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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文化大革命（3）
那个时期父亲一直在画。甚至从绵阳画到成都。在暑袜街成都市邮电局旁，他与另一个同样是画领袖像的毛头小伙子不期而遇，有过交流。小伙子技法纯熟，才气逼人，有点桀骜不驯。他后来考进了四川美术学院，以一幅《父亲》名扬天下。父亲当时就记住了他那个怪怪的名字：罗中立。
那是父亲最快乐的时期。他那时天天站在高高的画架上，路人都在他下面停下了脚步。人越聚越多，仰视的目光一齐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这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大师拉斐尔。他在罗马西斯廷教堂画圣像，虾一样躬着身子，仰望穹顶，鼻尖上也滴着颜料
档案
父亲敬畏档案。那时的档案，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神秘而可怕的东西。它收藏的都是往事。这可能是你曾经说过的酒话、疯话、大话或者昏话，也可能你真正有过什么过失，比如反对领导，违纪，或者什么时候与谁没有划清界限，立场出了问题。当然，致命的还有男女作风问题，以及更致命的历史问题。它们以白纸黑字的形式，躲在隐秘的角落，就像一群古书里写的那种躲在帷幔后面的刀斧手。平时人们几乎忘记了它们的存在。但是一旦需要，就会凶神恶煞地跳出来，一把抓住你，保证让你刀刀见血。
父亲自己很清楚，他既有出身问题，还有历史问题。他参加过三青团。那还是他当中学生的时候，狗屁不懂的年纪，什么老师一鼓动，呼啦一下一个班大半就进去了。但是分析起来，还是因为他所在的阶级。家里有那么一些田产、房产。据说还有过从皇宫里流出来的瓷器。多年以后，当我在央视的鉴宝节目和收藏书刊里了解了一些常识之后，真为这些擦肩而过的宝物捶胸顿脚。但是那时，我非常痛恨爷爷。因为他没有像他弟弟也就是我的二爷那样，吃喝嫖赌，将家产挥霍一空，在解放时刚好成为贫农。爷爷讲究的是耕读持家，维持一个乡绅的体面。虽然他并没有奋斗成大富豪，但是他的富裕程度在解放时划地主成分还是很合格。父亲在这个地主家庭享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读了初中又读高中，但马上又被这么一个必须装进档案的三青团抵消，并且出现了巨大的政治亏损。为此，凡是运动来了，他都要向组织写交代。这些交代都是要存档的。一次交代就是一块石头，沉重地堆积在他的心头。
不久前我故意揭父亲的短，说，你的同学不也有参加地下党的吗？你为什么就不呢？那样你还可以弄个离休干部当当，偏偏你却参加了什么三青团。他苦笑了一下，默认了还是从小胆小怕事。然而他马上又强调，他的确也追求进步，到处找进步书刊看，还参加过民盟。解放以后，县里一位来自民盟的王副县长还曾经带信让他去找他。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工作，就没有把这当回事，轻易地就脱离了民盟组织。我就笑话他，幸好你解放前没有参加地下党，不然的话你早就被杀了头，或者被捉起来，吃不住那些稀奇古怪的酷刑，当叛徒。参加民盟没有抓你只是你运气好。比如你的叔叔，我的三爷不是因为参加了民盟被抓，被吓疯了吗？多亏了解放得早，不然你作为民盟分子也要被国民党捉去，谁知道你那时会怎样表现？但是，他的档案里没有记录一个进步青年参加民盟的光荣历史，只有像可怕的传染病一样的三青团。不久前我才知道，解放前的民盟成员现在也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啊。
父亲的文化大革命（4）
怀揣到今天的惊人秘密
父亲那见不得人的档案，已经判定了他没有资格成为无产阶级*中的革命战士。他最多只能争取成为团结的对象。然而他被自己的内心所蒙蔽，所鼓噪。因为他胸膛里跳动的一颗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对伟大领袖的一切号召都会作出积极响应的心脏。他不能不积极投身于这场革命。这样一来，他的行为既与自己的身份不符，又必然要和周围形成冲突。比如馆长，还有一位出身贫农革命觉悟又特别高的女同事。父亲一直以为馆长对大字报和批判会的理性和善意会心存感激，谁知道人家那颗脆弱的心已经深深受伤，给批判他那些人以痛苦是他最需要的良药。女同事是一个没有任何业务专长的人，她的唯一的强项就是那个时代最需要的革命觉悟，很不幸，她与父亲还不是一派。但是我对她印象却满好，因为我第一次吃的苹果就是她给的，我至今记得她给我苹果时的笑容可掬。好多年以后，当我知道给我苹果吃的阿姨和馆长叔叔联手向父亲下狠手时，我简直不能接受那个事实。
