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10年代起，面对列强主宰的世界，对国家的健康和富强感到忧心忡忡的许多上层人士大声呼吁废娼。他们写出追根求源的故事以支持改革事业；他们将原先根本对立的、甚至不连贯的街头妓女形象聚合起来： 她们或者是被可恶的人贩子从家人身边拉出来、离开了自己家乡群落的、无辜被动的青春少女，或者是凶煞恶神似的泼妇，在新的危险的都市环境中散布着病菌。这时改革者就不是以怀旧的眼光回眸自己所珍爱的往昔，而是怀着骇惧心凝视着堕落的现时和危机四伏的将来。街头拉客的妓女作为国家灾难的象征进入了历史记载。 这里说的不仅是怀旧情绪的审美问题或某些改革运动的轨迹。化为叙述文字形式的印痕构成了有关高等娼妓和低等娼妓的历史记载，这其中也凝固着一整套的权力关系。男人们同高等妓女一起履行社会礼仪，１２然后又用文本形式创建出高等妓院的社会礼仪；男人们可以声言自己主张改造娼妓业；总之，男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界定自己。他们在书写娼妓的时候，也将自己放置进种种情景之中——忆旧的情怀唤起了往昔的中国、很不如意的现在以及能想见的国家未来之种种情状——由此他们便捕捉住、甚至创造出自己同其他上层人物的联系。他们的忧患意识通过妓女的形象得到了言说，因此妓女在20世纪的城市舞台上并不处于边缘位置。相反，她们是由男人讲述的关于愉悦、危险、社会性别与国家的故事中的要件，故事里面男人和女人之间权力的转换更迭，有时被用来表示家庭与国家或国家与外部世界之间同样不稳定的权力关系。妓女以“嵌入”的方式被带进历史记载： 她们嵌入了塑造她们的故事的人的历史，嵌入了他们的权力争斗之中。 但此处说的“嵌入”并不意味着静止不动。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具体的、可检验的文本印迹，事实上成了变动的过去的构成部分，那是被写进历史的人和事件与书写历史的人之间一系列游移不定的关系；我作为历史学者加入到这层层关系中来，只可算是最近泛起的涟漪。文人学士们自然不会将其赞赏性的或劝戒性的文章看成为“历史”；他们宁愿称之为回忆录、文学、对当局的劝谏甚或是历史传奇故事。这个事实本身只会使我们警觉地认识到，各种文类之间的疆界是游移不定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对于形成如今在20世纪末被我们笼而统之地称为历史记载的那些书面文字，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于是，新近的、有了改进的、内省的历史学者，对于受到质疑的意义和包容多种声音的不同眼光十分敏感的历史学者，也就有了更多的忧思。她要考虑的不只是她本人及其当代的关怀如何使讲述某些故事成为可能，却同时排斥了别的故事；她还必须时刻牢记，历史记载中的所有事情本身都携带着更早时候的争论和关怀的印迹。在自我意识很强的怀旧文字或劝谏文字中，情形当然是这样的，文章的作者以特殊的、具体的方式，将一个主体写进了历史。然而，那些看上去不讲究文字功夫的历史记录也同样载有早先的印迹。例如，统计数字就可以读成某些实体对于统计对象进行计数、分类、抽税、压制、改良或用别的方式塑造之的努力，而统计对象本身又恰是因这些团体实施了统计行为才得以凸现的存在。警察对马路妓女的讯问可以读成十分公式化的交往方式（在4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问答来回重复，几乎只能将此读成公式套话）。在这种问话的场合，执法官员将妓女归纳入不同的范畴，例如按动机来区分她们；妓女则很快就明白哪一种表白自我的方式会使她们得到最宽大的处理。历史学者如将这样支离破碎的东西读作一成不变的“事实”是很危险的，这并不是因为数字必然带有欺骗性，也不是因为被拘留的街头拉客女通常总会撒谎装假，而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一连串“事实”，而是它们的炮制过程；我们对“事实”及其出笼的过程这两个方面都应关注（当然，１３还绝不能忘记“我们”是谁，我们背负着什么样的历史包袱，可也绝不能时时催逼读者记住这些，搞得读者不堪重负）。 在精心刻画中国近百年娼妓史的时候，我力图勾勒出地形图谱，指明事实、事实的制造者和事实的诠释者之间游移不定的关联。我始终不忘“事实”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人们生产意义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究竟是否存在意义生产过程之外的所谓语言外经验，这并不是我所关注的问题。历史学者就其定义来说只能在话语的印迹中剔抉爬梳，在广义的文本中做文章。作为历史学者，我很感激有关娼妓的写作曾如此繁荣，留下了如此丰富的书面文字记载。然而，我又必须要问，为什么记载被塑造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模样；记载的图谱中那高高低低、坑坑洼洼、曲里拐弯的地形地貌又能对我们说出什么样的、关于记载人的故事，如他们的思绪忧虑、他们对自己在世上的地位的认识等等。 这种做法同罗伯特·伯考弗所说的“种族语境”实践，即将事物植入“生动经历者的语境和用语之中”的做法，既有差距，又有超越之处。