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对我这么好。
糟糠之妻不下堂，您说我能和她离吗？
问我还想回北京吗？这不明摆着的，谁不想和爹妈一块儿生活，我有四个孩子，落实政策后我到县城工作，有两个大的吃了粮本，可她和两个小的还是农业户。就这家庭状况，在北京还能有活路。在县城好混。我把他们娘儿四个接到城里，给她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三餐吃饱饭算是没问题了。
问我现在生活怎样？就是活着。我和她快十年没穿新衣服了，都可着孩子穿。每个孩子有一身没补丁的衣服，放学回家就让他们换上旧的。孩子们说同学笑他们“啃一身”，闹着做新的。现在的衣服贵成什么样您还不清楚？一个孩子做一身，四身衣服一月工资就没了，还得吃得喝呢。说到吃，不怕您笑话，除了过年过节吃顿肉，平日里就是土豆熬白菜加大葱蘸大酱。
让她做买卖？本儿呢？我不想在老乡面前述苦，唉，实话说了吧，她病了，肾炎。住院两个月拉几千快钱的饥荒，还没看好。大夫让转到省里看，她却连县医院都不愿住，哭着要回家，说为了孩子不能再把钱往无底洞里扔。我也哭了，到省里看病少说又得花几千，这笔钱人家敢借我也不敢伸手呀，我只能将她接回家养。现在，我一月百十块钱的工资养活四个孩子一病人，除了吃饱肚子，干不了别的。饥荒越拉越多，只有让孩子们大了还了。
之二，郝秀芝，女知青。
你写吧，我想让你写写我。
我好强，下乡只半年就成了知青典型。我不是吹出来的，我是全县第一个女子积肥员，挑着百十多斤的粪桶，肩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身上的臭味儿，熏得同学们不看着我换下衣服不让我进屋。
我入了党，后来又做了大队副书记。那年知青中刮起结婚扎根论，县里要培养一个与农民结婚的典型，便找到了我。开始听到领导这么对我说，我直发蒙。说心里话，我并不想在农村待一辈子，可那位领导给我上纲上线，说这是党在考验我，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他临走很严厉地说，这个典型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党需要我做这样的抉择，并且要求我在下次知青大会上就要向全县知青表态。
我矛盾极了。我不想说假话，但一想到这是党的需要，最后还是点头了。
他们给我介绍了个未婚夫，叫张绍文，人挺老实，可我爱不起来。一个姑娘的终身呀，就这么凑合了，我不甘心。我用乘年轻多干革命工作为借口，拖着不结婚。
四年过去了，知青回城走得差不多了。一天，煤矿来县里招工，我忍不住找到公社书记，提出要走。书记说，你不是要扎根吗？再说还有绍文，人家等了你四年，总得有良心。我铁心了，昂起头说，知青都走光了，也用不着我这个典型了。至于绍文，只要放我走，我立即和他结婚。
唉，既然铁心要走。干嘛还要套上这个枷锁呢？结婚与进厂，这总让人觉得有等价交换的商人味儿。不过，那时我的确是从良心的角度嫁给绍文的。我没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这强加给我的婚姻会像十字架一样压在我的身上。
结婚后，我在矿上工作，绍文仍然在家种地。一年后，我们有了孩子。我在婆家休完产假便拖着虚弱的身子将孩子抱到矿上上班。在矿上，我又忙工作又忙孩子，吃不好睡不好，不知昏倒过多少次。每当夜深，我就感到说不出的孤独。我真希望绍文来帮我。可他真来矿上，不用说没工作，就是粮食也没地方供给。
孩子三岁时，绍文来了，是带着病来的。他得了肝炎，脸色黄得吓人。我立即将他送到医院，他没有工作，更没有公费医疗，一个月过去，花尽了我几年的积蓄。绍文不敢再在医院住下去，偷偷跑回我的宿舍。我拉他回医院，他苦求我答应他在家养，怎么养？肝炎要吃好的补品，可我一日百十元钱工资除去吃、穿，再为绍文看病，买高价粮，还能有多少钱为他买营养品？整整三年我没吃过一口肉一个鸡蛋。每星期买一点点肉算是改善伙食，我只能看着绍文和孩子吃。
这些年我们全家没做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我那宝贝孩子最喜欢的两件衣服竟是同志的孩子穿小了送给她的。绍文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也常落泪。他说他后悔当初和我结婚，把我坑了。
我决心彻底解决绍文的问题。我先找矿上请他们解决一下绍文户口问题，或给找个力所能及的工作。矿上说我工龄不够，要二十五年才行。没有户口，工作也就无从谈起，有那么多待业青年还没工作呢。我只好回到插队的县，找那位让我和农民结婚的领导。这位领导离休了，他承认当年办了件愚事，可又说那是极左路线逼的，县里不找个和农民结婚的知青典型，上级追究下来吃不消。现在他没权了，只能帮我写个条，找找现时当政的县太爷。那位县长我认识，是过去的县委秘书。他见条后，让我等几天，他去找有关部门商量一下再告我结果。结果呢？三天后，他苦涩着脸告我，有关部门翻过所有从中央到地方的文件，均没有能给绍文转成城镇户口的条文，这事无法办了。听后，我真想扇这县长一嘴巴。
没有任何人来承担造成这场悲剧的责任，难道只让我一个弱女子来承担吗？
尽管因为篇幅的限制，笔者对原始采访记录整理压缩得只剩下经络骨骼，但在撰写时，依然泪盈稿纸。不用再评述，我相信读者已做出公正的裁决。
