已成为我一生行为的准则。
一九八零年农历五月十三，这天在我一生当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祖父在这天辞世了！可想而知我的心情有多么悲痛，可事实就是那么不近人情，我只有将这份无限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里，直到没有阳光没有温度没有声音的那天……
从小学到忻州商校，自己在学校读书的生涯，少说也有十三年。本村小学五年（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白石初中二年（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二年半（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六月），豆罗高中二年半（一九七八年一月至一九八零年七月），忻县商业学校二年（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三日至一九八二年七月十日），真所谓十年寒窗苦读书。现在想起学校生活，真是悲喜交接，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啊！
但是，在这十三年读书求学期间，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们，却时时潜入我的梦乡，叫我常常难以入睡。我不能忘记他们，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现在的身份和地位，我更不会写出四五本书来。因此，在这一篇里，我尽可能多写一写他们，算是报答他们的一种方式吧！
提起我的老师，应当首推吴果花老师。她老人家是山西省汾阳县人，老牌大学毕业生，人长得有福，个子也高，脸上经常带着笑容。尤其是她说话的声音，实在是好听。在我们名字后面，她老人家习惯带一个“子”字，听起来倍感亲切。
在教学上又有一套因材施教的办法，每年公社统考，寺庄小学的成绩都排在全公社前一二名。她那方法，不是那种死记硬背，她一个人教一至五年级，一共有二三十个学生，先给一年级的学生讲一遍课文，然后让他们自习。接着给二年级的学生讲一篇课文，然后让他们再自习。接着再给三年级的学生讲一篇课文，然后让他们再自习。接着再给四年级的学生讲一篇课文，然后让他们自习。接着再给五年级的学生讲一篇课文，然后让他们自习。然后四十五分钟的时间也就到了。然后就下课了。
听吴老师讲课，好像是听她老人家弹钢琴，那么自如，那么轻松，那么愉快，像行云流水，像春天里的细雨，像夏天里的微风，像秋天里的庄稼，像冬天里的雪花。
小学时候，因为我们班只有七八个人，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也因为我的一贯表现，我是班里没有任命书的班长，五年级那年，我被学校推荐到公社，又被公社推荐到忻县，最后在《忻县小报》上登了我的事迹。那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我被推选为全公社五个学生代表之一，光荣地坐在庆祝大会的主席台上，观看文艺表演节目。
也就是那年冬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情。我记得好像是学校刚刚开学，依照旧例要全面打扫卫生，我打扫墙面时，无意把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扫开一个小口子，这下可闯下大祸了！当时学校里驻着贫下中农管委会，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一起极其阴险、极其反动的反革命事件。
此时，他们又联想到祖父的身份。随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还有贫下中农参加，让我在大会上公开做检查，承认罪行。我的老天，当时我只有十岁，我懂什么一贯道？我懂什么反革命？毛主席在我心里是最亲的人，我对他老人家有什么意见？反对他老人家对我又有什么好处？
我不明白。
我搞不懂。
他们不管你明白不明白，他们不管你懂不懂，反正是天天让你做检查，学校也天天召开批斗大会，我站在学校的台子上，低着头，眼里流着泪，心里流着血……
对此，吴老师也无能为力。但她老人家非常同情我的遭遇，有事没事就把我叫在她家，所谓的家，也就是学校里的一间空房子。然后给我讲一些我能听懂的话儿。我知道她老人家是在开导我，指点我。然后取出她家里的所有书来，让我看。印象中有一本红皮书，好像是《星火燎原》，里面的内容没有记忆。尽管那时看不懂书里的“故事”，却给我留下了爱看书的良好习惯。
一次考试，题目是地理方面的一道考题，原题记不清了，大意是让举例说明中国地理西高东低的原因，我在答卷后面，以村北牧马河水从西向东流为例，以此说明中国地理西高东低。后来，吴老师还把我的答卷贴在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让其它同学学习。
吴老师是什么时间来我村教书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老人家有三个孩子，二女一男，随她居住在学校，老大小名叫林林，是个女孩，人长得特别漂亮，我还为她写过一首诗，题目叫《企鹅》，收在我的诗集《月*人》里面。不能说我不喜欢她，但是她那么高贵，我不敢有“懒蛤蟆”的任何想法。
后来，她老人家随夫调回太原钢铁公司某中学教书，我刚从吕梁调回忻州时，还特意去她家看望，她老人家身体很好，性格还是那么开朗，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中午时分，她留我吃饭，我找了一个借口，走了。倒不是说我不愿意在她家吃饭，而是觉得我应该请她吃饭才合情理。那时自己口袋还很经济，实在是掏不出富余的钱来。
只有祝福她老人家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上初中时，有位老师名叫邓松涛，湖南省人。他老人家喜爱文学，每天下午上自习课的时候，他老人家就给我们朗读著名作家浩然写得短篇小说，虽然是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