我并不期望自己能恰如其分地重建19世纪末文人学士心目中的意义范畴（更不用说妓女心目中的意义了）；同时，我并不愿意、也绝无可能放弃自己要做的事情和要问的问题。但是，如果后结构主义理论使历史学者注意到自己在生产历史叙述时进行精心编织的过程，那我们也应该留意遍布在我们所阅读的一切文字材料中的、精心编织的痕迹，以及颇具匠心的呈示或遮蔽的印记。我们要做的不是寻觅“已然在那儿”的过去，而是寻找历史记载的对象、记载历史的人和我们自己这三方面互相之间游移不定的关系。 或许用一个烹饪的隐喻可以恰切地描述这样的追寻过程。我们设想书写历史的过程就是在剥洋葱。如果历史学者专心致志地一层一层剥开洋葱、去寻找想像中的本质内核的话，那么她会发现除了剥下来的一堆东西和刺痛的双眼外，什么也没有找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引起历史学者的兴趣的，是洋葱的形状和纹理质地，是其层层相包、层间有豁的构造方式，是其看似浑然一体、然而一剥便沿着起先看不见的裂缝纷纷散落的情形，是调查洋葱内里状况的行为切实改变整个洋葱形状的过程，是洋葱在各种情况下发出的气味，是调查行为本身对剥洋葱的人产生的影响——那么，以这种剥洋葱的方法对待历史便会产生丰富的成果。人们可以争议说洋葱是只等人去剥它的、先于话语的“已然”存在，所以这隐喻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归根结底说来，历史学者确实是在检查某个东西。不过我们还可以说洋葱并非真的先于话语而存在；为了使剥洋葱成为一件值得做的事情，首先需要将它认作食物。 本章首先描述各类史料中关于娼妓业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１４接着探讨1949年后由国家支持的修史工作如何“记忆”娼妓问题；再下来是简述现行史学实践的一些关注点，例如寻找难以辨认的下属群体的声音、像愚侠堂吉诃德似的寻找能动性和反抗的表现、探索半殖民主义这个社会范畴等——正是这些关注激发了本书对历史进行重新创构。本章结束时交代以下14章所采用的叙事的策略。创构历史的活动能作如此切分，完全是（我的）意志行为和（你的）搁置怀疑使然，这一点读者应牢记在心： 其实在认知和记忆之间、在记忆和重构之间、在重构和讲故事之间，本来并不存在截然的界线。
第一章 导言（四）
认知 当时的观察者是怎样了解上海的娼妓业的？有两类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搞清这个问题。一类是游记、指南书和被称为“蚊虫报”的通俗小报，它们以报道名妓的社交活动为主，当然也并非只限于名妓。另一类是主流大报，报道各个等级的娼妓的状况，通常写娼妓如何受到社会的压迫或写她们如何危害社会秩序。 社会上层人士书写的游记和指南书中有极其丰富的上海娼妓的资料。这些书文通篇或以绝大部分篇幅来描写娼妓。游历上海的人所写的旅行散文和随笔中，诗情画意地描写了娼妓，将此作为上海不可或缺的一景。一位在沪观光的官员在1893年的回忆录中写道，黄昏时分，“粉白黛绿者，咸凭槛倚栏，招摇过客。”他又说，戏园将散场时，“青楼之姗姗来迟者”就要登场了，“犹复兰麝烟迷，绮罗云集，诚不夜之芳城，菊部之大观也。” 指南书的前身是源远流长的娼妓回忆录，不过看来其受众是当时正不断扩大的城市读者群。这类书的书名有《沪人宝鉴》、《上海六十年花界史》、《花国百美图》、《柔箱韵史》、《海上冶游备览》等等，最后一部的作者使用了笔名“半痴生”。指南书内容繁多，如记录名妓生平，载名士的冶游艳事，编制妓院名册、介绍妓院内各色人物，详释娼妓行话切口，细绘妓院组织分布，描述妓女出局或在宴席赌局应酬时顾客应遵守的规矩，交代局资、付账的程式和赏赐等事宜，开列节庆日并指出常客每季必尽的义务，也交代忌讳之事和祭祀活动的礼仪等，书中有许多故事，讲述妓女如何使用种种伎俩，掏空了客人的腰包。 指南书成了权贵士卿互见互尚学识、１５风雅和智慧才情的场所。书中大量使用典籍掌故，就连称呼妓院麇集地所用的“北里”，也取自唐朝都城长安的妓院区。形容名妓的美色，用的净是花草园艺方面的词汇，浓艳之极；序言题词中，还连篇累牍地讨论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常喻名妓）是否胜过所有别的花。作者们互相作序，浅笑同好沉迷于女色，聪明才智竟不用来为皇上治国效力；在国力疲弱、外交失利的时刻，有的作者感受到上海妓女的歌声竟如此悲切凄楚，令人肠断。同时，作者们也表达了相互之间的赞赏之情，各自都赏识对方的深沉情感及其对同样情真意切的名妓的依恋。 指南书的主调是赞赏，但间或也会谴责鸨母，告诫客人避开妓院的淫风，或规劝妓女跳出淫业。即使在这样的文字中，作者仍很自觉地展示出渊博的知识，不仅表现出细致精到的道德情操与见地，也显得通晓诗词。有一篇“讨鸨母檄”，题目下面注明“仿（唐代将领）徐敬业讨武氏檄”；奉劝狎客和妓女的文章说成是“仿李白春夜宴桃园序有引”。 然而，熟谙诗文的作者在炮制笑话时也同样显得才思敏捷，如佯装政府命令，禁止在妓院街区晾晒内衣裤袜头云云；或用妓女的口吻给相好投递一封封情书；甚至还精心策划荤笑话，下面就是一则： 江西何某，年少工诗，有才子之目。来沪游历，寓某客栈。同寓某叟，金陵人，最喜咬文嚼字。一日何与叟在某处，见谢珊宝校书。因校书早闭花下之门，彼此不通一语，而回头溜眼，颇极流连。何因举随园诗话告叟云： 美人之光，可以养目；诗人之诗，可以养心；此二语真是切当。叟好杜撰俗典，假作斯文，因正色曰，此两句见齐东录，其下尚有四句。何明知其诳，故问之。叟曰，下四句，记得是绿野之游，可以养吾