借用郝秀芝的话做为此章的结尾吧：“痛苦我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忍受的是找不到造成这场痛苦的责任者。”。 最好的txt下载网
九、往事何时了
九、往事何时了
秋风吹得霜叶醉人，
醉人的霜叶却依旧喜爱春风。
本文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因为再按时间顺序写下去，知青婚姻问题已不复存在。可笔者自信，已进入中年的知青朋友是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因为整整一代在婚姻问题上痛苦的经历，几乎无不与当年上山下乡有关。
八十年代中叶的大男大女几乎都做过知青，他们熬到回城，甚至为夺回失去的青春熬到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当他们从恶梦中醒来，突然发现青丝已生白发，眼尾已刻鱼纹，不但心中的白马王子或窈窕淑女难求，既使是相敬相知的配偶也难寻。他们惊呼：“一代人的爱情活活的‘轮空’了！”
这种轮空现象在女知青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男知青回城后，凭借性别优势，可以找到比自己小五岁，甚至十岁的妻子，这导致了女知青回城后，择偶的机会更少。
X君是二十六岁时调回北京的。她总以为自己是十六岁的年龄，那个白马王子依旧飘浮在她的脑际。她长得很美，自视特高，据她说风靡北京的“择偶三要素”就是从她这儿传开的。身材要高，肤色要白，脸庞要俊，结果不但吓退了为她张罗的介绍人，连同龄青年都躲得远远的，而比她年龄小的绝不追她。中国的男子汉把娶比自己大的女人视为无能。熬到三十岁，做母亲的愁了，到婚姻介绍所为她找对象，仍旧没有够条件的。她只好降低条件，只求家庭好，有住房。于是，她和一个不及她高，肤色黝黑，面目丑陋的大学教师闪电式地结了婚。现在，她总不停地对同志哀叹，说如果不是下乡耽误了她，她绝不会找这样的丈夫。
Y君做为教授的女儿，不但文静高雅，而且自尊心极强。她是1977年回城的，1978年考上大学。母亲让她在同班同学中找一个对象。她说男生就一个没结婚，她实在爱不上他。大学毕业后，她已是三十四的年龄。她仍不向任何关心她婚姻的人提择偶条件，她的文化层次使她只能追求心的结合，她的婚姻观使她只能默默地等待他的出现。终于有一天，她明白自己已属于轮空的一代人。现在，她出国留学了，临行时对朋友说，她还要等，绝不违拗心意，那怕独居一生。
Z君不甘心乖舛的命运。她开始和Y君一样，默默地等待爱的降临，直到在医学院读完研究生，才醒悟到这样的等待有如缘木求鱼，永远不会有奇迹发生。她只有另辟蹊径。毕业后她分配到某医院，不久便瞄上了一位主任医师。她知道这位主任医师有妻子，且长她十岁，她铁了心要做第三者。她说：这是逼的，既然社会夺走了她爱的权利，她就应毫不退缩地嘲弄社会，将爱再夺回来。在这场争夺战中，她的年龄有绝对的优势。她成功了，但一个家庭也解体了。
女知青回城后的婚姻无外乎以上诸君的三种结局。无论何种结局都包含着不幸。当然，知青中也有少数幸运者，但幸运者的欢笑绝掩饰不了不幸者的泪水。
有材料说，女方插足他人婚姻的案件中，当年做过知青的占有很大比重。
男知青虽多有凑和的婚姻，但独居者寡。
女人是弱者，女知青更是弱者，她们的确比男知青更加艰辛困厄。这就是笔者为什么将笔触更多地伸向她们的原因。
写到此处，笔者不能不接叙第二章中那些受污辱的女知青回城后的命运。她们的心房早已锁闭，无论是独身还是下嫁，痛苦关在心房内，世人是难以探秘的，笔者也只能从友朋的口中索觅她们的心路。
孤独者A：
小杨是被干部奸污后怀孕的，她挺着肚子步履蹒跚了，那干部才被告发。县知青办通知她父母接她回家生孩子。她家是书香门弟，虽然老俩口被打倒在地，仍面子十足，拒不让她回来生，县知青办只好到处打听没孩子的孤寡老人，最后找定一个四十六、七岁没有后的农民。
按照人家的要求，小杨是夜里用马车拉走的。那天是阴天，她辨不清东南西北，天亮赶到这人家时，她已被颠簸得五脏俱裂。她呻吟着躺在土炕上，直到坐完月子，再没出过这屋。那是个女孩，白白胖胖的，把那户人家喜得不行。她听到外屋邻居说，这孩子长大了，准又是个大美人。她不想给了，想自己养活，再苦再难也认了。她向人家说，人家根本不理她。满月后的一天夜里，她喝过这家女主人端上来的一碗麦乳精后，便昏睡过去。醒来时，她发现自己正躺在一辆装满羊草的马车上。身边孩子没了。她知道受骗了，世界立即变得一片漆黑。她号啕着呼唤女儿，跪着求车老板告诉她孩子生在何村。车老板只用鞭响回答她。
她是以病退的名义返城的。后来她上了师范院校，后来做了小学教员，再后来她父母平反了，她也变成了一个成熟、冷艳、高傲的女人。可她不敢谈恋爱，她怕男人知道她的经历，她怕因此而向男人卑躬屈膝。她变成了一个只为保护自己的高贵而活着人。其实，她的心比谁都虚弱。
十五年后，她又踏上了这块使她受辱的土地，她要找回女儿，拿着大把的票子在她插队的村到处打听女儿的下落。出她意料，金钱也未使村里人告诉她详情。她只好回到县城打听。当年主管这事的是个下放干部，早调回省城了。于是她又赶到省城。结果，那个下放干部离休后，已病死了。她听到后，心力交瘁，顿时晕倒在地。
她说她还要去找女儿，下次去不能傻找，要诉讼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