那些年除了寒暑假，我每个月都要往返县城一次，时间都是在父亲刚领了工资的时候。每次，父亲照例是让我好好吃让一顿，回锅肉，鱼香肉丝，至少是一盘鱼。多数时候还可以看上一场电影。但是，看到满城的大字报和杀气腾腾的标语，看到一个个倒着写并且还划上了红叉叉的名字，我总感到父亲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每次我临近文化馆时都忐忑不安，都要先张开全部的感觉器官，捕捉关于他的蛛丝马迹，特别是要看有没有批判他的标语和大字报，再就是向最先见到的叔叔阿姨打听他行踪时，观察对方的脸色。我感觉那时心里一直咚咚猛跳，像是等待一次判决。直到找到他，看见他要么是在外面画，要么是在会议室写标语，一脸轻松，我悬着的一块石头这才放到地上。于是，父子俩高高兴兴出去吃饭，晚上看电影，然后在第二天拿钱回家，向母亲报告平安。
整个*期间，我只有一次进城没有见到父亲。那天我恰好在文化馆门口碰上了他的好朋友冯叔叔。他对我说，他们正关起门开会，不能请假，怕还要好多天，你先回去吧。说着，他摸出20元钱给我，又说，这是你爸爸留在这里的，他没有什么事。我看了冯叔叔一眼，他的目光迷离，捉摸不定。虽然我回去依然向母亲报告了平安，但是冯叔叔的眼神让我不安。
父亲没有事，后来真的得到了证明。因为后来我再去城里时，爸爸依然一脸轻松，依然在画他的画，让我彻底放心。直到今年，大地震前那个星期天，我照例回家陪他，在河边喝茶聊天，商量他的80 大寿，听他讲80 年的人生感悟。话题转来转去就讲到了*。他漫不经心地告诉我，1970年，“一打三反”时他曾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进城没有见到他那次，他正在坐“学习班”，隔离审查。这把我吓了一大跳。始作俑者正是馆长叔叔和给苹果的阿姨。他们一直在档案里寻找撒手锏。但档案里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像是过期失效的毒药，现在对父亲已经不具致命的效力。他们需要新的利器，并且轻易地找到了。因为父亲虽然谨小慎微，但太没有心眼，居然将一幅巨幅领袖画像锯了。因为他觉得画像太旧，又是他早年所画，他太不满意他过去的水平，他要自我否定。于是他废物利用，将这块大木板切割，亲手做成文化馆大厅里那尊巨大领袖石膏像的基座，请领袖站上去，让他威严的目光可以俯瞰更加广阔的世界。父亲完全没有想到，他是带着崇高的革命感情朝现行反革命的目标奔跑。 “毁坏伟大领袖画像”，这个罪名对任何人都是无法承受之重，何况出身和历史的双料问题，已经让父亲站在悬崖之上，岌岌可危，只需别人轻轻一推他就要栽倒。在集中营一样的“学习班”，馆长借助群众专政的威力，轻而易举地将现行反革命的头衔安到了父亲头上。但是，父亲将这件事情捂得实在严实。过些天就要庆祝他的80大寿了，如果不是我提到那些日子，讲到那一天，那么这个天大的秘密，他难道要一直带到另一个世界吗？。 最好的txt下载网
父亲的文化大革命（5）
用一副好胃口消化苦难
现行反革命份子的判决，是由工宣队宣布的。但是他们还算仁慈，暂时不戴帽子。于是父亲的身份就变得复杂，被悬了起来。现行反革命这顶“帽子”像钟摆一样在“敌”、“我”之间荡来荡去。这就方便了领导，既可以在高兴时喊你一声同志，也可以在他需要时一脚把你踢进“阶级敌人”的营垒。父亲到底是“敌人”还是“同志”，关键在领导们的拨弄。出身，历史问题，现在又是现行反革命，这是当时压在父亲背上的三座大山。他还有最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养活老婆孩子。因为在我、弟弟之后，妹妹又乘着*的东风来到了我们家。进入70年代，母亲又患上糖尿病，进城治病，我们跟着进城上学。五张嘴巴，就靠他50多块工资来养活。那时，他是资格最老的“月光族”，是文化馆唯一的欠债大户。
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父亲像一头瘦骨嶙峋的牛，拉着一架破车，沉重地走在坎坷的路上。家里至今还收藏着一幅油画。是颇负盛名的成都画家万启仁来射洪采风时给父亲画的肖像。颧骨高耸，脸色灰黄，神情疲惫，一身蓝色大褂裹住一副硕大的骨架。这就是那时父亲的经典形像。还有一副经典的生活图景：在父亲那间十几平方的寝室兼办公室里，一家五口人挤在一张小桌前，一人端一碗玉米粥，围着一碟泡菜呼啦啦地猛喝。父亲的碗特别大，他的声音喝得尤其响亮。他的胃口一直好，吃什么都香。他的好胃口不但能消化粗茶淡饭，也消化苦难。他把自己成为现行反革命事情作为一个秘密死死捂住。他不能让家人担惊受怕，他更不能让它进入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不知道他是否刻意表演。但事实是，苦难在他脸上从来没有过停留。他让我们看见的，永远都是一脸轻松。他始终在拼命工作。工作让他沉醉，工作让他忘记苦难。整个射洪小城，所有的领袖像，标语，各种展览，所有大会的会场布置，都是他在主持。他用一枝笔，为一个小城涂脂抹粉，为*推波助澜。*是一部制造苦难的暴力机器。父亲是带着几分庄严，几分崇高，起劲地为自己的苦难喝彩。他拼命地工作，工作到无可挑剔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